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大江东去，浪淘尽风流人物”，让人浮想联翩，看尽古今。翻开《中华文化史·两宋卷》，书香飘逸，文人耀眼。王国维、陈寅恪、钱穆、邓广铭等研究中国文化史者，多以为华夏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且认为近代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故后人往往称宋代是“文化盛世”[1]。在这样的文化盛世之中，一方面，科技文化水平空前发达，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术均成熟于此时期；文学艺术形式多样，诗、词、文、话本小说诸体皆备，且成就颇高；思想意识多元并存，北宋时期，儒、释、道三家实现了融会贯通，同时新理学开始出现。另一方面，在北宋政治文化大背景下，大批通才、全才文学家涌流而出，诸如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曾巩等，不仅是当时一流的政治家，而且诗词文赋诸体皆擅，文学史上亦都留下千古盛名。如果我们仔细研究，就能发现，和欧、王、苏同时代的具有同样影响的一些大家在文学史上却很少谈及，甚至基本不提，“博学无所不通”[2]的司马光就是其中的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东北师范大学宋衍申教授早在1987年就提出：“确实，以往的学者研究其（司马光）政治得失多，论其文学成就少，以至在许多文学史专著中没有司马光的席位。”[3]笔者查阅目前比较通行的几个版本的文学史，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基本没谈及司马光的文学影响或贡献。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在“宋代文学”有四处谈及司马光，都是从政治历史的角度说的，如“元丰八年，旧党司马光为宰相全部废除新法，王安石忧愤成疾，次年病卒，年六十六”[4]。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的“宋代文学”部分只有三处说到司马光，也是从史学角度说的。一处是“范仲淹、王安石甚至也包括苏轼、司马光，无论他们政治上采取什么态度、经济上主张什么措施，实际上都是在试图振兴国运……”[5]，第二处是“（王安石）在司马光全面废除新法后不久，忧愤而卒”[6]，第三处是“原来反对新法的司马光等人入朝任要职，新法被逐一废除。……但苏轼对新法的某些部分原本有所肯定，所以不同意司马光等人一味‘以彼易此’的做法，主张‘校量厉害，参用所长’……”[7]。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亦有三处提及司马光，一处从哲学角度如“宋代的士大夫往往怀有比较自觉的卫道意识，并积极地著书以弘扬己说，摒斥异己。在北宋后期，即有王安石与司马光、二程等人的新学、旧学之争……”[8]。第二处在论王安石散文风格时，把司马光作为反面教材，如“王安石的短文更能体现其散文的个性风格，那就是直陈己见，不枝不蔓，简洁峻切，短小精悍。如司马光的《与王介甫书》以3000字的篇幅指责新法，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则以380字的短文作答，集中笔墨对司马光信中关于……逐条批驳，语意廉悍，文笔犀利”[9]。第三处在谈及苏轼文学创作时，以政治背景谈到司马光，如“由于注重政策的实际效果，他（苏轼）在王安石厉行新法时持反对态度，当司马光废除新法时又持不同意见，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10]。就是有关研究司马光的专著也很少认同司马光文学家的地位，如李昌宪在《司马光评传》中称“司马光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又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11]。而文中大量引用了司马光的诗文，但唯独不提司马光文学方面的影响。杨洪杰、吴麦黄著《司马光传》一书同样在文中引用了大量司马光诗文，仍称其“是一位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12]。目前有关宋代文学论述的文学史专著或相关学术著作中，仅有宋衍申的《司马光传》，木斋的《宋诗流变》，吕慧娟、刘波等编著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传〉续编》中涉及对司马光文学方面的介绍，但也只是片语只言。如宋衍申说：“司马光一生无意在诗词歌赋以及官样文章上下功夫。但是，他学问博大精深，把作文章与作学问、作人结合起来看，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13]木斋在《宋诗流变》第七章的第一节《名臣诗人：韩琦、司马光等》中对司马光有一小段论述，如“盛宋时期前后，出现了许多名臣诗人，欧阳修、王安石当然是其中翘楚……还有韩琦、富弼、司马光、韩维等人，他们的诗歌造诣没有达到欧、王的水准，但他们作为诗人群体，对于诗史发展的贡献，还是不容忽视的”。“他们的诗歌水平不能作为大诗人论述，但却对时代的风尚和诗风的走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此外，这些名臣诗人，多是苏轼的恩师，对于苏轼的诗风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14]吕慧娟、刘波等在《〈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传〉续编二》中有一节以“司马光”为专题对其立传，只是简单介绍了司马光的生平与文学上的特点。[15]
