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本身是一种浪漫的精神，它超越了婚姻，但是不妨害它。”
——李敖
自古以来爱情都是人类咏唱不已的主题之一。而在李敖的眼中，配谈爱情的却没有多少人，比如，他嫌尾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痴情；吴三桂不配谈爱情，因为太混球；张生不配谈恋爱，因为太下贱；唐明皇不配谈爱情，因为太胆小。换种说法就是：配谈恋爱的人就必须不痴情、不混球、不下贱、不胆小。那么到底谁最适合谈恋爱呢？李敖认为除了他自己，除此之外，就只还听见他稍微夸了下海明威和罗素。没啥大不了的理由，主要是因为这两个人很善于离婚，而且在恋爱与离婚的过程中，完全没有受到丝毫的损失或打击。永恒或专一都不是这两个人崇尚的，他们拥有让爱情保持新鲜的方法，那就是把它染上新的颜色。
关于不痴情这个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不专一，李敖特地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了一番探讨。他认为除了各种机器设备需要折旧外，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东西都应该折旧，这样才有利于各方面的更新换代，从而保持旺盛的生产力。所以说，同志会折旧，战友会折旧，知识会折旧，情人也会折旧。只不过情人最好还是别折旧，与其折旧倒不如提前报废。而在李敖的眼里，情人的报废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就和人的生老病死一样。
李敖觉得下贱这个东西是比较难定义的，在爱情关系中，李敖认为不要追求得太吃力。对此他的经验是：春不可不叫，但是自己叫春于先，她才可能叫床于后。所谓叫春，完全可以看做对追求的比喻，那么目的也就无非是上床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李敖通常会布下蜘蛛网，主动地求欢，但这种主动只有一次，否则就太吃力了，这是为了不给自己找累，同时也是李敖自己的原则。李敖也说过，他最佩服的就是那些对女人穷追不舍的雄性动物们，他们是那样的厚脸皮，那样的耐心，那样的没骨头。而被这些男人蛊惑，接受这些男人的女人们，则是由于一种误解，她们把奴才错当英雄了。
李敖觉得爱情就应该是快乐之源，凡是妒嫉，独占，要死要活，鼻涕眼泪的恋爱都不是正确的恋爱。总之记住一句话，不要把爱情看得太重，虽然它的确是人生的重要内容，却不是人生的全部。
中国式爱情
何为中国式的爱情？中国式的爱情就是指深受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影响，带有浓烈的中国地方特色的爱情方式。虽然按照这个方式来恋爱的人不少，但是也有很多人对这种中国式爱情提出了异议，甚至于抨击，李敖就是其中之一：
“在现代化的二十世纪八○年代中国，我们看到现代化的电子情歌、现代化的性病医院、现代化的人参补肾固精丸，却很少看到现代化的爱情。
“现代化的爱情是什么？现代的中国人知道的似乎并不多，他们虽然也风闻什么自由恋爱，也爱得自称死去活来，但是，他们的想法太陈旧了，做法太粗鲁了，手法太拙劣了，在现代化的里程碑上，他们的爱情碑记，可说是最残缺的一块。”
“从古书中，我实在找不出中国男人有多少罗曼蒂克的气质，所以，根本上，严格说来，他们形式上的“爱情”也简直不成其为“爱情”。吴伟业、陈其年歌颂的“王郎”、曾国藩歌颂的“李生”，我总恶心地感到，这些都是变态，不是爱情。一如《红楼梦》里演戏过后的柳湘莲，被薛氏之子误为相公，而要按倒在地一样。你不能说这些是爱情，爱情不该这样陈旧、这样粗鲁、这样拙劣。只要稍用水准，稍讲情调，你就会发现：过去中国式的爱情，实在不及格、不及格。中华文化复兴吗？在爱情的范畴里，我们能复兴到什么？”
李敖说明了一个问题：时代在发展，一切都在变，但是爱情方式仍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中国式的爱情。说白了就是换汤不换药。爱情是浪漫的，但中国式爱情从一开始就不浪漫，甚至可以说是带有压迫性质的。如果说中国先民的理想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么在古代，中国式爱情更多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存在——媒妁之言。中国古代，男人若是有一点钱或权，还能“娶妻娶德，娶妾娶色”一下，至少还有个挑选余地；但女人就不行啦，全凭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古代女子结婚就像买彩票，中奖算你运气好。
