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飞机由雅典直飞以色列台拉维夫。因为那阵子东欧集团陆续瓦解，犹太人掀起了返国潮，因此机上有四分之三的乘客都是犹太人。当飞机降落在台拉维夫机场，机轮触地的一刹那，整个机舱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及欢呼声。等到下机时，发现还有不少人眼眶红红的，有哭过的痕迹。
台拉维夫机场安检极其严格，导致出海关的时间非常久。来接我们的导游是个知识渊博的老头，不过他是个巴勒斯坦人，以至于在后来几天，他一抓到机会就骂以色列政府，幸好司机听不懂英语。在以色列的几天，大概就去了耶路撒冷、伯利恒、加利利等几个《圣经》里比较常出现的地方。以色列虽然是个犹太教国家，倒也挺会操作这种以宗教为卖点的行程，这些与《圣经·新约》有关的景点也大多数都有东正教会。看来，世界各地有一堆来“圣地游”的游客。
在某天的夜里，半梦半醒之中，听到寂静的远方传来一声枪响，响彻整个夜空。当时就心想：“该不会开战了吧！”然后又昏睡过去。没想到第二天起床，一打开电视就看到新闻：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整个气氛顿时就紧张了起来——街上军人比前两天增多，连战车都直接停在重要的街口。当然，这也给观光客更多的机会找荷枪女兵合影。
在以色列待了几天，就从陆路往埃及走，在边境检查更加严格。与其说严格，不如说刁难。有经验的导游拿了一些钱出来塞在海关手里，结果海关连检查都不检查就让过了。过安检后回头再看，好像所有旅行团都是这样做的。
过边境后，各旅行团的班车都已经在等，但要等这一批旅行团全部都过关上车后，整个车队才会前后都有军车保护着前往开罗。这段路要穿越西奈半岛的沙漠，沿途看到不少废弃的战车遗骸，都是当年以埃战争时留下的。行驶大约七小时后，到了苏伊士运河，连人带车都上渡轮，过运河后再次上路。这时离开罗已经不远了。
这段路大约走了九个小时。因为行程的关系，只在埃及停留了三天，只在开罗玩而已，能想得到的景点如金字塔、狮身人面像也去过了。第四天清晨坐飞机至沙特的吉达转机至肯尼亚。当时正值战争爆发，沙特又是在最前线，机上每个乘客表情都很凝重，生怕飞机就这么被飞弹射下去。顺利到了吉达机场，安检又是严格到极点。虽然只是转机，但前前后后被安检了七次，连爸爸那本厚厚的《圣经》都被拿起来翻，大概是怕里面藏枪吧！
那一年的前不久，刚好沙特与台湾当局“断交”，但当地人对台湾还是熟悉的。在机场里的商店乱逛，说是台湾来的都还挺吃得开，再加上我们几个小朋友……嗯……应该还算可爱啦！所以那边的免税店店员，一直塞糖果给我们吃，还一直叫人来看。原来台湾来的小朋友那么稀奇啊！
顺利到了肯尼亚首都奈洛比，爸爸与同行人员参加为期一周的会议，家属们则参加大会组织的游览行程。每天都有许多不同行程可以参加，不过在肯尼亚就是每天都到不同的地方去看野生动物。大会安排的餐厅是会场楼下，后来才知道那是一个广东老头开的。这个老头已经在肯尼亚住几十年了，虽然我们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几乎都是他儿子代为翻译的，不过看得出，老头看见同样是黑头发的中国人后，非常激动。
从肯尼亚回来后，顺路又飞到罗马玩了三天。当然，对小孩子来说，什么千年之都呀，不是重要的，唯一的印象就是在那些街边或百货公司，用羡慕崇敬的眼神仰望资本主义第一世界神奇华丽的各类商品。此外，也忘记了因为什么事被妈妈处罚，在餐厅吃饭时被叫出去大骂一顿，并在一群洋人面前罚站，原来这就叫“出洋相”。
我一直非常感谢父母给我这次机会，带我们出去玩。大概就是因为这次经历，培养了我对旅行的爱好，我比较喜欢自助游的习惯大概也是那时确立的。因为当初不能脱团到处乱跑去看想看的，让我觉得很痛苦。现在一赚到钱，有机会就往外跑，游山玩水的，结果导致一事无成，不知道是幸还是不幸。
初中课程
1990年暑假过后，我上了二年级，原来的班级没有被打散，倒是换了个杀手级的班导师（班主任），比较年轻，教数学的。教得好是有口皆碑的，但同样的，体罚起来也毫不手软。初中二年级的学习科目有国文、数学、英文、理化、地理、历史、生物，上了三年级还多加一科地球科学。每天早上都会来一次考试，老师会给每个同学设标准。本人资质较差，数学只要考 60分就好，偏偏我又常考不到这个分。其实大多数同学都考不到标准分数，所以每天中午吃完饭后就成为大家心惊胆战的时刻。老师一边狡猾地笑着，一边念名字发考卷。同学们一个个到台前领考卷，若是没考到标准，就自己乖乖伸出手来，该打几下打几下，最多 20下。不过说来也怪，虽然大家都害怕考不好被处罚，但就是不懂去努力读书考得再好一些，而是一次次心存侥幸。
说起体罚，每个老师有不同的风格，就连教鞭用的都不一样。有些喜欢拿热融胶棒，有些喜欢拿长长扁扁的木棒，有些喜欢用细细的藤条。所以，最后大家也养成一个习惯，新老师一进来，我们就看他手上有没有拿教鞭。有些老师把教鞭带进教室，就让人感觉寒光四射。
