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社会冲突及其危害程度的多样性相适应，人类解决社会冲突的手段也始终是多元的。一般地，纠纷解决方式最直接的功能就在于解决纠纷，而且一种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这一功能。相对于诉讼方式，非讼方式自身的优点决定了其在解决农村民事纠纷方面的优越性：（一）启动阶段便易，运行阶段富有经济性诉讼方式的启动和运行，有专门的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条件，有特定的时间和场所，除承担诉讼费等显形的费用，还要负担路费、农时误工等隐形损失。由于经济实力偏弱，打官司对农民来讲，着实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另外，农民也不可能对诉讼投入过多的时间。农作物的生长周期是不等人的，到了耕作的时候人们必须去耕作。特定的、较长的诉讼周期占去农民的时间，就可能意味着农民收入的减少。即使纠纷得到了公平的判决，现行法律也缺乏对生效判决的富有成效的实现机制，投入那么多，结果却得不偿失。所以，从经济性上看，诉讼方式也是不适合农村的。相形之下，非讼方式的采用要便捷得多。可即时、方便地自行或通过第三方直接主持解决，具有时、空的便捷性。可以协商选择时间、地点甚至最终的解决结果，整个过程是低成本的。从经济上讲，非讼方式更适合农村的需要。
（二）心理上的亲和性和结果上的和谐性
诉讼所要面对的是陌生的场所、陌生的纠纷解决人员、陌生的解决程序和语言，这些都不是农村人熟悉的，超出了农村知识的谱系，容易给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和怀疑。而非讼方式则不同，和解也好，调解也罢，都是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操作程序，心中的安定自然增加几分。其结果具有和谐性更加有意义。在农村，诉讼结果无论如何，都可能导致社会和谐性的缺失。对当事人而言，对簿公堂后他们很难毫无芥蒂地相处。因为，进行诉讼无疑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那也是很丢面子的一件事，可能会带来双方当事人之间在审判以后无休无止地对立和冲突。就更大范围而言，纠纷双方可能因为诉讼而扩大对立层面与冲突范围，进而带来连环的不稳定因素。恰如罗伯特·F·尤特所言，“由于纠纷常扩及家族、村庄及行会，因此诉讼经常导致争持者与其家族之间多年怨恨关系的产生”，有时候，由于纠纷的不当解决，世代为仇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对于生活在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农村中的人们无疑极其不利。而非讼方式则在当事人的满意度和社会效应方面具有优势。一方面，就当事人而言，在非讼方式运行过程中，有充分的协商机会，当事人有平等、直接表达自己看法与要求的机会。因此，在心理上，当事人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在解决结果上，当事人对自己充分参与后，得出的结果更容易接受。另一方面，从社会效果上看，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对社会的震荡是较小的。采用非讼方式，有利于当事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挽回和修复，消除当初对立情绪。对整个农村而言，当事者的和好对周围老百姓也是良好的示范和教育。
以非讼方式推进农村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正当性；尤其对于转型中的我国农村而言，和谐的农村需要更温和的纠纷解决方式，非讼方式应成为农村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农村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方式的问题及完善
任何一种机制均不可能完美，非讼方式也不例外，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非讼方式在追求低廉和迅速解决纠纷的同时，可能出现“廉价正义”的问题，由于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都缺乏规范性和制度保障，严重的可能导致一些非正义的结果，比如强势的一方逼迫弱势一方。其二，法律效力不明。现行法仅规定以人民调解方式达成的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并不具有强制执行力。而没有规定纠纷双方的和解以及第三人的调解的法律效力。其三，规避和侵蚀国家法，当事人的处分和合议结果可能会回避国家法的强制性规定，使国家法落空。比如，强奸属于刑事犯罪，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但是在农村中，碍于面子而私了的情况并不少见。
当然，农村民事纠纷非讼解决方式存在的问题与其自身特点密切相连。在现代社会，多元化的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运作的前提条件是与国家司法权协调互动。如果没有这种条件，非讼方式的合理发展就可能处于一种自发自在的状态，相应地，也就很难与司法制度形成一种良性关系和秩序。这样，非讼方式甚至可能成为与国家司法权相对峙的权力体系。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完善农村民事纠纷解决非讼机制，既需要纠纷主体的积极认同和配合，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机制和环境上的保障。
注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是推动农村利用和发展非讼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保障。在社会转型时期，农村中各种社会力量正发生着剧烈复杂的变化，且尚未形成良好的秩序。此时，司法诉讼面临的压力也最大，也最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辅助。以国家制定法为基础，按照现代法治的价值理念来引导和改造民族的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使其重新焕发活力为法治建设服务，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国家能否正确认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在构建法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并制定出相应的非讼方式发展战略，不仅对农村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也对整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思维模式和路径选择具有示范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保障，非讼方式的正当性和效力就得不到保证。
