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父亲最后一次治病住院是到离村六十多公里的县城医院，做手术将胃穿孔磨坏的组织直接切除掉。母亲陪着父亲一块去了县城，治病的钱不够时，母亲打电话给已经嫁人的二姐，让二姐夫带着我拉着一千斤的稻谷卖了凑钱带给父亲。
送钱去医院的当天，我趁着早上空闲还去做了一份工，中午午饭回来时，二姐夫告诉我，奶奶趁着我早上外出工作那会儿，在他面前说我，“准备能去县城玩了，看她一副高兴的样子。”
听到二姐夫的转述，我感到既委屈又难过，眼泪当即就流下来，“奶奶为什么要这么说我，现在住在医院里，等着我们凑钱送去治病的是她亲儿子，她就一点都不关心么？”
我没有找奶奶吵，委屈也只能忍着。吃过午饭我便和二姐夫两人各自踩着一辆自行车赶去县城的医院。
那年代的路属于三级公路，弯道多，而且坡又陡又长，其中还有一段路我们称它为“三十六曲”，意思是整段路都是弯弯绕绕的，九曲十八弯一般。
为了省几元钱的小巴车费，我一个小姑娘骑着28寸自行车赶去医院，这种28寸自行车轮子非常大，几乎与我齐腰高，车座就更高一些。车把跟车座中间连接一条横杆，作用是三角形稳定自行车。腿短一些的，每次上车都是先站在一侧，右脚踩在右踏板上，踩着自行车滑行一段路后，再向后高抬腿左脚，跨上车座上坐好。如果遇上停车，屁股坐在车座上，双脚就够不到地面，只能整个人从车上跨下来才能停稳。
对于个子矮小只有一米五五的我来说，坐在车座上时，两只脚才刚刚够得到自行车的脚踏板，踩车、上下车都很费力又辛苦。
父亲的这次手术，直接切除掉了溃烂的三分之二的胃，折磨了父亲整整十年的胃病终于在这次手术中彻底治好了，直到现在将近四十年，都没再复发过。
我们那西村全村只有一口井能打得出水，全村都是靠着这口井吃水，远近闻名。邻村的人都有玩笑称“嫁女不嫁那西村，嫁过去连水都没得喝。”
每一天，水井旁都会有四、五十对水桶排队，一个扁担可以挑两桶水，两桶为一对。我家的水基本上都是我排队挑回来的，早上五、六点就需要起床带着水桶去排队，到的时候如果前面已经有人，我需要记好前面排队的都是谁，各有几对桶。如果不记着，可能排队一整天直到晚上才轮到我打水。
因为村里人都知道我的父母不疼我，也不会帮我，所以村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子都会欺负我，插队、排挤各种小动作对付我、欺负我。要是到了夜晚才轮到我的，家里没有手电筒，只能凭感觉打水，一勺一勺的慢慢装满。
村里女孩最多的是我们家，男孩最少的也是我们家。村里很多人家都看不起我们家，父亲懦弱又生病，弟弟年纪太小，没有可靠健壮的男丁支撑着这个家。与父亲有血缘的兄弟都欺负我们，父亲的亲弟弟，我的两个叔叔在我父亲胃病最严重住院时也没去看过一眼。我的十二叔，村中一霸也经常欺负我的父亲，他有五个儿子，都跟着自己的父亲有样学样，也一起欺负我小弟。村里人看在眼里，自然就更加地欺负我们。
父亲的病治好之后，家里的收入不再拿来治病，他便到了邻村三公里外包了一个山头的松树林。齐根切断的松树，上端可以卖给木材厂，下端可以用作盖房子的横梁。砍好的松木需要运下山，家里没有余钱请工人、买机器，家中也没有男丁，两个姐姐都嫁人了，弟弟妹妹都还小，这种重活自然也是我来做的。
横梁木都有两米五长，直径20厘米左右粗，每根都有一百多斤，每天我都扛着高度比我高，重量比我重的横梁木，一根一根，一天几趟的将它们扛下山。这样的工作我连续做了一个多月，累得我每天晚上都是粘枕就睡。
无论什么工作，再苦再累我也没有埋怨过父母。
只是每当做这些重活时，就会羡慕别人家有一个健康的父亲，有能顶家的哥哥。如果自己也有这两个人，这些重活、累活就不用我来做。
即使我做得再多，做的再多好，母亲刘青依旧没有对我好，关心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