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夏天，本名叫蒋冰之的湘妹子丁玲考入桃源第二女子师范预科时，川妹子王剑虹因失母而随其姑表亲也寄读在这个学校，她在二年级读书，两人时常在走廊上相见。1921年寒假，丁玲回到常德，她因为幼年丧父，随母亲余曼贞寄住在外婆家舅舅那儿，才又见到王剑虹。当时王剑虹在上海平民女子中学读书，寒假回家乡，看望家人和朋友，这天她是代表姐姐来看老师余曼贞的，正巧丁玲也在家。在学校天天见面时不说话，相隔两年半，话匣子一打开就收不住了。
在王剑虹的鼓动下，1922年2月底，丁玲随王剑虹到上海，进平民女子学校高级班读书。
这所学校是由陈独秀和李达等创办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女干部的第一座学校，号召学生半工半读，学生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叛逆女性。丁玲也是解除了包办婚姻才出来的。上海平民女子学校在20年代应该说是一所非常新型的学校，分低班与高班，丁玲在高班，学社会科学和共产主义。教员有高语罕、邵力子、陈望道、沈雁冰(茅盾)、陈独秀、李达等。丁玲和同学们还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马克思生日时开纪念会、支持工人罢工、到马路上去捐钱、到浦东纱厂去演讲、劝工人坚持罢工等等。原先丁玲对这些还挺感兴趣，但半年下来，丁玲开始感到不满足了，平民女校的课程不是很系统，讲“五四”以后的白话文，这些作品中的大部分，丁玲早就看过。而且学校的老师都是另有职业的，所以经常不能按时来上课，有时候，老师很晚来上课，学生只得从床上爬起来听课。丁玲“觉得这样东跑西跑，东听一课西听一课，有些浪费时间，不如自己读些书”。她和王剑虹“决定自己学习，自己遨游世界，不管是天堂或是地狱”。这期间她接触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但似乎也没有产生更大的兴趣。喜欢自由自在的两个女孩就在1922年下半年结伴到南京去了。在那儿混了一阵，到春节前夕，她们回湖南，想筹钱继续求学。1923年4、5月，丁玲和王剑虹一同离开湖南，又回到南京。
命运之神让丁、瞿相识在石头城，现在丁玲已第二次到南京，可瞿秋白在哪儿呢？这位雄心勃勃的年轻革命家正于1922年12月21日乘车离开苏联，1923年1月初在临近满洲里的一个小站下车，1月8日左右到达哈尔滨，13日抵北京，3月到上海。4月，经李大钊推荐，出任上海大学社会系主任。按照丁玲文章的说法：“我认识秋白同志是在1923年，他从苏联回国不久，准备去上海大学的时候。”按这个说法，这时丁、瞿该会面了。
其实不然。丁、瞿见面要推迟到8月，该月20日瞿秋白到南京参加在东南大学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经施存统介绍，才认识了丁玲和王剑虹。施存统的妻子叫王一知，是丁玲、王剑虹的同学。丁玲在湖南时就读过施存统的文章，对他非常佩服，所以她们到南京后，施存统也随之来登门拜访，并把瞿秋白也带了去。这一带，可带出了一个爱情悲剧，不过第一女主角不是丁玲，而是王剑虹。
两位小姐对瞿秋白的第一印象如何？王剑虹没有留下只语片言，丁玲写了，她是这样写的：他们带了一个新朋友来，这个新朋友瘦长个儿，戴一副散光眼镜，说一口南方官话，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地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我和剑虹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共产党员。这个人就是瞿秋白同志……这篇回忆录写于1980年，离开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已过了五十七年，但丁玲写来，还是那么亲切动人，把瞿秋白的形象、谈吐、待人接物的潇洒风度，描绘得如此深刻，可见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丁玲观察得很仔细，透过“散光眼镜”的镜片，她看到了瞿秋白“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地飘过来”。丁玲用“不惊动人的”定语和“飘”的动词，来衬托她被“飘”过来的“眼光”强烈地“惊动”了。至少强烈到五十七年后，此情此景还历历在目，恍如发生在昨天。
丁玲和王剑虹初次见到瞿秋白后，就“都认为他是个出色的共产党员”。当时正国共合作，共产党员的身份是公开的，也许施存统把瞿秋白带来之前，已向她们略作介绍，说他1920年10月动身去苏联，1922年春在那儿加入中国共产党，出席过在苏俄召开的远东民族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第三、四次代表大会，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歌颂赤色俄国和列宁。不然丁玲和王剑虹怎么会得出“他是个出色的共产党员”的结论呢？
湖南是英雄辈出、风云际会的地方，出生在湖南常德的湘妹子，对英雄似乎有一种天生的崇拜。所以，当结交不久的瞿秋白和施存统，动员她们到上海大学去读书时，她们欣然同意。8月25日青年团“二大”会议结束，瞿秋白和施存统等返沪后不几天，丁玲和王剑虹也打点行李，离开南京，到上海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