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跨民族是考量比较视域能否成立的原则之一。民族是一个在地域和血缘上具有相当稳定性的历史概念，一般地来讲，对两个民族以上的诗学进行汇通性研究是比较诗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但是，语言与文化往往可以溢出民族的地域和血缘向外扩张，蜕变为一种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国界的国际人文现象，比如比较诗学研究者把美国后现代文学批评思潮与中国后现代文学思潮做比较研究，这是一个很好的比较诗学研究课题；但是，如果做进一步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很难用跨民族来细致地规定这个方向的比较研究性质，因为，美国与中国都是由多民族所构成的国家，“民族”这个概念在这里无法准确且方便地指称比较研究在这里所跨越的究竟是那些民族，如在当代中国这个地理概念下，民族是指称汉民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可能会被一些思考精细的学者质疑；尤其是在美国，民族是一个在精神上远比于中国相对淡化的概念，所以在这里启用跨语言与跨文化更为准确而方便。对于两个由单一民族所构成的国家的文学理论进行汇通性比较研究来说，用跨民族来考量比较诗学研究及其比较视域的成立更方便。如日本学者所从事的日本文论与韩国文论的比较研究、欧洲学者所从事的德国文论与法国文论的比较研究。
需要说明的是，跨国界也是考量比较视域能否成立的一个原则。国界是一个在地域和行政上具有相当稳定性的历史概念，对两个国家以上的诗学进行汇通性研究也是比较诗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但是，如果完全使用跨国界来考量比较诗学研究能否成立，必然面临着一种困境，因为从学理上来看，把韩国当代文学批评与朝鲜当代文学批评进行比较研究，虽然这一研究跨了国界，但还是在同一民族、同一语言与同一文化体系内部展开的。我们不建议把这种研究划归于比较研究，因为韩国与朝鲜是源于同一民族、同一语言与同一文化体系的各自又是独立的国家政体。另外，比较研究者可以把汉语叙述诗的审美原则与内蒙古叙述诗的审美原则进行比较研究，这种跨民族、跨语言与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可以成立，但并没有跨国界，因为国界还是一个政治行政概念，往往一个国家可以由多民族、多语言与多文化构成。因此我们不提倡跨国界这个概念在比较研究中使用，主张使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这四个跨越。
其次，跨语言是考量比较视域能否成立的原则之二。语言也是一个在地域和血缘上具有相当稳定性的历史概念，一般地来讲，对两种语言以上的诗学进行汇通性研究也是比较诗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但是，如果我们完全从语言的角度来考量比较诗学研究能否成立，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另外一种困境，即因一种具有国际性的语言同时在若干民族、国家与文化区域中使用，从而无法判断比较诗学能否成立，如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都是英语国家，如果一位美国本土的比较诗学研究者把美国20世纪小说的叙事原则与英国20世纪小说的叙事原则进行接受与影响的比较研究，这是准确的比较诗学研究，但是这种比较研究并没有跨语言。因此注意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用跨语言无法在学理的逻辑上有效地考量比较视域能否成立。
再次，跨文化是考量比较视域能否成立的原则之三。总体地看，比较诗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研究在理论上的进一步提高，是从比较文学研究中发展出来的一个学科，因此在比较诗学学科理论的建构上，我们主张用跨文化来考量比较诗学研究能否成立。在《比较文学概论》这部教材中，我们曾指明：
跨文化是衡量比较文学研究成立的标识。人文科学界对文化的定义非常多，至今为止中外学者给文化所下的定义已有一百多种。学术界及比较文学界往往也从不同的系统角度来圈定文化的外延，如东方文化系统、西方文化系统、基督教文化系统、佛教文化系统、儒家文化系统、道家文化系统、民族文化系统，因此文化这个概念的确过于庞杂。杨乃乔主编.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
