英国所说的“反对”是指一个贵族政党执政时另一个贵族政党的态度。在那里“反对”并不是像在整个欧洲一样，不是指对另一些人的业务工作的业务性批评，而是指那种实际的企图，那种企图想强使政府的活动纳入一种让反对派随时都可以在适当时机取而代之的形式。但是这种反对立即（并且完全不顾社会先决条件）被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界看成了想要创造的东西的榜样，就是，在王朝监督下的一种第三等级的阶级统治，关于王朝的前途则并无很明确的看法。从孟德斯鸠起，英国式的安排被热情的误解所赞美，虽则这些大陆国家不是岛国，缺乏“英国式”演化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英国只在一点上是个真正的榜样。他们发现，当资产阶级已经进展得太远，以至于使专制国家又倒退成一种等级国家时，那里的图景事实上只不过还是它过去的样子。的确如此，在那里统治的只是贵族——但至少不是王室了。
作为转变的结果，大陆国家在文明开始时期的基本形式是“君主立宪”，它的最大可能性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共和国。必须彻底澄清那些空谈家的絮叨，他们是用无时间的概念，从而也就是用不真实的概念来思考的，在他们看来，“共和国”就是形式本身。十九世纪的共和国理想不同于古典的共和国，甚至也不同于威尼斯或原来的瑞士各州，跟英国的宪法不同于大陆“宪法”是一样的。我们称作共和国的东西是一种否定，由于内在的必然性，它要求被否定的事物是一种永存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具有从君主制借来的形式的非君主制。
血系的感情在西方人的心中是异常强烈的；他们心里牵强附会，即使朝代全然不存在了，也认为决定他们的政治行动的是朝代。在那里体现了历史的东西，因此我们不能无历史地生活下去。是像古典世界一样，朝代的原则绝对不影响一个人的内心感情呢？还是像西方的情况一样，它是实际存在的，以致受过教育的人要经过六代才能在自己身上摧毁它的呢？这其中的差别是很大的。感情是一切计划出来而非生长出来的宪法的隐藏着的仇敌；归根到底，它们只不过是恐惧和不信任所产生的自卫办法罢了。城里人关于自由——从某些事情获得自由——的概念把自己局限在一种纯粹反朝代的意义上，而且对于共和国的热忱也只是基于这种感情的。
这种否定不可避免地包含了一种理论的优势。朝代及其近亲外交保存着古老的传统和节奏，宪法中则充斥着制度、学究气和框架式的概念——这在英国是难以想象的，没有什么消极的和自卫的东西依附在政府的形式上。浮士德文化是一种最卓越的读与写的文化，这一观点并非没有道理。印刷的书籍是时间无限的标记。报纸是空间无限的标记。和这些象征的无限威力与专横相比，甚至中国文明几乎也像是缺乏书写的了。
在宪法里面，文献被用来代替知人知事的知识，文字被用来代替种族，抽象权利被用来代替成功的传统——不管卷入事变潮流中的一个民族是否还在起作用，还“保持它的形式”。米拉波反对那把“政治和虚构混淆起来”的国民议会，他是孤军作战的，不成功的。不仅当时的三种空想宪法——1791年的法国宪法和1848年、1919年的德国宪法——而且事实上全部这类尝试都闭目不看事实世界中的伟大宿命，以为摧毁了它，事情还是一样的。不是意外的事变，即有力人物所引起的偶发事件和紧迫情况在支配，而是因果律在支配——是原因与结果的不受时间限制的、公正的、不变化的、理性的结合。没有一部成文宪法懂得金钱是一种政治力量，这是有象征意义的。它们包含的是纯粹的理论，全都如此。
君主立宪的本质中的这道裂口是无法弥补的。在这里，现实和概念、工作和批评是针锋相对的，它们的摩擦就构成了一般受过教育的人所说的内政。普鲁士——德意志和奥地利最初确有宪法，但在古老的政治传统跟前效力从不很大，抛开它们不谈，只有在英国，政府的措施才是单一的。在这里，种族抵抗住了原则。人们知道：真实的政治、意志在历史性胜利的政治是一个训练问题，不是一个形式问题。这不是贵族的偏见，而是一件宇宙性的事实，它在任何英国赛马训练者的经验中比在世界上任何哲学体系中更加清晰地表现出来。形成可以使训练更细致，但不能代替训练。
英国的上层社会，伊顿公学和贝利奥尔学院就是驯练的基地，那里一贯有把握地训练出政治家来，同样的情形只有普鲁士军团的训练——训练成事物的潜在节奏的内行和主人（并不排除意见与观点的暗流）。他们受了这种训练，所以能在1832年以后泛滥一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原则的大洪流中保全和控制他们所指导的存在之流。他们有“训练”，具有一个骑师的柔和与镇定，当他骑上一匹骏马时，就觉得胜利越来越近。他们容许伟大的原则去打动群众，因为他们很清楚，使这些伟大原则见诸行动的“资本”是金钱，并且他们不采取十八世纪的野蛮方法，而代之以更巧妙同时效果并不逊色的方法，其中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以重新选举的花费来威胁反对者。