后来，同学们也发现了被打时的反制方法，比如说先在手上涂酒精或红花油，跟老师硬碰硬。另外也有一个以柔克刚的方法，就是每次被打到的一瞬间，手掌顺势往下掉，减低冲击力。但终极方法是一个很聪明的同学运用物理学的原理发现的，就是双手不要合拢，尽量张开一点；并且靠近老师手腕的那一边要比较高一点，如此一来，打到的部位是手掌肉多的地方；而且根据杠杆原理，越靠近持鞭处力气越小，打下来碰到另一只手掌时已经没什么力道了。从此，我们根本不怕藤条棍子了，但还是要装得很痛的样子。
处罚方式也是五花八门的，除了打手外，有些老师还会捏眼皮，捏嘴角，捏耳朵，而且可以把耳朵扯到整个人都抬起来（隔天都会淤青），拉完以后还真怀疑耳朵还在不在，或者有些老师喜欢罚半蹲，双手抬椅子罚站。更狠一点儿的会叫你去操场跳上几圈青蛙跳，这时你就会恨不得被鞭子抽，早死早超生。不过老师处罚学生，似乎要看对象，好学生偶尔犯错不会被处罚。当然了，在老师心目中，学业成绩优秀的，当然就是好学生。
其他课程，还有音乐、美术、家政、工艺等副科，后面这两科比较特别一点儿，当时是男生上工艺课，女生上家政课。工艺课有专门的工艺教室，会教学生做一些木工或简单的铁工。家政课则是女生学习做菜烧饭、缝纫之类的课程。但是到了妹妹上初中时，这两科已经变成男女都要上了，大概和那时候妇女团体强烈要求男女平等有关。总之，初中的学习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升学，一切以升学为导向。一切与学业无关的课程都尽可能被忽略，那些课程时间也都尽量被拿来上主科课。
我比较了数理化及英文等课程，发现，其实大陆与台湾的课程内容都差不多；而在国文方面，当时台湾的国文教科书，则几乎都是文言文，一册里大概只有两三课是白话文，占全部的二成而已。并且，文言文几乎是每课必背。其实，并不是所有老师都那么喜欢文言文。初中三年遇到不同的国文老师，有些要求能写出简单的古文，有些则抱持着古文无用论，要求能写出词义通顺的白话文即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与地理课程。历史教学，是从中国几千年历史一朝一代慢慢教下来的。几百年以前的事还好，但到了近代，可能是时代近了吧，烦琐的事越提越多，比如清末的一大堆条约，每个条约签订的年代、为何要签订、签订后的影响等，都要求填鸭式地背下来。这时候你就会特别咬牙切齿地深深叹息，恨铁不成钢，哀叹为何我国到了近代是如此的羸弱不振，搞得条约一大堆。其实背到最后，除非记忆力特别好的人，大都会搞混淆。在当时初中的填鸭教育环境下，不只是文科要求背，更极端者连理科也会要求背一些定理公式，老师也没有太多时间告诉你这些定理公式是怎么推演出来的。
另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地理课的教学。初中三年的地理课，四分之三是中国地理，其余是世界地理及概论。在中国地理方面，是一省或直辖市为一课。当时台湾教的还是沿用国民党时代的地图，所以东北还是“九省”，北京还是“北平”，乌鲁木齐还是“迪化”，“首都”还是南京。其实地理课让我看尽各地的图片，是挺好玩的。当时教到山东省一课，一张青岛的图片——红瓦的德式洋房，隐藏在海岸边的绿树丛中。我可完全被雷到了，从此爱上了青岛。那几年，两岸比较开放了，妈妈也买了一整套《放眼中国》的画册，这套书及地理课本算是我对祖国各地风情的初步认识。
地理课程看似有趣，但真的为了考试来教就很极端了。学生被要求牢记各省的城市、山系、水系、铁路、气候、天然资源及农作物，所以要背地图。考试时，常常是一个空白的某省地图，要学生们填出题目要求的东西。
比如说，漠南四大盐区是哪里？答案是：乌珠穆沁旗的乌盐，苏尼特旗苏尼特盐池的苏盐，阿拉善和硕特旗吉兰泰盐池的吉盐，鄂尔多斯的鄂盐。当我看到这种题目时，脑袋神经就好像“啪”的一声突然断掉，瞬间大暴走，一头撞死的念头都有了。
还好，那时我地理还算不错，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深刻记得大陆各地的山系、水系分部。比如现在问我，湖南省的四条重要河川是什么，并从南到北依次排列，我还记得是湘、资、沅、澧。江西省主要水系顺时针排列，是昌、信、赣、修……
20世纪 90年代初，两岸间开始有些交流了，许多以前不让百姓知道的事也渐渐藏不住了，编课本的单位不得已，只好在课本后加了几句：“此种划分，殊不合理，将待‘光复’大陆后，予以调整。”真是一种让人尴尬的鸵鸟心态。
以中学课程的编排来说，重理科而轻文史，着眼主科而忽略副科，当然这跟升学导向有很大的关系。但从另一个侧面来说，这多少也跟台湾的环境有关。因为台湾是个海岛，一直以来都是以出口贸易为导向，并非是百工备俱的社会，也就是说台湾是靠制造业和海外贸易起家。台湾地狭人稠，土地不足以养活人口，制造业及贸易是台湾的经济命脉。因此，与制造业、贸易业息息相关的理工科和商科是被台湾人选择最多的科目，进而因为工作导向的关系，无形中也影响到台湾人的价值观。
台湾各大学里不同专业的热门程度，往往是反映就业市场的风向标，往下就反映到了中学课程中重实用的理科而轻文史，因为没有人愿意拿饭碗开玩笑，家长也不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