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博览会主席希金鲍瑟姆先生对我非常和蔼，允许我触摸展会上的展品，我就像贪得无厌的皮萨罗攫取秘鲁的宝藏那样，热切地用手指一一触摸着展会上的一件件珍品。整个展会就像一个可以触摸得到的万花筒，令我倍感新奇。我对每件展品都很着迷，尤其是那些法国青铜雕像。它们是那样栩栩如生，以至于令我觉得，它们一定是被艺术家捕捉到并赋予了世俗形象的天使的幻象。
在好望角展区，我了解了很多关于钻石开采过程的知识。一有机会我就会去触摸那些正在运转的机器，以便更清楚地了解钻石是如何称重、切割和抛光的。我在淘洗槽里摸索了一番，居然找到了一块钻石。他们说，这是在美国发现的唯一一颗真钻石。
贝尔博士陪着我们到处参观，并用他那独特的令人愉快的方式向我描述着各种有趣的东西。在电子大厦里，我们看到了电话机、对讲机、留声机以及其他发明，他向我解释了信息是如何超越时空的限制，在电线中进行传输，这些发明就像普罗米修斯将火种带到人间一样伟大。我们还参观了人类学展区，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古代墨西哥的文物，那些粗糙的石器往往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唯一印迹，也是大自然那些尚未开化的子孙们留下的唯一纪念碑（我一边用手指触摸着它们，一边思索着），当历代的君王和圣贤们的碑石都已化作尘土时，只有它们将会永世不朽。在埃及木乃伊展区，我畏缩地不敢上前触摸。通过这些古代遗物，我了解了很多人类进化方面的知识，比我以前听到或读到的还要多。
所有这些经历都让我增加了大量新词汇，在参观世界博览会的三个星期中，我已经从一个只喜欢童话故事和玩具的小孩成长为一个懂得欣赏平凡世界的真实事物的人。
学习拉丁文
没有什么比用刚学会的语言描述各种转瞬即逝的形象与感情更加美妙的事了。这样可以激发我的灵感，令各种奇异的幻想在我脑海中层出不穷。
1893年10月之前，我已经断断续续地自学了很多科目。我读了希腊、罗马和美国的历史。我有一本盲文版的法语语法书，而且我已经学了一些法语，我经常默默地做些自娱自乐的小练习，把我遇到的新词语组合成简短的句子，尽可能不去理会文法规则和其他技术性问题。我甚至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试着掌握法语发音，因为我发现书中描述了所有字母和音节的发音。当然，这是一种不自量力的尝试，但是它使我在阴雨连绵的日子里有事可做。就这样，我渐渐掌握了足够多的法语知识，已经可以愉快地阅读拉封丹的《寓言》、莫里哀的《屈打成医》，以及拉辛的《阿达利》中的段落。
我还花了大量时间来提高我的说话能力。我大声地为苏利文小姐朗读，背诵我最喜爱的诗歌中的段落。她则纠正我的发音，告诉我如何断句，如何进行词形变化。然而，直到1893年10月，我从参观世界博览会的疲劳与兴奋中恢复过来之后，才开始在固定的时间学习特定的课程。
那时，苏利文小姐和我来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霍尔顿拜访威廉·韦德先生。他的邻居艾恩斯先生是一位出色的拉丁文学者，我开始跟他学习拉丁文。在我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博学多才、和蔼可亲、阅历颇丰的人。他主要教我拉丁文法，也常常辅导我学习算术，这门功课对于我来说真是又头疼又枯燥。艾恩斯先生还陪我一起读丁尼生的《悼念》。以前我也读了不少书，但是没有一次是站在批判的立场去读。我第一次学着去了解一位作家，识别他的文风，就像通过握手识别一位朋友一样。
一开始，我不愿意学习拉丁文法。既然每个单词的意思都是清清楚楚的，为什么还要浪费大量时间去分析什么名词属性、所有格、单数、阴性等，这种做法真是荒谬。我想这就好比要了解我的宠物，先要对它进行一番描述：目，脊椎动物；门，四足动物；纲，哺乳动物；属，猫科；类，猫；具体到个体，就是我的托比了。但是随着我深入了解这门语言，我的兴趣也日益浓厚，逐渐体会到了拉丁文的优雅美丽。我常常自娱自乐地阅读拉丁文文章，从中挑出我认识的单词，体味其中的含义。这样的娱乐永远都令我兴味盎然。
我想，没有什么比用刚学会的语言描述各种转瞬即逝的形象与感情更加美妙的事了。这样可以激发我的灵感，令各种奇异的幻想在我脑海中层出不穷。上课时，苏利文小姐总是坐在我身旁，将艾恩斯先生的讲解拼写在我手中，帮我查生词。当我回到阿拉巴马州的老家时，已经开始阅读凯撒的《高卢战记》了。