慢慢地，西风开始东渐，中国人总算知道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外还有个“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时候只要谈到爱情，总是逃不脱反封建家庭或是妇女解放这几个话题，最后，爱情和自由被整成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也，看看那个时代众多作品对爱情的描述就知道了，比如《家》、《春》、《秋》、《伤逝》等。
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爱情与婚姻是可以用数字说明的，此外，还出了不少形象的专有名词。那个时候的人大部分初恋年龄在21岁往上，“早恋”成了公认的坏行为；从首次约会开始计算一直到两人拉手，通常要花费20天以上，接吻的话还要再来25天，婚前性行为基本是没有的；那个时候恋人被称为“对象”，“办事”就是结婚，妻子被称为“家属”……那个时候因跳舞联欢而结识并结婚的男女占了三分之一，大学生夫妻是一种流行。那个时候的婚姻最稳定，产生外遇的情况少之又少，是一个充满了自由与诚意的时代。
七十年代开始上山下乡，因为离开自己的归属地，又怕回不来，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有爱不敢恋，有情不敢谈。八十年代中国人一瞬间油滑了起来，男朋友或女朋友不能用“个”计算，而要用“打”。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江南北，中国人的生活观念不断改变，于是进入21世纪，人们的恋爱条件变成了有房有车有钱有魅力……对此，李敖只是劝诫道：“现代的中国人，必须练习学会如何走向现代化，用现代化的水准与情调，开展现代化的爱情。迷恋秋雨梧桐，何如春江水暖？感叹难乎为继，何如独起楼台？在罗曼蒂克的爱情上，中国文化和乡土，都无根可寻、无同可认，虽然本是同根生，无奈土壤不对，对现代的我们，实没好处。”什么样的时代谈什么样的恋爱，这才是顺应时代的大潮。
传统的爱情观与婚姻观
“中国过去的爱情传统，是不平等的、缺少相对主体的、人格分裂的、胆怯的、娼妓本位的、男色的、没有人权的、缺少罗曼蒂克的、病态的。我读古书，少说也有三十年，我实在无法不做出这样令人不快的结论。”
——李敖
李敖会做出这样的结论并不奇怪，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各方面束缚颇多，尤其男尊女卑思想，更让女性无法抬头：“讲爱情，第一要件就得承认两个主体——男方一个主体，女方一个主体，没有这种对主体的承认，什么情不情的，都无从说起。中国老祖宗在这方面，做得真糟，他们不承认女方做为主体的地位。中国人对女性的尊重是‘母性式’的，并且尖峰发展，成为孝道，有的甚至有点‘母子恋’了。在另一方面，女人在没‘身为人母’的情况下，也就谈不上什么，地位低级已极。中国男人一生下来就‘弄璋之喜’，弄璋是玩玉石，玩玉石可增进德行；女人一生下来却‘弄瓦之喜’，弄瓦是玩纺车，玩纺车可见习做女工。
一套男尊女卑的天罗地网，打从出生开始，就把女人罩住，女人除非熬到‘老娘’地位，才算以寡妇之尊，酌与长子抗衡，除了‘老娘’外，永远踩在败部里，翻身不得。”，除此之外，中国人的爱情观与亲情观历来也是混为一谈的。把这种现象换成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爱情久了，将会沉淀为亲情。而中国人自古重视亲情明显超过爱情。“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这样的观念尤其深入人心，就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而言，血浓于水的亲情关系是至死也不可舍弃的，而已经厌弃的情人则可以随便抛弃。所以，就算有了自己心仪的爱人，一旦家长反对，一样也是劳燕分飞。遇到这种事情，通常情况下被抛弃的肯定是女性，谁让古代女人一开始就处于不平等地位，封建礼教那一套有一半以上是用来束缚女性的，李敖对此更是嗤之以鼻：