的确，国际学术界给文化所下的定义过于庞杂，在某些情况下文化被定义的涵盖面过于大，有鉴于此，我们应该对这个概念的使用给出一个规限。不管学术界对文化这个概念有着怎样多的定义，以“跨文化”这一概念来考量比较诗学研究的比较视域能否成立时，在跨文化这个概念的使用中必须以跨民族或跨语言给予限定，否则也会产生划界上的困境。如把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中的诗学进行比较研究，这个跨文化既没有跨民族也没有跨言语，因此还属于国别文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就是说，在比较诗学研究领域，我们所使用的跨文化这一概念必须要满足以下一个条件：或者是跨民族的跨文化，或者是跨语言的跨文化。如把法国古典主义诗学与德国古典主义诗学进行比较研究，从一个侧面分析，法国与德国都可以被归属于欧洲基督教文化系统下；从定位在欧洲基督教文化系统的层面上来看视，两者可以共属同一文化系统，在这样情况下，我们建议还是应该启用跨民族的跨文化或跨语言的跨文化来认定法德古典主义诗学的可比性，回避因为文化定义的庞杂与过大给比较诗学研究命题定位所带来的各种纠纷。
最后，跨学科是考量比较视域能否成立的原则之四。从汉语字面上来看，文艺理论这个概念本身不仅包涵文学理论，并且也涉及到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建筑与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的理论和批评问题，也就是说，文艺理论本身就含有跨学科研究的性质。而比较诗学在学科意识的自觉上更主张跨学科研究，主张以诗学为中心，把研究的视域扩散出去，跨向音乐、绘画、雕塑、舞蹈、建筑、影视、哲学、宗教、心理学与文化学等其他学科门类。需要强调的是，比较诗学的研究视域从诗学研究跨向哲学、宗教、心理学与文化学等其他学科，在跨学科的视域中必须保持跨文化，这种跨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眼光才是我们界定的比较视域。如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与高旭东的《中西文学与哲学宗教——兼评刘小枫以基督教对中国人的归化》，这两部著作就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下，把比较诗学的研究光眼——比较视域从中西文学批评透向宗教与哲学，以文学批评为中心把文学与宗教、哲学在跨文化的语境中整合起来进行理论的汇通性研究；那种仅仅跨学科而不跨文化的两种学科比较研究，我们不建议认同为比较诗学研究，如中国诗论与中国乐论的比较研究，中国诗论与中国画论比较研究等。
需要提及的是，比较诗学在讨论跨学科等或在任何学术场域下使用跨文化这个概念时，必须包含一个跨民族或一个跨语言，这样我们在用跨文化来定位比较视域的内质时，也可以影响学术界在全球化时代对跨文化这个概念的使用更加精确起来。
综上所述，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构成了比较诗学研究视域的基本内涵，从这一点也可以见出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主体，其所秉有的研究视域——比较视域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研究者和国别文论研究者的眼光，在全球化的时代，比较诗学研究主体所秉有的比较视域是一种在学科理论上自觉追求四个跨越的研究眼光，并且以跨文化与跨学科为两个主要跨越，比较视域的跨文化研究必须含有一个跨民族或跨语言，否则比较视域的跨文化研究可能在学科理论上会产生逻辑的破缺，而比较视域的跨学科研究必须包含跨文化，否则比较视域的跨学科研究也可能在学科理论上会产生逻辑的破缺。
二、比较视域与互文性等概念的疏理
比较诗学是在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语境下对中外诗学之间的互文性、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互文性进行汇通性研究，比较诗学研究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研究和国别文论研究，就在于比较诗学这一学科所安身立命的基点——本体是比较视域。在学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为了进一步突显比较视域，我们在介绍比较诗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客体时，把研究客体的成立置放在对比较视域的讨论中来完成，以此讨论比较视域及其研究客体的问题。
