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比较诗学及其比较视域的互文性原则
杨乃乔
一、比较视域与四个跨越
不同于一般文学理论或国别文论研究，比较诗学研究主体所拥有的比较视域是比较诗学在学科上成立并且得以展开学术研究的基点——本体。在回答“什么是比较视域”这个设问时，我们应该从“视域”这个概念展开讨论的思路。比较视域的英文书写是“comparativeperspective”，在英语语境下，“perspective”这个概念是在“透视法”、“透视图”、“远景”、“视野”、“视角”、“观点”、“看法”、“观察”、“展望”与“眼力”等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意义链上使其意义出场的；我们把“perspective”翻译为“视域”，对从事比较诗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必须要能够从汉语书写的“视域”这个概念上，提取英语“perspective”所含有的上述从“透视”中所引申出的一系列意义。比较诗学是一门在研究视域上敞开而借助于异质文化照亮自己的学科，其不仅是作为比较文学方向下发展出来的一门学科，同时在研究领域上也兼跨文艺理论，国际学术界许多优秀学者在讨论比较文学的研究走向时都在强调比较研究学者的视域问题。
在《一种跨美洲视域中的美洲西班牙与巴西文学：比较的走向》一文中，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厄尔·E.费茨认为：
历史地说，比较文学已经把自己定义为来自于一种国际视域的文学研究。从方法论上来说，这已经意味着真正的比较研究必须包括由一种语言以上所书
写的文本，这一原则已经自成为一种不可缺少的原则（即使是在跨学科研究的时代）。①
杨乃乔，首都师范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美］厄尔·E.费茨.一种跨美洲视域中的美洲西班牙与巴西文学：比较的走向.（“SpanishAmericanandBrazilianLiteratureinanInter-AmericanPerspective：theComparativeApproach”），见于［美］史蒂文·托托斯·德·司普特奈克：《比较文化研究与拉丁美洲》（StevenTotosydeZepetnek，ComparativeCulturalStudiesandLatinAmerica，PurdueUniversityPress，WestLayayette，Indiana，2004，pp69-70）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视域在比较研究中的重要性，并且费茨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是一种国际视域，同样，比较诗学在学科成立的原则上也必须把自己定义为来自于一种国际视域的研究。
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比较研究学者群体在网页上介绍该系的研究主旨时，也反复地强调比较研究的视域问题：
欢迎来到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来，我们全体教师来自于国际性学者、批评家和作家各个方面，并且提供一种全球化的视域和一种在跨学科的构架中对文学的动态关注。
基于单一文本和单一文化的研究是由相关周边文本和周边文化的知识所充实的，我们对文学的审视来自于一种广阔的和包容的视域。我们探索文学与哲学、政治、人类学、历史、文学理论的交汇。我们阐明这些与戏剧、视觉艺术和现代传媒有关的重要比较，我们考查这些一般不被看视为文学的作品，追踪他们表现在性别、种族、阶级文化方面的影响。我们把自己导向于这些探索，我们的全体教师研究非洲、加勒比海、拉丁美洲、中东、俄罗斯及斯拉夫、中国和日本文学，也研究从文艺复兴到当下的欧洲和Anglo-American文学传统。
按：见于http：//www.nyu.edu/fas/dept/complit/
我们注意到，与费茨所强调的比较研究视域的国际性一样，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全体学者所强调的研究视域是全球化的、宽阔的、包容的。整合起来审察，这种国际的、全球的、宽阔的、包容的与开放的研究视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比较视域。
实际上，当比较诗学研究者对跨两种文化以上的中外诗学或中外诗学与其它相关学科进行汇通性研究时，就是以自己的学术思考对中外诗学之间的互文性、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互文性进行透视，以追问互文性之间的材料事实间性、美学价值间性与学科交叉间性。在这里，“间性”指涉的就是“关系”。因此，比较诗学研究主体所秉有的“视域”已不再是日常用语中所赋予的普通意义；在比较诗学研究的领域中，这里是指一种多元观察、多视点透视并具有他者性、汇通性的研究眼光，我们把它称之为“比较视域”。