“我们从老祖宗时代开始，就是一个讲道统的社会，在上层社会里，婚姻是一个合二姓之好的外交关系，有着上事宗庙下继后世的大使命，在下层社会里，婚姻又带给婆家一个不花钱的小女工，完全脱不掉宗法和经济的目的，从来没把感情放在第一位，更别提什么恋爱了。
“所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想法里，在“男女不杂坐”的纪律里，在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的风俗里，卓文君固然是淫妇，贾充的女儿也不是好东西。
“人人都限定要“以礼自防”，没有人敢露出真感情，经书里告诉我们叔嫂不但不能通问，寡妇甚至也不能夜哭！几千年来，感情早就被我们放到冰箱里！所以在中国历史中，我们找不到几个正常的爱情故事，更没有罗曼蒂克的真情。”
所以说，中国传统的爱情观与婚姻观完全可以通过中国传统的妇女观来说明与解释。中国古代女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忠贞于感情，她们通常以一世为承诺。这也是中国传统爱情最为重视的，“好女不嫁二夫”也是女子必须要遵从的。爱是一种占有，中国古代女子的占有通常表现在对个人的完全占有，而男子就不一样，他们的占有大多是一种博爱式的占有，从一而终只是对女子的要求。这种道德规定的要求范围很广，它不仅要求妻子在婚姻关系存在期间必须保持对丈夫的绝对专一与忠贞，甚至在婚姻关系开始之前以及终止之后也有所规定，也就是在没有正式成亲之前，未出阁女子就要求对其未婚夫尽忠贞义务。而婚后被丈夫休回娘家或丈夫去世时也不能再嫁他人，一定要为前夫或亡夫守节守寡。从古至今，但凡追求真爱之人莫不看重对爱情的坚贞以及忠诚。
但是，前路未卜，人生时有不幸， 命运也是多有坎坷， 现实有着各种挫折， 这些都是对爱情的忠贞程度的严峻考验， 特别是在我国这种经过封建思想长期洗礼的社会环境中， 男女的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地位都是极其不平等的， 自然在爱情上也毫无平等可言， 正因如此， 女性的爱情更是随时处在被背叛的危险当中，毫无保障可言， 也因此古代的女性们非常重视爱情的忠诚和坚贞。比如：“我欲与君相知， 长命无绝衰”， 这就是对忠贞爱情发出的至死不渝的誓言；“相去日已远， 衣带日已缓”则诉说了长久刻骨的思恋之苦；“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则是痴心不改的体现。这些诗句所表现出来的思想不能用愚钝，也不能用“死心眼”来形容，它们只是深受封建礼教思想毒害的中国女性思想的真实写照。作为誓言的确动人，但其中透露出来的问题也令人深思。中国传统女性的德行方面一向讲究含蓄以及矜持。她们一般不敢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她们必须保持一种自持而内蕴的风范。而唐代诗人刘禹锡的《竹枝词》二首中的一首就以一种模糊朦胧的意境表现出少女的初恋心情，整首诗含蓄而内敛，完全没有现代表达爱情时那种赤裸裸的咄咄逼问以及白刃相见，内容如下：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踏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还有晴。
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非礼勿视，非礼勿看，非礼勿听。”根据儒学要求，女子必须要修身立德，这也是中国古代的爱情诗歌大多采用托物言志的方法来表达感情的原因。另外，中国传统女性在婚姻方面没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中国婚姻一向讲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谓孝字为先，这使得许多真心相爱的男女不能在一起，李敖对此进行了诊断：“中国传统中爱情出了毛病，最基本原因，是男女结交，不靠自由恋爱，而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间事，一开始就不是两个人间的私事，而是父母媒妁‘大锅炒’的亲事。这样的结交，一开始就以家族本位，代替了爱情本位，夫妻之间，想在这种本位下产生罗曼蒂克的爱情，实在气氛不足。所以，中国的爱情故事，像《浮生六记》式的闺房记趣，为数就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