注重非讼方式中主体因素的影响。非讼方式的实施主体是决定其成效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中立者的素质，并不仅仅意味着高学历和高水平的法律专门知识，而往往更重视调解员的道德水准、解决特定纠纷方面的专业水平、经验和技巧，以及对社会、人生和特定领域的惯例的熟悉程度等等。此外，代表性也是必须的，中立者必须能代表多数人的普遍认同。因此，村庄里的德高望重的长老和热心公益的老年妇女往往比精明的律师更善于解决邻里纠纷。
同时，由于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归根结底建立在当事人的处分权上，纠纷主体的自律意识和理性决定的程度，特别是当事人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合理选择能力和诚信水准，与合议的达成直接相关。在实际的纠纷解决过程中，由于当事人方面的原因，比如，一方或双方态度消极、对最终结果不切实际的期望值等，非讼方式的运作有时效果欠佳。而一旦非讼方式失败，不得不进入诉讼程序，会使纠纷解决的成本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反而给当事人造成了更大的负担。因此，非讼性纠纷解决机制必须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当事人的诚信参与度，以及建立必须的制约机制和提供达成和解的条件。
正确处理当事人自治与国家司法权统一行使的关系。非讼方式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私法自治”的原则，国家公权介入的较少。一方面，这有利于当事人自主解决纠纷；另一方面，这也可能导致与国家司法权的对峙。在我国农村，由于长期历史文化传统使然，私权自治的范围是较广的。因此，必须处理好国家公权与当事人自治的关系。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必须保证国家司法权的统一和主导地位。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范围应以不违反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为原则，不能随意扩大。在具体纠纷解决中，“私法自治”应作为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理由；在司法权统一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
基于上述考虑，通过法律规定非讼方式的法律地位、程序、效力和原则，并投入必要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加以合理配置是必要的。笔者认为，通过法院配置非讼机制的风险与责任，并赋予非讼解决方式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首先，对非讼方式解决纠纷后所达成的和解协议、调解书等处理结果的效力加以制度上的保证，通过公证、法院登记或审查等方式使其产生终局性效力和执行力，可以有效解决非讼方式效力不明的问题。其次，在不剥夺当事人的诉权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规定和法院的裁决，敦促当事人遵守利用非讼方式做出的决定或达成的协议，并通过设定紧急制裁措施增加当事人在用非讼方式之后再度进行诉讼的风险和责任，以最大限度地减少纠纷解决可能出现双重方式导致的双重成本的浪费。再次，司法权干预非讼方式的另一个好处在于提供制度性的监督，以司法审查作为避免不公正结果的保障，维护国家法的统一。
民事案件及刑事案件
民事案件指发生在法律地位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争议，当事人无法协商解决，而诉诸司法机关，请求由司法机关受理并就有关民事权利和义务进行廓清和界定的案件，主要指有关财产权益方面的案件如合同纠纷，物权纠纷等以及侵权行为而发生的纠纷，比如殴打他人致轻微伤害（如果伤害严重，则变成刑事案件了），也包括婚姻、家庭等方面的案件。
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被控涉嫌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国家为了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而进行立案侦查、审判并给予刑事制裁（如罚金、有期徒刑、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等）的案件。
六大民事、行政事项可请求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条例》规定，公民对下列6种需要代理的民事、行政事项，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
这6大事项是：依法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条例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还可以对此6项以外的法律援助事项作出补充规定。条例还规定，请求国家赔偿的，向赔偿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向提供或发放义务机关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向给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向支付义务人住所地的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向被请求人住所地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