任何学科的研究都有自身的研究对象——客体，比较诗学的研究客体就是呈现在研究主体之比较视域中两个层面理论的互文性，即建立在中外诗学关系上的互文性、建立在中外诗学与其他相关学科关系上的互文性。在讨论“两个层面理论的互文性”之前，让我们先来介绍这个表述的中心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第一，“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最早由女性主义文艺理论批评者朱莉娅·克里丝蒂娃在20世纪60年代创造与使用，在文献学的追寻上，法国学者蒂费纳·萨莫瓦约曾在《互文性研究》一书对此作出了系谱学的考据：“是朱莉娅·克里丝蒂娃在刊登于《如是》杂志的两篇文本中正式创造和引入了互文性这个概念，继而在她1969年的著作《符号学，语意分析研究》中又重新提到。第一篇文本发表于1966年，名为《词、对话、小说》其中第一次出现这个概念；第二次在《封闭的文本》（1967年）中，她又进一步明确了定义：‘一篇文本中交叉出现的其他文本的表述’，‘已有和现有表述的易位……’，互文性是研究文本语言工作的基本要素。”［法］蒂费纳·萨莫瓦约著.互文性研究.邵炜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可以说，在当下全球化多元文化碰撞、对话、交流与整合的年代，互文性这一理论概念的提出，对比较诗学研究者驻足国际学术平台讨论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理论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中国汉语诗学思想发展史的历程来看，从印度佛教于汉代东传中国到18世纪以来欧美及俄罗斯（含前苏联）等外来文化在更大的范围上对汉语文化的接触与影响，及汉语文化对海外诸种民族及其文化的渗透，千年来汉语诗学思想的确是在互文性的语境下发展着，最终形成了中国汉语诗学思想史传统，也形成了当下21世纪中国汉语诗学理论及研究的多元整合态势，千年来，中国诗学与外域诗学正是在中外文化的互文性接受与影响中交往着、生成着、互动着与发展着，中外诗学在各自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不可分割、不可剥离，浑然汇通为一个整体，从而形成了合而不同的互文性关系。正如克里丝蒂娃在《封闭的文本》一文中所指明的
在这种关系中，语言处在一种重新分布的境遇（破坏的或建设的）；其次，这种文本是一种诸种文本的置换，是一种互文性：在一个被给定的文本空间中，来源于其他文本的几种叙述彼此相交、彼此整和。［法］朱莉娅·克里丝蒂娃.封闭的文本.（JuliaKristeva，“TheBoundedtext”），见于［法］朱莉娅·克里丝蒂娃：《语言中的欲望：一种走向文学与艺术的符号学》（JuiaKristeva，DesireinLanguage：ASemioticApproachtoLiteratureandArt，TranslatedbyThomsasGora，AliceJardine，andLeonS.Roudiez，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0，p.36.）
简言之，中外诗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文性就是比较视域所指向的研究客体。
第二，什么是互文性？克里丝蒂娃首先是在法语的写作中创造及使用互文性这个概念的——“intertextualité”，法语“intertextualité”与英语“intertextuality”同属印欧拼音语系下的两种语言之同义概念，这两个概念在语言的意义分析上没有差异性。从英语的构词条件及英汉翻译的构词条件来分析，把“intertextuality”翻译为“互文性”，在语义上应该有三个层面意义的整合，“inter”作为英语构词的前缀具有“互相”、“在……中间”、“在……之间”与“在……之内”的意义，“text”是“文本”，“textual”是形容词，“-ity”作为英语构词后缀其汉语意义往往被翻译为“……性质”，“互文性”就是从“互相”——“inter”、“文本”——“text”与“……性质”——“-ity”三个层面的意义中整合而来的一个外来诗学概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概念在翻译的跨文化旅行中所行走的轨迹。当比较诗学研究者在使用“互文性”这一概念时，应该从其汉语、英语的构词及翻译旅行的轨迹来准确地提取这三个层面的意义，否则特别容易从汉语或英语的字面上对“互文性”这个概念给予望文生义的误读，以致影响比较诗学研究者对比较视域的理解。格雷厄姆·艾伦在《互文性》一书中就指出：“在当代的批评词汇表中，互文性是最为通常使用或误用的术语之一。”［美］格雷厄姆·艾伦.互文性（GrahamAllen，Intertexuality，RoutledgePress，2000，p.2.）
在《互文性研究》一书的《引言》中，萨莫瓦约曾就欧洲学术界关于互文性这一概念的含混理解给出自己的描述与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