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归来之徐梵澄先生，最近发表了一篇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星花旧影》，载于《鲁迅研究资料》第十一期。徐先生当年与鲁迅有交往，他写的回忆文字正是人们所关心的。
文中讲到一件事，鲁迅以为处理古籍要有眼光，而且研究古书不应当自异于社会，成了旧日的士大夫阶级。徐文说：“有一部旧书，名曰《草堂之灵》，是我在湖南收到的，带到上海给先生看。先生看了颇为欣赏，说其中讲诗、文、书、画有很多正常又是很好的见解，甚为高明。我以为然。但其中又有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如谈及神通鬼怪之事，是我所反对的。便说如将其翻印，便将那些皆芟掉。先生以为不可。说还是保存其原样好，因为那会将其书的特色抹煞了。这书终于没有翻印。”鲁迅先生的见识当然是正确的；徐先生至今印象殊深，以为这些意见非常可贵。
徐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鲁迅先生很欣赏《草堂之灵》
这部书，但是，徐文并未讲清这是怎样的一部书，作者为谁，因此使人误会《草堂之灵》是一部古籍。实际这是今人的一部笔记，作者是湘潭的杨钧，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长沙出版，似为自费印行。
杨钧（重子），是杨度（晳子）的弟弟，亦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读书时，先后与蔡松坡、陈师曾相居一室。杨氏兄弟都是湖南王闿运门下的学生，故书中对湘绮先生多有记载。《草堂之灵》
共四部十六卷，其中以谈诗、书、画、印、碑刻、玉石者为多，作者也精通书法绘事，所以常有一些独得之见。至于《草堂之灵》
的来历，作者自述： “其人也，有时而歌，有时而哭，痴顽混沌，如饮狂药。虽然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诡谲恢奇又不可一世，故谓之为人不可也；谓之为神不可也；谓之为鬼不可也。无以名之，名之曰《草堂之灵》。”他的室名则叫“白心草堂”，作者又有《白心草堂诗集》一部行世。据俞剑华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介绍，杨钧于抗战期间逝世，生卒年月不详。该辞典所据徐鑫龄《课堂谈艺》稿，说杨钧精诗、文、书、画、金石，人称“五绝先生”。但，他把杨钧的号“白心老人”错成“白必老人”了。
杨钧论画，屡见新解，例如他说石涛、石谿、瞿山、八大的作品“别具神情，不徒险怪，稽之法度，未稍乖离，学其用心，自能名世”。然而，有人只学其皮毛或古怪，以为十分容易，其实，“纵能自掩，难以欺人，徒窃怪形，当然出丑也”。诚然，窃取古人一二不经意处即能成家的事确是从来没有的。但是，他同时又提出：“然学古之法，又在取其一二，非师其全体也。余常谓书家秘法，于小品冷碑，人所不经意处得之。画家亦复如此。广求名作，细意探求，其独到处又为人所未得者，取而扩之，练成一色，而家数出矣。”这些论述自然有实践的经验作依据，也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莫怪鲁迅先生表示赞赏。而一部《草堂之灵》，很多这样的见解，不是人云亦云的欺人之谈。
作者终究是一位旧式文人，论书画金石得心应手，光彩逼人，一接触到新文化则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书中有《论新文化》一篇，语多谬误，如说新文化运动提倡古典小说《水浒》： “其害正大，诲盗之罪，实不可辞。”而且还举出乃兄杨度亦有这样的主张。
书中第十一卷《记厄》一篇，虽然观点不足取，但亦真实地记录了大革命时代湖南农民运动的风貌，值得一谈。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叶德辉丧命于长沙东门外；是否该杀，此处不论。杨以为叶“性至乖僻，不近人情，余早知其不免”。又说叶“门户之见最深，不可与辩也”。当叶死之前夜，杨钧亦被农民协会捕去。
盖杨氏住宅与左侧梁氏宅相通，梁氏因办炼矿公司而成巨富。当时梁家工人“不知机变，仍循习惯，将其主之书籍衣被等物，由后门运存余宅。驻梁家纠察队见之，以为所运皆梁家物，群入余宅捕盗。余闻声下楼欲证明事实，人数太多，不易申辩，遂与工人一并捕去”。这当然是一个误会。农民协会还是讲政策的，事后除了对他承认错误之外，并表示“负日后保护之责”。而且“农协总会以分会辱余，欲严加惩杀，余固止之”。他只被拘禁了半夜便释放回家。
当时农民协会的委员长曾经问杨钧： “汝与杨度有关系否？”
杨答曰：“杨度为我之兄，自不能全无关系。但彼谈政治，我事文学，各不相谋，彼事我不负责。”旁边站立的人说，此人之画，每张可值三千元。杨钧笑答：“多谢尊言，果能如此，早成土豪，恐尊会不能如此待遇！”从《草堂之灵》里，竟能看到湖南农协同开明士绅的一段交涉，杨钧的幽默感和农协的大度在这段笔记里都生动地表现出来。
自然，这段纠葛，想来鲁迅先生亦是读到了的。
总起来看，这部《草堂之灵》并无宣扬鬼怪神异之处，相反地倒是反对迷信的。但是，因为书前有些神乎其神的托词，书中也有几篇纪梦的文字，因此便给徐先生留下了这种印象。
一九八三年六月
附记：一九八五年三月岳麓出版社重印了《草堂之灵》，书中前言说，杨钧生于一八八一年七月，卒于一九四○年十月。
一九八五年八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