平心而论，司马光在文学成就方面确实不及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大家，但并非在文学上没有影响或贡献。笔者并不是想为司马光文学翻案，或为司马光文学家的地位奔走呼告。仅因研究司马光诗歌十年，有所感悟，有所收获，尤其为其“为人”的品格、“为文”的态度所敬佩与敬仰，也借“司马光诗歌研究”为一斑，以管窥司马光在文学上的贡献。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省）人。家居涑水乡，人称涑水先生，晚年自号迂叟。卒谥文正，追封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进士，嘉祐六年（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宋神宗即位，诏为翰林学士，以不善骈文坚辞不就，乃任御史中丞。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司马光因与其政见不合，自请判西京御史台。居洛阳十五年，致力于编写《资治通鉴》。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起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元祐更化”，尽废新法，当政八个月而卒。
对于司马光的评价和研究，从宋朝就已经开始并历代不绝，持续至今。但是，前人与今人对他的研究局面很狭窄。通过考察司马光研究索引和有关基本文献可以明显地看出，对于司马光的研究往往停留在几个方面：司马光史学、政治、哲学思想；在王安石变法中的社会活动；《资治通鉴》的内容和体例等。这可能也是人们称其为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根源。
司马光是我国古代第一流的史学家，一部《资治通鉴》足以奠定其在史学上的地位。在政坛上，也曾是炙手可热、权倾一时的风云人物。但他还是个学问渊博的人，经、史、百家以至音乐、律历、天文、书数，无所不通。虽司马光一生精力主要用在从政和修史上，多次声明“至于属文，实非所长”[16]，但他一生著作等身，除了以《资治通鉴》为代表的堪称文史兼长的十余种史著外，在八十卷《传家集》中，保存了四十六篇“制诏”，三十六篇“表”，三百九十篇“奏章”，七十八篇“书启”，六十三篇“论”“议”“评”，二十五篇“序”，十篇“记”，五篇“传”，四篇“题跋”，十二篇“疑孟”，四十一篇“迂书”，六十八篇“碑”“志”“行状”“墓表”“哀辞”“祭文”，一千零二十九首诗歌。[17]此外，还在文艺理论上发表不少见解，与欧阳修、王安石、“三苏”、曾巩、梅圣俞等文学大家有过文学上的往来。可见在北宋的文坛上，司马光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但为什么人们甚少研究其文学方面的影响或贡献呢？笔者谈谈自己的几点想法。
一、史学地位“掩盖”文学地位
司马光以“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日夜”[18]的精神编写成的《资治通鉴》，是我国第一流的政治史。众所周知，《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部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全书294卷，300多万字。它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元年（公元959年），记载了包括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后梁、后晋、后周在内的16个朝代的1362年的历史。成书之日就受到神宗皇帝的好评，“能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并亲自为此书赐名作序。此后一直备受历代封建帝王和学者的重视。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就说过“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是不可须臾或缺的。南宋末年的学者王应麟认为“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宋末元初的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明代胡应麟认为“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者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称赞《通鉴》“网罗繁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民国初年，梁启超认为司马光编纂《通鉴》“繁简得宜，很有分寸，文章技术不在司马迁之下”，可并称为我国史学界的前后“两司马”。即使在国外，《通鉴》的影响也很大。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使者来华，就提出购买《通鉴》的请求，可能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宋朝廷没有同意。大约在两宋之际，《通鉴》传至日本等亚洲国家，对这些国家的史学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通鉴》在当时及后世均获得了很高的评价。
有人认为，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不能不首先研究《资治通鉴》。目前，研究《资治通鉴》已经发展成一门学科，叫“通鉴学”。有了如此的成就，那《通鉴》作者司马光的史学家地位也根深蒂固，无人可及。这样一顶闪烁的光环照耀着研究者，照耀着后来人，也把司马光其他方面的成就照耀得黯然失色。正如明人马峦在《司马温公年谱》中说：“温公之文不在六大家之下，而不与并称者，德业掩之耳。”
二、文化评判“误断”文学研究
中国评价古人体系的标准往往首重思想性、政治性、人民性。因此，后人对司马光的评价褒贬不一。从历史发展来看是先褒后贬，尤其是近现代受到政治的影响，其地位落到了低谷。
