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我二十一岁，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经济在高速发展，固定资产投资扩大，城市建设推进，许多年轻人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为了更好的生活，怀揣着梦想，离开家乡，南下或者北上的为梦想开花的来到城市里。
村里有两个比我小一、两岁的女孩，她们有亲戚在城里，靠着亲戚的介绍，两个姑娘在城里都找到了工作。她们过年回家，我们村里进城务工的人比较少，我跟她们平时玩得也挺好，便好奇的问其中一个在城里做保姆的，“你还认识需要请人的么？可以帮我找一份么？”
“城里请保姆都是要漂亮的美女，不要你这样的。”
过了几天，遇到个子较高的在城里帮人杀鸭做烤鸭的姑娘，我便又提了一句想请她介绍工作。
“城里人都是个子高高的，没有要像你那么矮小的人。”
她们和我当初应该都没有想到我这种又矮又不漂亮的姑娘是没机会去城市里的。
因此，我打消了去城里工作的念头，跟着二姐和几个玩得好的小姐妹出于好奇，一起到县城打工。但是做不到两个月，我因为工作少，工资低，挣不了多少钱，便回了村。
回家当天下午，遇到坐在院外乘凉的奶奶，奶奶摇着竹扇，对我说：“三妹，你家准备去市了！”
南市是我们省的首府，经济发展相对我们村归属的钦市还要发达些。
“我家去南市做什么？”我问。
“你舅舅前段时间来找你妈，让你妈把家里的两头牛卖了，跟他到南市开家具厂，卖衣柜。”奶奶回答我。
“那衣柜是自己卖还是有人订好的？”我又问。
“不知道，你舅舅说要把你一家带到南市去，你妈高兴了好几天。”奶奶摇头道。
傍晚，母亲收工回来，我忙问母亲：“听说你要把家里的两头牛卖了，跟舅舅凑钱开家具厂？”
“对啊，你舅舅说把牛卖了，让我们全家搬到南市去。”母亲高兴的回答我。
“既然这样，只卖一头，留一头，不能全卖了。”我跟母亲说。
母亲开始不耐烦，说话声音大了起来。“卖一头能得多少钱？你舅舅说要把两头牛都卖了才够钱。”
“那不行，万一出了什么情况，全卖了以后我们靠什么吃。”我依旧坚持。
“都要去市里了，留着两头牛有什么用？”
“以防万一，无论如何，只能卖一头。”
当晚，我跟母亲因为卖牛的事情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父亲懦弱，以前家里大小事情都是母亲说了算。现在他们年纪大了，我已经成年，又是家里的劳动主力，我不同意的情况下，母亲也不敢偷偷把牛卖了。
我跟母亲僵持的几天后，二姐夫回来探亲。
在父亲胃病严重的那几年，大姐和大姐夫基本不过问家里的事，二姐夫则一直在帮助我们家。
家中没有能商量话事的长辈和兄弟，母亲从我出生就不爱我，不喜欢我，我明白一个人不会听从自己不喜欢的人的话，即使对方说得再有道理。我便把整件事情告诉了二姐夫，希望他能帮我劝劝母亲，卖一头，留一头。
二姐夫赞成我的想法，说会帮我劝母亲。二姐夫和母亲谈了整整一个下午，母亲才勉强同意只卖一头。
钱没凑够，舅舅又怂恿我父亲到银行贷款。父亲的胃病刚治好一年多，之前银行贷款的钱也刚刚还清。
在银行贷到了五千元，加上卖一头牛的钱，东拼西凑，凑够八千元一起都给了舅舅开家具厂。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家里一整年的收入只有五百元，这八千元对于我们家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就这样，父母和弟弟妹妹们跟着舅舅一起去了南市。
到了1985年中秋节后，安顿好在农村的事物的我也来到南市找父亲，看到了父亲、舅舅还有另外几个合伙人合资开的家具厂。
家具厂不像样，做出来的家具质量也差，无人问津，他们也没有销售家具的渠道。不知道家具一共投资了多少钱，现在是家具卖不出，厂子需要经营，没有收入，就慢慢的亏本。
我们全家在南市呆了一年多，从农村带来的米吃完了，钱也亏完了。母亲只能带着弟弟妹妹回农村种田，留下父亲、我和刚成年的五妹依旧呆在南市。
幸好当初我的坚持，家里还有一头母牛。欠银行的贷款，多数都是靠着这头母牛耕田犁地，靠着卖掉母牛每年生的小牛来还清了银行的贷款。
留在南市的父亲带着我和五妹，在南市做一点小生意。父亲年纪大，适应不了城市的生活和节奏，过段时间也回了农村，还剩我和五妹两个人留在南市。
我和五妹当时寄住在南市的亲戚家里，两个姑娘没什么文化，没有钱。在南市做流动摊贩，摆起了地摊，今天卖卖青菜，明天卖卖水果。经常会被城管赶，被没收过几次东西。
这般机缘巧合的，我便呆在了南市，这一呆，就呆了两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