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作品一向以文字尖刻讽刺、不留情面而闻名。他的文章多数都毫无例外地强调“己是人非”这个观点，由此可见李敖的是非观念通常倾向于报端的两极化，两极化的李敖在自我以及自我理解方面缺乏对幽微面关注以及对潜意识层次的测探，由于这些原因李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通常都是大刺刺的快言快语、直来直去。也因此，他的文章感染力极强，别人很难模仿这种只属于李敖的独特风格，用“效者众而肖者无”来形容绝不为过。李敖作品的最主要形式是一种混合了历史专论与杂文的文体，暂且可将其称为“考据杂文体”，李敖对这种体裁的运用可谓炉火纯青，整体风格火辣而又引人注意。因此，李敖的杂文、各种评论文章等，常常会激起波浪，引得人们争议纷纷。
例如，李敖曾经评价过余光中：“一软骨文人耳，吟风弄月、咏表妹、拉朋党、媚权贵、抢交椅、争职位、无狼心、有狗肺者也”、“文高于学，学高于诗，诗高于品”等，并认为余光中的言论粉饰了在蒋介石当政期间国民党政府的各种专制行为。柏杨也是李敖唾沫星子的宠爱对象之一，这主要源于柏杨坐牢之后的临阵倒戈，对于原本是朋友的柏杨李敖说话更加的不客气：“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好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这些措辞极为严厉的评价在学术界以及民间都有不同的反应。有人反对，觉得李敖粗鄙，就是一个会骂脏话的“文化流氓”，有人拍手叫好，觉得李敖骂得爽快过瘾，说出了人们的心声。总之，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李敖的作品都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其文章的魅力由此可见。
李敖的文章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喜爱调侃与幽默。比如，李敖调侃三毛的虚伪：“三毛的言行，无非白虎星式的克夫、白云乡式的逃世、白血病式的国际路线和白开水式的泛滥感情而已，她是伪善的。”李敖对无耻政客幽默的讽刺：“当话是别人说的，你该吭气而不吭气，反应可作两种解释：一种是有度量，一种是不要脸。当话是你自己说的，你用大厚嘴唇说了那么多不要脸的话，你就无气可吭，反应只能作一种解释：就是不要脸。”李敖在维护他人顺便暗贬对方时的诙谐：“你可以骂人、可以打人，但你不可以打骂之后还恶心人，恶心凡人之后还恶心圣人。”诸如此类的例子数不胜数。
李敖为人乐观，从他多次入狱却仍然坚持写作、遭遇打击却仍然快乐生活可以看出。李敖有很多作品都以“快乐人生”为主题，教给人们“人生得意须尽欢”、“爱情是快乐的”等道理。比如，在他的文章《寻乐哲学》中李敖就说道：“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不可忘记我们老祖宗们那‘不守清规’的一个面，不可忘记他们的自然与快意，不可忘记在形式主义的森严气氛里，他们曾以笑脸和血汗，把过度严肃的传统文化，赋了生机、开了新路。我们怀念他们，我们向他们致敬。”，还有“练习放弃有毒的思想，是走向活泼人生的第一步。”也因此，对于一些无病呻吟、整天哭哭啼啼的文章李敖极为鄙视：“够了，够了。我们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痕迹，不再需要软弱与苦恼的文学。
时代已经苦够了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阳刚、笑脸与活力。在三百四十三页的《窗外》中，江雁容平均每十页哭一次，再加上她妈妈的眼泪和康南的眼泪，已经“泪如雨下”了。我们怎么还吃得消？琼瑶如果非朝言情小说的路上走不可，那我也劝她多走走莎岗式的路线，而不要只走前期奥斯汀的路线。莎岗笔下的女娃儿，不像江雁容那样的诗词歌赋，甚至不读《罗亭》，也不读《忧愁夫人》，但是她们是活生生的现代女性，有热情、有勇气、有曲线、有伟大的灵魂、也有肉。我盼望在琼瑶的笔下，能够迟早涌出这种新时代的女性，不再‘泪眼向花’，而去‘笑脸上床’。如果这样，我们的时代，也就愈来愈光明了！”这种类型的文章绝不可能出现在李敖的作品中，因为这类文章与李敖整个的文学风格以及写作基调可以说是完全背离的。