在纽约的快乐时光
我在纽约度过了两年快乐的时光，每当想起那段日子，我便感到由衷的开心。
1894年夏天，我参加了美国聋哑人语言教学促进协会在肖托考湖举办的会议。我被安排进入纽约市的莱特-休梅森聋哑人学校学习。1894年10月，在苏利文小姐的陪同下我来到了那里。之所以选择这所学校，是因为它在发声与唇读训练方面保持着最高水准。除了这两门课程以外，我在学校的两年中还学习了算术、物理、地理、法语和德语。
我的德语老师雷米小姐会使用手语字母，在我掌握了一些单词之后，我们一有机会就用德语交谈，几个月之后，我就几乎能听懂她说的每一句话了。在第一年结束之前，我饶有兴趣地阅读了《威廉·退尔》。实际上，我认为在所有的学科中，我的德语是进步最大的。我发现法语相当难学。我的法语老师奥利维夫人是一位法国女士，她不懂手语字母，因此不得不口述授课。我很难读懂她的唇语，因此与德语相比，我的法语进步要慢得多。但是，我还是设法重读了《屈打成医》，这本书非常有趣，可我还是更喜欢《威廉·退尔》。
在唇读和讲话方面，我没有取得老师和我所希望和预期的进步。我希望自己能像其他人一样讲话，我的老师们相信这一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但是尽管我们刻苦努力，仍然没有实现我们的目标。我想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把目标定得太高，因此失望便在所难免。我仍然把算术视为一门难以攻克的学科。为了避免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无数的麻烦，我总是“猜测”问题的答案。除了猜测答案，我还常常省略推理过程直接得出结论，这个毛病再加上我对数学的先天迟钝，给我的学习增加了更多困难。
尽管对算术的失望有时会令我心情沮丧，但是我对其他学科仍然兴趣十足，尤其是自然地理。我非常喜欢揭开大自然的奥秘：风如何从天堂的四个角落里吹出，就像《旧约》中描写的那样；水蒸汽如何从地球的尽头升起；河流如何在岩石间流淌；山脉如何被颠覆；以及人类如何战胜比自己强大得多的大自然。我在纽约度过了两年快乐的时光，每当想起那段日子，我便感到由衷的开心。
我尤其记得，我们每天都要到中央公园散步，那里是我在这座城市中唯一感到称心如意的地方。这座公园给我带来了无穷的快乐。每次我步入公园，都希望有人给我描绘面前的景色，因为美景无处不在，且变化万千。我住在纽约的九个月里，这座公园每天都会以新的美景迎接我的到来。
春天，我们会到各种景色宜人的地方远足。我们在哈德逊河上泛舟，在布莱恩特吟唱过的绿草如茵的河岸上漫步。我喜欢河边峭壁那朴素庄严的野性之美。我们还参观了西点军校，游览了华盛顿·欧文的故乡泰瑞镇，从“睡谷”中穿行而过。
莱特-休梅森学校的老师们总是想尽办法让聋哑儿童们能够像正常孩子一样学习。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他们很少采用被动记忆的教学方法，而是从兴趣出发，带领学生们走出先天缺陷的困境。
在我离开纽约前，快乐的日子被乌云笼罩了，除了父亲的去世外，我从未承受过如此巨大的悲痛。1896年2月，波士顿的约翰·P·斯伯丁先生去世了。只有那些最了解、最敬爱他的人才能理解他的友谊对我意味着什么。他总是以其优雅而谦逊的方式为每个人带来欢乐，对苏利文小姐和我尤为和蔼可亲。只要一想到他那亲切的面容，想到他对我们学业的关心，就是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让我们气馁。他的离世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了永远无法弥补的空白。
进入剑桥女子学校
上大学的念头在我心里生了根，成了一种热切的渴望。我完全不顾很多忠实而明智的朋友们的强烈反对，一心想与视听正常的女孩一争高下。
1896年10月，我进入了剑桥女子学校，这是为进入哈佛大学的拉德克利夫学院做准备。
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参观过韦尔斯利学院，并对朋友们说出了惊人之语：“将来我也要上大学，而且要上哈佛大学！”当他们问我为何不选择韦尔斯利学院时，我回答说，因为那里只有女生。上大学的念头在我心里生了根，成了一种热切的渴望。我完全不顾很多忠实而明智的朋友们的强烈反对，一心想与视听正常的女孩一争高下。当我离开纽约时，这个想法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可动摇的目标。我决定去剑桥学习，因为那是通向哈佛、实现我童年宣言的捷径。
