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剑桥女子学校，我生平第一次享受到了与正常的同龄女孩为伴的乐趣。我与几个同学一起住在一所与学校相连的房子里，豪厄尔斯先生曾经在这座房子里居住，所以这里有着舒适的家居条件。我和同学们一起做很多游戏，甚至包括捉迷藏和打雪仗。我们一起散步，一起讨论功课，一起高声朗读有趣的文章。一些女孩学会了用手语同我交谈，这样苏利文小姐就不用为我翻译她们的话了。
圣诞节的时候，我的母亲和妹妹来到学校与我共度佳节，好心的吉尔曼先生安排米尔德里德在他的学校里学习。这样，米尔德里德就可以和我一起待在剑桥了，我们形影不离地度过了六个月欢乐的时光。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游戏，一想起那段日子，我就感到无尽的快乐。
1897年6月29日至7月3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预备考试。考试的科目包括初级与高级德语、法语、拉丁文、英语，以及希腊和罗马历史，总共获得11学分。我通过了全部考试，而且德语和英语还得了“优”。
或许我应当在这里解释一下当时的考试方法。考试的满分为16学分，其中初级课程占12学分，高级课程占4学分，一次获得5学分才可计入总分。考卷9点在哈佛启封，由专人送往拉德克利夫学院。考卷上不写名字，只写编号。我是233号，但是由于我必须使用打字机答题，因此我的身份是无法隐藏的。
学校为我做了非常周全的安排，让我在一间单独的房间内考试，因为打字机发出的噪音可能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吉尔曼先生用手语字母为我读出所有考题。为了使我不受干扰，门口还安排了一名守卫。
第一天进行的是德语考试。吉尔曼先生坐在我身边，先为我通读一遍考题，然后再逐句地读，我将每道考题大声复述，以确保没有理解错误。考题有些难度，我在用打字机作答时感到紧张不安。吉尔曼先生把我的答案拼写给我，让我做出必要的修改，然后他再将答案插入考卷相应的位置。在以后的考试中，我再也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在拉德克利夫学院，没有人把我写的答案读给我听，我也没有机会改正错误，除非我能提前做完考卷。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只能在剩下的短短几分钟内，凭借记忆改正一些错误，在试卷末端写下修改的结果。如果说我的初试成绩比复试好，原因有两个。第一，在复试中，没有人把我的答案读给我听。第二，初试中的一些科目是我在剑桥时就已经熟悉的，例如在那年年初，我已经参加过英语、历史、法语和德语的考试，用的是吉尔曼先生拿来的哈佛往年的试卷。
考试结束后，吉尔曼先生把我的考卷交给了主考官，并附上一份证明，证明这些考卷是由我（23号考生）作答的。其他科目的考试也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进行的。后面的考试都没有德语那么难。我记得考拉丁文时，希灵教授走进来告诉我，我已经顺利通过了德语考试。这个消息令我信心倍增，轻松地完成了后面的考试。
拉德克利夫学院入学考试
如果说他们无意中在我的前进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阻碍，当我得知自己已经将它们一一克服时，仍然会感到非常欣慰。
当我在吉尔曼先生的学校开始第二年的学习生活时，心中充满了希望和必胜的决心。但是没想到头几个星期就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吉尔曼先生安排我在那一年主要学习数学。我的其他课程包括物理、代数、几何、天文学、希腊文和拉丁文。但不幸的是，我所需要的很多教材都没有及时制成盲文版，因此在一些科目上，我缺少了必要的学习工具。我所在的班级人数很多，老师不可能给我特殊的辅导。苏利文小姐不得不把所有的课本读给我听，同时还要给我翻译老师的讲课内容，11年来，她那双神奇的手头一次显示出力不从心的迹象。
我应当在课堂上完成代数、几何和物理习题，但是我根本做不到，直到我们添置了一台盲文书写器，这样我才能写下解题步骤和过程。我无法看到黑板上的几何图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人在一个坐垫上用或直或弯的铁丝拼出这些图形。正如基斯先生在他的报告中说到的那样，我必须在头脑中描绘这些图形，还要进行假设、推理和论证。总而言之，每一个环节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障碍。有时候我会失去所有信心，心情恶劣，甚至向苏利文小姐乱发脾气，一想起这些就令我感到万分惭愧，因为在我所有亲爱的朋友中，苏利文小姐是唯一能够为我披荆斩棘的人。