司马光主持“元祐更化”，尽废王安石新法，多为后世所诟病。如果究其原因，多属历史原因。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两千年之久，充分说明了社会发展之缓慢，无论是历代历朝的统治阶级，还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士大夫，在学术思想与政治倾向两方面都比较保守，他们津津乐道尧舜禹汤文武，向后看而不向前看，这是基本情况。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主流。司马光也是这主流中的一员干将。这样看来，司马光反对变法是时代的必然，也是个人所持政见不同造成的，至于孰对孰非，是难以评判的。但后人多为此争论不休，尤其蔡上翔于嘉庆年间作《王荆公年谱考略》，极力为王安石辩诬，对司马光进行了批评。清末戊戌运动兴起，梁启超作《王安石评传》，再次对司马光进行猛烈批判。到当代“文革”时期，对司马光的评价罩上了政治工具的外衣，带有极强的政治色彩，被极度扭曲和丑化了，还扣上了种种大帽子，如“宋代大地主阶级顽固复旧派”（如夏县文化馆，《山西日报》1974年5月9日）、“卖国主义者”（陈卫平，《解放日报》1975年1月7日）等，一些党报党刊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也发出种种讨伐司马光的声音，把司马光的“元祐更化”评价为篡党夺权、反攻倒算的丑恶表演，连邵雍也被称作“司马光顽固集团的一条走狗”（石立，《开封师院学报》，1975）。现在看来，这段时期的历史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和时代印痕，极少有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
这样的评判观念由于离当今时间很短，已深入一部分人的心里。所以直至今日，在一些著作里仍有类似的观点，如把司马光称为“保守派”、“旧党”等。因此，这样一位不光彩又被批判的对象，还有谁愿去研究呢？其研究价值又何在呢？当然，这种现象目前已有所改观，对司马光自身作品的研究已渐成气候，估计未来的中国文学史会有新的变化。
三、仕宦生涯“影响”文学创作
根据清代顾栋高《司马光年谱》，可以把司马光的一生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二十岁前（1038年），是一个刻苦学习、立志成名的青年；二十一岁至五十二岁（1039—1070年），是一个尽心国事、正直敢言的官吏；五十三岁至六十六岁（1071—1084年），是不求闻达、发愤修史的学者；最后两年（1085—1086年），成为际会风云、左右政局的首辅宰相。从以上划分来看，司马光从事政治活动的时间要比他从事学术活动的时间长得多。另外，司马光的仕宦生涯和其他文人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相比，有一大显著特点是一路顺畅。欧阳修等人在政治路上跌宕起伏，都有过大起大落，尤以苏轼最明显。而司马光仕途畅达，即使遇到一些坎坷，也是不降反升。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一是“麟州事件”。嘉祐二年，由司马光建议筑堡防御西夏的军事行动失败，并州节度使庞籍及其他有关人遭贬，而司马光却回京改任太常博士、直秘阁等职。他内心不安，三次向皇帝上书要求治罪，都没结果。二是“濮议之争”。司马光、吕诲、范纯仁等人反对韩琦等人提出给“濮王”的“尊号”，朝堂上吵得很厉害，英宗最后将吕诲等人赶出京城，任地方官去了。而司马光却到经筵供职。经筵是皇帝学习经学和史学的地方。司马光请求皇帝“降责”，说自己和那些遭贬谪的人的意见完全相同，且是第一个发议的，但仍没有被应允。即使司马光留守洛阳十五年，那也不是贬谪，因为那是他自己多次请求得来的。而且这段时日，虽然他一再表示不提政治，但内心矛盾不言而喻。“更无柳絮因风起，唯有葵花向日倾”[19]，“可以见司马光之心”[20]；“想彼庙堂人，正应忧燮理”[21]，表面恬静，内心实忧天下。在后人眼里，司马光无论入朝为官，还是退居洛阳，都没有离开政治，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家，这样他文学方面的成绩显然就不是其生活的主要部分，也就没必要去研究了。其实这种想法是错的。文人执掌政权是宋代政治的特色，这和当时统治阶级“重文轻武”的指导思想有关，也和当时科举制度有关。所以有大批的文人执掌朝政，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都任过宰相。就是苏轼虽屡遭贬谪，至死也没离开过政治。他们与司马光的区别仅是仕途的坎坷与畅达。
四、宋诗革新“没有”文学贡献
根据宋代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宋代文学发展的内部规律，司马光时代正是宋学变革时期。司马光登上诗坛时，欧阳修、梅尧臣的新诗风已风靡诗坛，新的审美情趣、观念已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他的诗歌创作显然脱离不了这一时代背景，而司马光极为羡慕欧、梅等人，诗中多有叙述，如“我得圣俞诗，于家果如何。留为子孙宝，胜有千金珠”。可以说，司马光的文学道路是因循宋学变革道路前进的。在司马光的诗、文、诗话中都能找到宋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等特点。宋学革新直到苏轼才出现“以丰富的多方面的创作实践，最后完成诗文革新运动”[22]。这样看来，司马光正处于宋学革新运动中的发展阶段。我们不能不承认在这场革新运动中司马光是作出自己的贡献的。一方面，他以自己的诗歌、散文等创作实践了欧、梅提出的诗文革新理论，其留下的大量著作可以佐证。另外，司马光是支持这场运动的。因为，欧阳修能提出文学革新运动除了由于他本人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之外，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他的政治影响力。如果司马光不支持或反对这场革新运动，凭其政治地位，是可以让这场运动消退的。可能由于，司马光忙于政治和修史，没有过多精力和时间在这场运动中作出特别的贡献。而和司马光有着相同文学观点的王安石，此时正二次退居江宁，有着大量时间从事创作，留下了数量相对较多的文学作品，从而在宋学革新发展时期有了巨大成就，所以文学史上谈王安石是比较多的。但是，谈文学影响，一方面要看在文学革新中的影响，另一方面要看文学作品。司马光的诗与欧阳修的诗相比，数量上要比他多四百多首，诗歌的内容与艺术也在伯仲之间。