在剑桥女子学校，苏利文小姐陪我一起上课，并将授课内容翻译给我。
当然，我的老师们从未教过聋哑学生，我与他们交流的唯一方法就是唇读。第一年，我的课程包括英国历史、英国文学、德语、拉丁文、算术、拉丁文写作和一些其他科目。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为了准备上大学而学习过某门课程，但是苏利文小姐曾经在英文方面对我进行过精心辅导，因此不久我的老师们就认为，除了学习学院指定的几本教材外，我不需要再接受特别指导了。此外，我的法语基础不错，拉丁文也学过6个月，但我最熟悉的还是德文。
尽管存在着这些优势，但是仍然有一些严重的障碍阻碍了我的前进。苏利文小姐不可能把所有指定教材都在我手上拼写出来，及时地为我制作盲文版教材又是件极其困难的事，尽管我在伦敦和费城的朋友们愿意马不停蹄地为我赶制。我不得不暂时用盲人点字法将拉丁文抄写下来，这样才能与其他女孩一起背诵。我的老师们很快就习惯了我那不完美的发音，并能解答我的问题，纠正我的错误。虽然我不能做课堂笔记，也不能做练习，但是我可以在家中用打字机完成所有的作文和翻译作业。
每天，苏利文小姐陪着我一起上课，用无限的耐心将老师所讲的全部内容拼写在我手上。她还要帮我查生词，一遍又一遍地为我读尚未翻译成盲文的笔记和课本。这些工作的沉闷乏味是难以想象的。我的德语老师弗劳·格鲁特女士和校长吉尔曼先生是学校里仅有的能用手语字母给我上课的老师。尽管弗劳·格鲁特女士拼写得又慢又不熟练，但她仍然坚持每周给我上两次课，好让苏利文小姐得到片刻休息。尽管学校里的每个人都热心地帮助我们，但是只有苏利文小姐能将这些枯燥的工作变得充满乐趣。
那一年，我上完了算术课，复习了拉丁文语法，读完了三章《高卢战记》。德语方面，在苏利文小姐的帮助下，我阅读了席勒的《钟之歌》和《潜水者》、海涅的《哈尔茨山游记》、弗赖塔格的《腓特烈大帝统治时代散记》、里尔的《美的诅咒》、莱辛的《米娜·冯·巴尔赫姆》，以及歌德的《我的一生》。阅读这些德语名著真是一大享受，尤其是席勒的优美诗句，比如对腓特烈大帝的丰功伟绩的赞颂和对歌德生平的描述。我恋恋不舍地读完了《哈尔茨山游记》，书中妙语连珠，生动地描绘了哈尔茨山动人的美景——紫藤遍野的群山，水声潺潺、波光粼粼的小溪，充满传奇色彩的蛮荒之地，传说中的格雷姐妹，只有那些用心感受和热爱大自然的人才能写出这样恢弘奇幻的诗篇。
那一年，吉尔曼先生教过我一段时间的英国文学。我们一起阅读了《皆大欢喜》、柏克的《论与美洲的和解》、和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吉尔曼先生广博的历史与文学知识，以及出神入化的讲解，令我的学习变得轻松愉快，这种方式远远好过照本宣科的课堂教学。
柏克的演说比我读过的任何一本政治书籍都更具启发性。书中那个动荡的时代令我心潮起伏，两个对立国家的许多历史人物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面前。令我感到不解的是，面对柏克那样激昂雄辩的演说，乔治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为何充耳不闻，毫不理会他关于美国胜利和英国蒙羞的警告性预言。接着，我便思考起这位伟大的政治家为何在党内和人民之间却如此不受欢迎。我想，这样珍贵的真理与智慧的种子竟然湮没在无知与腐败的杂草之中，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
麦考雷的《塞缪尔·约翰逊传》则有着另一番不同的趣味。这个在克鲁伯街头饱受折磨的落魄男人令我同情，然而在他做着苦工，身心都受到残酷折磨的时候，却始终保持着友善的言行，向贫穷和遭受歧视的人们伸出援助之手。我为他取得的成功欢呼雀跃，假装看不见他的缺点，人有缺点并不足为奇，然而可贵的是这些缺点并没有使他的灵魂蒙尘。尽管麦考雷才华横溢，文笔犀利，常常能够化腐朽为神奇，但有时他的自负令我生厌，而且我也常常质疑他为了追求某种效果而牺牲真理的做法，这与我所崇敬的英国的德摩斯梯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