然而，困难终究被我一点一点地克服了。盲文版教材和其他设备也送来了，我开始信心百倍地投入到学习当中。代数和几何仍然是我的两大难关。正如我先前说过的，我天生就缺乏数学头脑，有很多知识点我都没能很好地理解。几何图形尤其令人头疼，因为我看不见不同图形之间的关系，即使在坐垫上摆放也不行。直到后来基斯先生给我上课后，我的数学才开了窍。
在我刚刚开始克服这些困难时，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改变了一切。
就在我的盲文课本要送来时，吉尔曼先生开始向苏利文小姐就我用功过度的问题提出抗议，他不顾我的反对，减少了我的课时量。一开始，我们曾经达成协议，如果有必要，我会用五年时间为上大学做准备，但是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用优异的考试成绩向苏利文小姐、哈伯小姐（吉尔曼先生聘用的院长）和其他人证明了我根本用不着那么长的时间，两年就足够了。吉尔曼先生起初同意了，但是当我的功课难度有所增加时，他坚持认为我用功过度了，并且认为我还应该在他的学校里学习三年。我不喜欢这个计划，因为我希望与同学们一起升入大学。
11月17日那天，我感到身体不适，因此没去上学。尽管苏利文小姐知道我的身体并无大碍，但是吉尔曼先生听到消息后断言我是被繁重的课业负担压垮了，于是对我的课程进行了调整，结果是，我无法随班参加期末考试了。吉尔曼先生和苏利文小姐的意见分歧导致母亲将我妹妹米尔德里德和我从剑桥女子学校接走了。
经过短暂的耽搁，母亲安排我在剑桥的莫顿·S·基斯先生的指导下继续完成学业。那年冬天余下的时间里，苏利文小姐和我都是在我们的朋友钱柏林家度过的，他们住在距离波士顿25英里的兰瑟姆。
从1898年2月到7月，基斯先生每周来兰瑟姆两次，教我代数、几何、希腊文和拉丁文。苏利文小姐为他做翻译。
1898年10月，我们回到了波士顿。在之后的八个月中，基斯先生每周给我上五次课，每次大约一小时。每次他都给我讲解上一堂课没有弄懂的地方，然后给我布置新的功课，并带走我用打字机完成的希腊文练习，仔细批改后再反馈给我。
我就这样持续不断地为上大学做着准备。我发现，单独上课比在课堂上听讲要轻松愉快得多，因为这样不会有仓促混乱的感觉，而且我的导师有足够的时间给我解释疑点。因此，我比在学校里学得更快更好。我发现，在所有的学科中，数学仍然是我最大的问题。我希望代数和几何要是能有外语和文学一半那么容易就好了。即使是像数学这样枯燥的课程，基斯先生也能讲得妙趣横生。他能够把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容易理解的片段，他能使我保持思维的敏捷活跃，训练我严密地推理，冷静而合乎逻辑地寻求答案，而不是胡乱猜测。他总是对我宽容亲切，无论我表现得多么迟钝也不会失去耐心，虽然我的愚笨常常会令约伯都无法忍耐。
1899年6月29日和30日，我参加了拉德克利夫学院的入学考试。第一天我考了初级希腊文和高级拉丁文，第二天考的是几何、代数和高级希腊文。
学校方面不允许苏利文小姐给我读试卷，于是学校请了帕金斯盲人学校的老师尤金·C·威宁先生把我的试卷制作成美式布莱叶盲文。威宁先生不认识我，除了写盲文，他与我没有其他交流。监考官也是个陌生人，不想用任何方式与我进行交流。
用布莱叶盲文制作的外语试卷完全没有问题，但是一遇到几何和代数，麻烦就来了。这两份试卷令我感到困惑不解，并且因为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而沮丧，尤其是代数。事实上，我对这个国家通用的几种盲文都很熟悉——英式、美式和纽约浮点式。但是这三种盲文体系中所使用的几何标志和符号却大相径庭，我在学习代数时只用过英式盲文。
在考试前两天，威宁先生给我送来一份哈佛旧代数试卷的盲文版。我沮丧地发现，它使用的是美式符号法。我立刻坐下来给威宁先生写信，请求他给我解释一下这些符号的意思。他在回信时寄来了另一张试卷和一份数学符号表，我立即着手学习这些符号。到了代数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仍然在与复杂的例题做着斗争，总也分不清方括号、大括号和根号的组合。基斯先生和我都感到忧心忡忡，对第二天的考试产也生了不详的预感，好在我们在考试那天提前到了一会儿，请威宁先生详细地给我解释了一下美式符号的用法。