而李敖对于词语方面的精于使用也为他的文章增色不少。任何字、任何词、任何短句都能用在李敖的作品当中，可以说没有李敖用不了的字，也没有李敖写不出来的句子，李敖的文章多是随心而成，基本上很难在里面找到章法。但是，这种桀骜不驯、激烈尖锐、自然随意的文章却能让人读得酣畅淋漓。李敖的作品可以说是自由的知识分子对独立思考的一种坚持，同时也是对男性强悍体魄以及精神的追求。李敖能够如此有胆有识，无限放大自己的声音，主要源于他不迷信也不屈服于任何形式的主义及权威、经常性地独立思考与判断。而这种种做法正是许多大陆知识分子所做不到的。而李敖本人也对当前的一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写文的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文艺工作者要保持耿介与纯度，保持此心此身的澄明独立，不能人缘太好，人缘太好，好到生张熟魏都一网兜收，就大不祥了。台湾的文艺工作者之没有大成绩，原因之一，就是人缘太好，怕得罪人，结果许多精力用来做公关、做交际、做捧场、做掩护，最后自己的澄明与独立都混浊了、沦没了，他们的下场，就是我说的‘做人成功，作文失败’。”这些话语字字珠玑，只望各位文艺工作者们共勉之。
李敖本人非常推崇胡适，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以及演讲中都有提到过胡适。但是李敖在写作上却没有继承到胡适的那种宽容文字传统，当然，李敖的语言也不属于林语堂或者梁实秋等人的那种柔软的表达方式，他一开始就选择了战斗的方式来展开自己的写作生涯，与谁战斗？当然是与他认为是敌人的或者值得战斗的人战斗。他本人也发表过一些对敌战斗的言论：“对敌人，要永远斗争，对朋友，要间歇斗争”，在李敖眼里，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所以有时他也戏称：“朋友会要我送书，敌人会买我的书，所以我拼命掐死朋友制造敌人。”因为一直保持这样的战斗精神，李敖的文字也一向被他经营得尖锐而猛烈。从这方面来看，李敖与鲁迅倒是有了一点精神血缘的关系(李敖的父亲李鼎彝曾在北京大学读书，而鲁迅是他当时的老师)，特别是在对敌姿态以及经营文字的力量上，二者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李敖自己完全不承认这一点。详细会在下面说到。
李敖与鲁迅
“鲁迅有他很多的优点，可是，如果六十年后、七十年后、八十年后，我们给他的评价如果不相当，过分地高估了鲁迅，过分地赞美了鲁迅，并且认定了鲁迅这些作品都是最好的，而变成我们一个典范的时候，我觉得很危险，为什么？证明了我们没有进步。”
——李敖
李敖对鲁迅的看不上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多次在自己的作品中、访谈节目里或是演讲中炮轰鲁迅：“我们今天查鲁迅的历史，一定要看到这些记录，什么是伟大的革命家？革命家最大的特色，就是要有这个勇气，跟你所要革命的对象对干嘛，当时对象是什么？当时对象是国民党政府，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我当时在上一次的节目里面，我拿出资料来给大家看，就是在一九二九年前后，鲁迅对国民党政府根本不敢碰，根本不敢骂，他骂来骂去骂什么呢？就是今天你们所看到的，整天骂中国人，中国人这样子，中国人那样子，不敢批评真正中国人里面的这些该骂的人，他不敢骂，只是中国人整体跟着倒霉，整天来骂中国人。
”虽然鲁迅被李敖贬低至此，但是不可否认两人都是见识非凡之人，他们的文字也都力透纸背。李敖曾经狂妄地说过：“五十年来和五百年内，中国人写白话文的前三名是李敖、李敖、李敖。”很显然，李敖把鲁迅排除在外，直接让他出局了。但是李敖排斥鲁迅并不代表他和鲁迅毫无关系，相反，李敖将鲁迅当做了一个潜在的对手，从李敖对鲁迅的作品非常熟悉就能看出来，李敖也经常征引鲁迅的话，可以说李敖完全体现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精髓。相比起其他一些不待见鲁迅的文人对鲁迅的态度，李敖的做法可爱多了，比如钱钟书的父亲曾和鲁迅有过文字上的冲突，钱钟书对此也许耿耿于怀，总之钱钟书对待鲁迅的作品也是轻视且不屑于一看的，而在钱钟书的作品中你基本上也找不到关于鲁迅的任何字眼，这完全可以称为一个学术之谜。