而司马光的文学作品亦非平庸之作，同时代的文人曾作过这样的评价，王安石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23]苏轼说：“文辞淳深，有西汉风。”[24]现代国学大师黄公渚说：“光所为文，不矜才，不使气，如行云流水，极其自然之妙，而论事透彻，说理精深，尤为独绝。……其言不激不随，和平大雅，又有一种正肃之气，流露于字里行间，断非俭腹之徒，托之公言，所能模仿者也。”[25]虽这些多是言及司马光的散文，但作为一个有创造性的文学家，其诗歌亦独具风貌，独标一格。结合司马光政治地位和诗歌创作，可以把他归为名臣诗人之一员。执宰重臣是诗人，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富弼、韩琦、韩维等，这是北宋文化一个显著特点。这一方面说明了北宋文化的繁荣，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诗歌所处的社会地位。所以，他们的诗歌创作对时代的风尚和诗风的走向，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故此，本书拟以司马光诗歌为研究个案，结合时代背景和司马光的生活经历对其诗学思想、诗歌内容、诗歌意象、诗歌的艺术风格等进行研究，试图在把握他的诗歌总体风貌的基础上找出其诗歌的自身特色，同时以期加深对司马光其人的全面认识，也对宋代文化的繁荣有更深入的了解。
文学如美人，“短长肥瘦各有态”，爱憎固不能一律，取舍自因人而异。但，作为文学史专著或文学研究史料，要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地叙述和评价文学史实。司马光已离我们远去近千年了，他史学、政治的功绩受到了今人的赞许，但其文学的贡献和影响还有待我们去进一步研究、挖掘。当然，司马光亦非圣人，他的诗文也有不足之处，正如脂砚斋评《红楼梦》所说的“真正美人方有一陋处”。正是有了这“陋处”，才能见到司马光真正文人的一面。
注释
[1]参考王国维《宋代之金石学》，《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安文集续编》，上海书店1983年版，第70页；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45页；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页；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2—171页。
[2]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六，中国书店1986年版，第420页。
[3]宋衍申：《司马光文学成就论述》，《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
[4]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5]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9页。
[6]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7页。
[7]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中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页。
[8]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9]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页。
[10]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卷三），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11]李昌宪：《司马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2]杨洪杰、吴麦黄：《司马光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13]宋衍申：《司马光传》，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287页。
[14]木斋：《宋诗流变》，京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页。
[15]吕慧娟、刘波、卢达编：《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续编二），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16]司马光：《辞修起居注第三状》，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一七七，巴蜀书社出版1992年版，第547页。
[1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司马光文正传家集》。
[18]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见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一一七五，巴蜀书社出版1992年版，第517页。
[19]司马光：《居洛初夏作》，见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五一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224页。
[20]王应麟编撰：《困学纪闻》，卷十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版。
[21]司马光：《久雨效乐天体》，见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卷五〇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067页。
[22]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23]朱熹：《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五，上海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43页。
[24]苏轼：《司马温公行状》，《苏东坡全集》，卷三十六，中国书店出版社1986年版，第420页。
[25]黄公渚选注：《司马光文》，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