在比较诗学的研究中，我们把比较视域理解为是国际的、全球的、宽阔的、包容的、多元的、开放的，这还是一种外在的总体描述，为了使比较诗学研究秉有一种可以遵循且明确的学科规则，我们把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这“四个跨越”带入关于比较视域的讨论中，作为规定比较视域能否成立的内在原则。
第一，比较诗学是对中外诗学之间的互文性、中外诗学及其相关学科之间的互文性进行汇通性研究，所以“四个跨越”在这里有着重要的意义。
如张伯伟的《“以意逆志”法与西方诠释学的若干比较》就是一篇在比较诗学方向下展开研究的典范文本。张伯伟把自己的研究视域跨越在中国古典诠释学思想与西方诠释学两者之间，进行汇通性比较研究以澄明两者之间的互文关系：
西方诠释学起原于对《圣经》的解释，至19世纪，范围逐步扩大，并涉及到普遍性的理解与解释的问题。“解释”与“理解”遂成为一种哲学的上的范畴。一般认为，是施莱尔马赫开始系统地创立了诠释学的原则。诠释学在20世纪后期，成为西方哲学、文学及史学研究中讨论得极为热烈的话题之一，至今仍处在不断发展之中。这里将诠释学的起源和发展划作三个阶段，与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法稍作比较，藉以看清“以意逆志”法的发展走向。张伯伟.“以意逆志”法与西方诠释学的若干比较.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2页
西方诠释学的发生最初是为了对《圣经》文本所蕴含的上帝之意图进行解释，诠释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成立是为了满足宗教信仰上意义获取的目的，后历经德国的施莱尔马赫、狄尔泰到20世纪德国的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法国的保罗·利科、意大利的艾柯，逐渐形成了本学科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在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中，诠释学也是于德、法、意、英、美等民族与国家的学者思考中逐渐走向成熟的，并整合为西方学术语境下的一门完整的学科，所以西方诠释学本身就是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的语境下所形成的一门国际性学科，因为诠释学在西方学术文化传统中最初是回答宗教与哲学的问题，后来扩展到对文学文本及其意义的理解。
张伯伟把西方诠释学做为自己从事比较研究的背景，使自己的研究视域透过西方诠释学来发掘潜在于中国传统诗学“以意逆志”论题中的诠释学思想，并且从西方诠释学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来分别透视与解释潜在于“以意逆志”论题中的阐释思想：“诠释学的起源起与‘以意逆志’法的比较”，“传统诠释学与‘以意逆志’法的比较”与“本体论诠释学与‘以意逆志法’的比较”。按：这三个论题见于《“以意逆志”法与西方诠释学的若干比较》张伯伟著，见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张伯伟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2-99页这种大幅度跨中西民族、跨中西语言、跨中西文化及跨学科的文论研究就是比较诗学研究。从研究展开的眼光上来看，这种比较诗学研究的视域既不同于纯然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不同于纯然的西方文论研究，也不同于纯然的哲学阐释学研究，在这里，“四个跨越”构成了比较诗学研究主体视域中的重要内在原则。
解释循环是西方诠释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一般认为最早是由施莱尔马赫提出的。解释循环说明了中西诗学理论关于诠释过程中一个共通的普遍性原理，揭示了诠释主体对一部作品文本的理解关涉到局部与整体的逻辑关系问题。因为一部作品文本自身就是一个自足的整体，这个整体的文本是由局部的词句所构成，H.G.加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讨论“时间距离的阐释学意义”时，曾对解释循环给出一个明确的学理性表述：
所以，理解的运动经常是从整体到部分，再从部分返回到整体。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从中心向外扩大被理解的意义的统一性。所有部分与整体的统一性就是正确理解的标准。没有达向统一性即意味着理解的失败。［德］H.G.加默尔.真理与方法（Hans-GeorgGadamer，TruthandMethod，TranslatedbyJoelWeinsheimerandDonaldMarshall，TheCrossroadPublishingCompany，1989，p.291.）