大陆的空想宪法只看见了事实上的民主政治的一个方面。英国没有宪法，但人们却是处于“良好状态”的，在这里，民主政治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关于这各种的模糊认识，在欧洲大陆上从未完全消失过。巴罗克时期的专制国家是有一种十分清晰的形式的，但“君主立宪”则只是不稳定的妥协，并且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区别不像在坎宁以之后的英国一样，各有不同的、但经过良好考察的执政方式，轮番应用于实际的执政工作，而是根据它们各自希望改变宪法的方向来决定的，即，是向传统的方向改变，还是向理论的方向改变？应该使国会为王朝服务呢，还是使王朝为国会服务？这是斗争的关键，在争论中，他们忘记了对外政策才是最终的目标。一种宪法的“西班牙”方面和命名错误的“英国”方面是不会也不能共同生长的，所以在十九世纪，对外的外交工作和对内的国会活动是向两个不同方向发展的。每一方面在基本感情上对于另一方面都是陌生的，看不起的。“生活”在不是从它自身发展出来的形式中焦虑痛苦着。
法国在热月以后落入证券交易所的统治下，由于军事独裁政权的不时建立（1800年、1851年、1871年、1918年）才缓和一些。俾斯麦的创造基本上是属于一种王朝性质的，国会成分完全是次要的，但它的内部摩擦又十分激烈，以致耗尽了有用的政治精力，最后，在1916年以后把机体本身也消耗完了。陆军有自己的历史，它的伟大传统可以远溯到腓特烈·威廉一世，行政方面也有自己的历史。在它们中间，有着作为一种真正的政治“训练”的社会主义的根源，它和英国式的训练正好相反，但又像英国式的训练一样，是强烈的种族品质的一种充分表现。军官和官吏都受过高度的训练。但没有认识到培养一种相应的政治类型的必要。高级的政策是“按行政”处理的，次要的政策就成了无益的争吵。因此，自从那位即使没有真正政治家的支持（只有这种传统才能产生这种情形）也强大得足以把军队和行政当作政策工具来看待的唯一人物俾斯麦逝世以后，军队和行政本身终于变成了目的。当世界大战的结果导致上层阶层衰亡时，剩下的就只有受相互反对的教育的政党了，它们把政府的活动降低到一种任何文明中前所未有的水平。
然而今天的议会政治完全处于衰退中。它是采用其他手段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1789年第三等级的革命被赋予合法的形式，它和它的敌人王朝一起联合为一个政府单位。事实上，每一次近代的选举就是一次通过投票箱和每一种口头的或书面的刺激来进行的内战，每一个伟大的政党领袖就是一个拿破仑。这种意在无限地保持有效的形式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在其他任何文化中都会是无意义的，不可能的；从这当中，我们再一次看到了我们沉醉于“无限”、历史的预见和预谋、安排遥远未来的意志的具有特征的倾向，但这一次是以资产阶级的现实标准为根据的。
不过，议会政治不像绝对的城邦和巴罗克国家是个顶峰一样，它不是顶峰，它只是一种短暂的过渡，亦即在具有成熟形式的文化晚期和无形式世界中的伟大个人时期之间的一种过渡。它像十九世纪前半期的房屋和家具一样，包含着一种良好的巴罗克遗风。议会习惯是英国的罗可可式的——但已不再是没有自我意识的、寓于血统中的，而是皮毛的、模仿的和依靠善意的。它只在最初短暂的热情期内才有一副深刻而持久的面貌，随后，只因在胜利的得意中尊重自己新近获得的地位，才使它不得不去采纳被击败阶级的高尚态度。即使形式和利益矛盾也要保存形式，这就是使议会政治成为可能的风尚。然而，当这种习尚最终被充分遵守时，这件事实本身就表明议会政治的本质已经消失了。非等级者又分成了它原来的各个利益集团，坚强的和胜利的自卫热情过去了。
一旦形式失去号召人们进入防卫营寨的年轻理想的吸引力时，不通过（甚至不顾）投票箱来达到某种目的的非议会的方法，比如金钱、经济压力，特别是罢工，就会出现。不管是大城市的群众还是强有力的个人对于这种既不深刻又无过去的形式都是不会真正尊重的，一旦发觉它只是一种形式时，它业已变成了一个记号或影子。在二十世纪开始时，议会政治（甚至是英国的议会政治）就迅速地想要担负起那曾经属于王权的职务。它在虔信的大众看来是一种动人的壮观，而在法律上业已从王室转移到人民代表手里的重大政策的重心，则在事实上正在从人民代表方面转移到私人团体和私人的意志方向。世界大战差不多完成了这一发展。从劳合·乔治的统治和法国军阀的拿破仑主义，是无法回到昔日的议会政治中去的。至于美国，它一直是站在旁边的，是独立的，与其说它是一个国家，不如说它是一个地区，它从孟德斯鸠学说得来的总统与国会的平行，自从它参与世界政治以来就难以保持了，一旦真正的危险时刻到来，它肯定会让位给墨西哥和南美久已为人熟知的那些无形式的权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