在几何考试中，我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以前我一直习惯于阅读行列印刷的试题，或者让人把试题拼写在我手上，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尽管试题就摆在我面前，那些盲文却非常混乱，无法在我头脑中形成清晰的印象。到了代数考试时，困难就更大了。那些符号是我刚刚学过的，并且自认为都弄懂了，谁知一到考试中又变得糊里糊涂了。此外，我看不到我在打字机上打出的文字。以前我总是用盲文或心算来解题。基斯先生过于依赖我的心算解题能力，因此没有训练过我如何书写试卷。结果，我的题答得非常慢，我不得不反复阅读题目，才能弄清解题要求。实际上，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时我是不是把所有的符号都理解对了。要想一直保持清醒的头脑真是太难了。
但是我并没有责怪任何人。拉德克利夫学院的管理人员没有意识到他们给我的考试带来了多大的困难，他们也不了解我必须克服的特殊障碍。但是，如果说他们无意中在我的前进道路上设置了许多阻碍，当我得知自己已经将它们一一克服时，仍然会感到非常欣慰。
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与其说“知识就是力量”，不如说“知识就是幸福”，因为拥有了知识——广博而精深的知识——就可以辨别真伪，区分高下。
为进入大学而拼搏的日子结束了，现在只要我愿意，随时都可以进入拉德克利夫学院。但是，我的家人和老师认为我在进入大学前最好再和基斯先生一起学习一年。因此，直到1900年秋天，我才终于实现了上大学的梦想。
我还记得第一天入学时的情景，那真是趣味无穷的一天。对于这一天，我已经期盼了多年。在我的心中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它比朋友们的劝说更有说服力，比我内心的请求更加强烈，它鞭策着我，让我尽最大的努力向那些视听正常的人们看齐。我知道前路艰难，但我决心克服一切阻碍。我已经将罗马人的睿智名言铭记在心：“被驱逐出罗马，只不过是生活在罗马以外的地方。”既然我已经被驱逐出通往知识宝库的大道，那么我只能穿越人迹罕至的乡间小路，这就是我能做到的一切。我知道在大学里也有很多这样的小路，我将穿越这些小路，最终与我那些善于思考、热爱生活、勤奋刻苦的同学们携手并进。
我怀着满腔激情开始了大学生活。一个美丽光明的新世界展现在我面前，我做好了吸收一切知识的准备。在精神的国度里，我拥有与其他人同样的自由。这个国度的人民、风景、习俗、欢乐和悲伤无不映照出真实世界的模样。这里的讲堂上有无数伟大而睿智的灵魂，我把教授们视作智慧的化身，如果以后我有不同的发现，也不会告诉任何人。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大学生活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浪漫。我那些年幼无知的美丽梦想逐渐开始褪色，浪漫的幻想变成了“平淡无奇的日子”。渐渐地我开始发现，大学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令我至今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时间总是不够用。过去我总是有很多时间可以用来思考、沉思，只有我的心灵与我为伴，我们一起在夜晚静坐，聆听来自内心深处的悦耳歌声。只有在闲暇的时刻，当优美的诗篇拨动了灵魂深处那甜蜜的琴弦，打破了深沉的寂静时，我们才能听到这样的歌声。但是在大学里，我们没有时间与自己的心灵交谈。我们来到大学的目的是学习，而不是思考。当我们走入学习的大门，便遗失了那些最钟情的乐趣——独处、书籍、想象，连同那飒飒作响的松林。我想我应该这样安慰自己——现在的我是在为将来的快乐积聚财富，但我是一个缺乏远见的人，我更希望支取当前的快乐，而不是未雨绸缪地积蓄财富。
第一年我学习的科目包括法语、德语、历史、英语写作和英国文学。在法语课上，我读了高乃依、莫里哀、拉辛、阿尔弗雷德·德·缪赛和圣伯夫的作品，在德语课上读了歌德和席勒的著作。我迅速地重温了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到18世纪的全部历史，在英国文学课上用批判的观点阅读了弥尔顿的诗歌和《论出版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