也就是说，诠释主体对文本整体的理解要从局部的词句开始，而对局部的词句理解又受制于整体的文本，整体与局意相互依存，各以对方为展开自身理解的前提，诠释就是在这样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整体到局部的循环中达向理解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就是潜含在中外诗学中共通的普遍性原则。一如狄尔泰说言：“整体只有通过理解它的局部才能得到理解，而对局部的理解又只能通过对整体的理解。”［德］狄尔泰.狄尔泰全集（GesammelteSchriften，Gttingen：VandenhoeckandRuprecht，1913-1967，vol.7.pp.233-3.）如果比较诗学研究主体把研究的视域架设中西诗学两个大文本之间，把西方解释循环的原理作为研究东方孟子诗学思想“以意逆志”的透镜，就不难澄明地发现《孟子·万章上》的“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的表述，孟子注疏.见于《十三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世界书局阮元校刻本，第2735页其中富含着丰厚的解释循环的诗学思想。
在《孟子·万章上》的表述中，“说诗者”是指称诠释主体，“文”是指称文字，“辞”是指称词句，“志”是指称文本的意义；“文”与“辞”的关系是局部与整体的逻辑关系，“辞”与“志”的关系又是局部与整体的逻辑关系，这三者之间递进的逻辑关系是相互制约的；诠释主体对文本整体意义——“志”的理解要从局部的词句——“辞”开始，不能以词句干预对文体意义的理解——“不以辞害志”，而对词句——“辞”的理解又要从局部的文字——“文”开始，不能以文字干预对词句的理解——“不以文害辞”；反过来，对“文”的理解又受制于“辞”，对“辞”的理解又受制于“志”。“说诗者”——诠释主体对诗的理解正是在这样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整体到局部的循环中达向理解，这样才能做到诠释主体以自己对文本意义的准确理解去追寻作者的本意，即“以意逆志”。
“意”是诠释主体对文本准确理解的意义，《说文》：“逆，迎也”，［东汉］许慎著.说文解除字注.［清］段玉裁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影印经韵楼藏版，第71页在这里引伸为追寻与理解，“志”是文本的意义，也是作者所赋予的意义。“以意逆志”正是要求诠释主体在“文”、“辞”与“志”的局部到整体、整体到局部的解释循环中，以自己对文本准确理解的意义追寻作者的本意。当比较诗学研究者在互文性中把自己的研究视域透过西方诠释学的“解释循环”反照、看视中国古代诠释学的“以意逆志”，可以澄明地发现朱熹在《孟子章句集注》中所落笔的注释是那样地富含中国古代诠释学思想：“文，字也。辞，语也。逆，迎也。……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义，不可以一句而害设辞之志，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南宋］朱熹集注.孟子章句集注.见于《四书五经》中国书店1985年据世界书局影印本影印，上册，第71页
中国古代诗学在对诗文的批评过程中着重体验性与描述性，往往不刻意从思辨性与逻辑性来成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是，其中潜在地富含着具有思辨性与逻辑性的理论思想，比较诗学研究者正是把自己的研究视域置放在“四个跨越”上，正如张伯伟所说的“这里将（西方）诠释学的起源和发展划作三个阶段，与中国传统的‘以意逆志’法稍作比较，藉以看清‘以意逆志’法的发展走向。”以比较视域透过西方诗学来“看清”中国诗学，从而借助于西方诗学的理论自觉把中国诗学的潜在理论照亮、击活，呈现为一种理论的明晰，返过来，中国诗学的个案及其体验性又丰富了西方诗学的理论及其抽象性。中西诗学理论的普遍性原则也正是在比较视域的“四个跨越”中可能澄明地显现了出来。
当然，比较视域在“四个跨越”的汇通性研究中不仅追问双向的普遍性理论原则，同时也力图呈现出两方的审美差异性，正如张伯伟在比较视域的汇通中所“看清”的：
“以意逆志”法和西方诠释学，就其起源来看，一个是人文的，一个是宗教的；一个是人学的，一个是神学；一个认为理解与其对象是相通的，因而是可解的；一个认为理解与其对象是隔绝的，因而是难解的。张伯伟.“以意逆志”法与西方诠释学的若干比较.见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张伯伟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94页
第二，需要说明的是，在“四个跨越”中，跨文化与跨学科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原则。以往比较文学界总是使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国界与跨学科这五个跨越来讨论比较研究与比较视域能否成立的基本原理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在启用前五个跨越中的任何一个“跨越”分别来考量比较研究与比较视域能否成立，都是可能的，但也都面临着一个逻辑上的破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