李敖与鲁迅都是勇敢而无畏的，他们的文字也都以不宽容而著称。李敖曾经以他人的口吻评价过自己：“李敖不是宽容社会下的产物，他是不宽容社会的见证。一个社会出现一位李敖，哪里是容易的事，又哪里是平白得来的呢？”而鲁迅也有一句名言：“一个都不宽恕。” 李敖称自己的作品为直言率真的“狂叛品”， 而鲁迅则说自己的反抗“不过是与黑暗捣乱”。所以，两人毫无悬念都落下了爱骂人的名声。以这样的方式来评价两个人的文字也许显得浅陋，但是，这样的形容也才是最贴切的，因为是骂人也是讲艺术的，这其中有许多学问与讲究。郑板桥有一副对联形容的好啊：“隔靴搔痒赞何易，入木三分骂亦精！”用它来说明李敖和鲁迅的骂人是十分准确的。正所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作家杨照曾经评价过李敖，话是这么说的：“李敖当然是不宽容的，他只接受他自己的绝对标准去评量周遭的人与事。所以他不可能从不同的、多元的角度去佩服其他人。在他的标准他的逻辑里，要证明自己的坚强唯有凸显自己的独一无二，不孤立就不足以显示他的绝对的地位。不过这种反复坚强、孤立的表示，长期以来成了执意固念(obsession)，也就使得许多人忽略、忘却了李敖被打造成这种绝对强人，背后曾经经历的苦痛与委屈。这是李敖必须付出的代价之一。”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可见杨照对李敖可谓了解透彻，他将李敖真正而完整地还原到了符合当时情况的个人心境以及历史语境中，与其相比，其他一些指责过李敖的人，可以说完全忽略了李敖“背后曾经经历的苦痛与委屈”，相对的，一些指责鲁迅的人，也经常会犯这样的错误。
在这个时代中，像李敖这种类型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他坦诚、直率而又尖锐的说话习惯是许多文学工作者所没有的。李敖的文字是对那些献媚、吹捧文字的挑战，它使得人们对文字多了一份敬畏，当然，对于某些人则是产生了恐惧。由于李敖，文字的力量被真正显现了完全可以说，李敖可以说是继鲁迅之后真正让杂文事业有了实质性发展的人，他的杂文不仅仅有针砭时弊的作用，还经常与资料考据以及历史专论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文体风格，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考据杂文体”。李敖经常在考据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最终使自己的各种论点获得证实。虽然说话不留情，经常招致人们的不满，但是由于材料与论据的充分，也使那些对李敖不满之人以及被攻击的对象常常无话可说。由此可见，李敖并不满足于将自己禁锢在所谓的道德立场之上，这是他与其他杂文作家最大的不同。比起其他杂文作家，李敖的文字要更加深邃且宽广，他的文章所表现出来的历史学术性以及思想深度也是其他杂文作家所不能比拟，与其说李敖是一个作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个历史学家或思想家。
尤其将杂文与历史材料相互融合实用这点上，也许连鲁迅也会自叹不如。可以说李敖在发现材料、收藏材料以及运用材料方面极有天赋。但这并不是李敖与鲁迅的主要区别。因为从根本上来看两人就是不同的。李敖为人乐观向上，一直活得积极昂扬，无论自己遭遇多少挫折、外界环境多么艰险，李敖都一直保持着一副自满与自得的精神架势，坚持以揭短方式来证明自己的正确。这种精神状态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由内而外体现出来的，相比之下鲁迅则是一个比较彻底的悲观主义者。
其实细细想来，大家也应该知道，如果李敖没有那么乐观主义、没有将以自我为中心作为保护色，他还能安然活到今天吗？如果李敖像鲁迅那样保持绝望与阴郁的悲观主义，那么今日的李敖即使没有死在狱中，也已经被自己制造出来的悲哀折磨得奄奄一息了。所以说这既是李敖的优势也是他的幸运之处，但任何事情都有两面，这种优势在帮助李敖的同时也造成了李敖在文字上的局限——缺少鲁迅式的自我追问以及自我反省，这使得李敖的文字无法涉及的确存在的悲剧领域，可以说是李敖文字的一种巨大缺失。有些时候，自我悲剧的深刻程度会超过历史悲剧，而李敖的自负让他失去了自我悲剧的能力，虽然李敖也写小说对此进行弥补，但所收到的效果却甚微。
总之，李敖与鲁迅，一个最为率真鲁莽，往往直来直去、指名道姓；另一个则最懂技巧，擅长声东击西、指桑骂槐。各家皆有长短，不足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