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主导型经济奠定伦敦国际化城市的地位。伴随伦敦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优化，20世纪中期伦敦进入服务主导型经济阶段，这一经济结构奠定了伦敦国际化城市地位。中小企业是伦敦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力量。2001年，中小企业对伦敦经济的贡献水平分别是就业的43%，营业额的48.9%。与此同时，伦敦政府在制定企业发展政策时，对中小企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分别制定出台《伦敦科学、知识与创新战略规划》“投资研发减免税政策”等多项政策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与创新。创意城市建设是伦敦提高国际化城市实力的关键。大伦敦市政府把创意产业作为自己的核心产业来经营，并提出“创意伦敦”的概念。近十多年，以创意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开始在大伦敦地区异军突起。凭借每年210亿英镑的产出值，占伦敦年度经济总增加值16%的创意产业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伦敦第二大支柱产业。
高端人才聚集是伦敦国际化城市发展的智力保障。伦敦拥有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和雄厚的科研实力。英国在高等教育上每投入1英镑，就会获得1.56英镑增值回报，而伦敦的高等教育更是拉动国内生产总值（GDP)5%以上。高等教育促进了伦敦及整个英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伦敦成为国际化大都市奠定了坚实的人文基础。高素质的劳动力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成为伦敦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区域协作是伦敦城市国际化发展的重要支撑。大伦敦空间结构为伦敦区域协作提供了可能。早在2000年5月4日，大伦敦举行首次市长直选和市议会选举，经议会批准，新的大伦敦政府成立，下设独立的32个城区和1个“金融城”。在大伦敦政府的支持下，伦敦空间发展战略规划（2004）实现伦敦不同区域的组合，推动多中心发展格局的形成，并通过调整增长方式反映伦敦文化多样性，使伦敦成为国际化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榜样。特别是伦敦码头区改造计划的实施，推动了区域复兴，该中心区的成功改造进一步巩固了伦敦作为世界贸易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
东京：从大东京都到东亚世界城市
东京是日本首都，也是日本的经济、文化中心，是目前公认的与伦敦、纽约并列的三大顶级世界城市之一，是全球化经济中第一个非西方的重要节点。作为亚洲的世界城市，东京有着不同于纽约和伦敦的发展轨迹，它经历了一个从一国政治首都向国家经济中心、世界经济中心转变的过程。
国家战略指引东京城市国际化发展方向。国家战略是推动东京世界城市建设的主导力量，国家政策是东京城市国际化发展的核心动力，东京通过政治体制上的联系和中央政府结成一体，成为日本参与全球竞争的代表，它主要以国家为基点进行全球运作。在国家政府部门的指导下，执行公共政策的公司、银行和工业企业之间构筑的金融和产业政策网络成为东京实施全球控制的工具。这种运作方式能充分体现国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要求，也使东京在执行政治决策中心功能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市场力量由弱渐强是东京发展的基本趋势。产业体系不断转变和优化是东京提升国际化城市实力的关键。东京产业第一次转移发生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奠定了东京都的日本经济中心地位。1955-1970年，东京都的企业、工厂及相关机能开始向周围三县转移，加速了东京都与周边三个县的一体化进程。东京产业第二次转移奠定了东京都国际大都市的地位。第二次转移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末，东京各产业内部结构变化显着。1955-1965年高速增长期前后，日本的制造业向东京都集聚。此后，由于东京地价的上升，制造业又向东京圈扩散。
服务业是东京都的第一大产业，占全日本同行业的比重也接近于l/4。
商业是东京都仅次于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占全日本同产业的GDP超过1/4。这一时期以东京都为中心的东京圈，主要集中了金融服务业和信息服务业。
纽约、伦敦、东京推动城市国际化的基本经验
强大的国际交往能力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纽约、伦敦、东京等凭借拥有众多的国际机构总部和举办大量国际会议成为国际政治的影响中心。目前，共有208个国际组织总部位于巴黎，57个国际组织总部位于伦敦、21个国际组织总部位于纽约、16个国际组织总部位于东京。大量国际机构总部聚集和国际会议的举办大大提升了城市的国际化水平和国际交往能力。
国际化城市通过占据全球产业高端推动城市国际化。国际化城市通过拥有数量众多的总部企业占据全球产业前沿。2008年，总部位于纽约、东京、伦敦和巴黎四城市的全球500强企业共有111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高达5.5万亿美元，占500强企业年度总收入的21.8%。其中东京是全球拥有500强企业数量最多的城市，共计51家，全年实现营业收入达2.2万亿美元，占500强企业年度总收入的8.9%；其他国际化城市拥有的500强企业数量也居全球各城市前列，巴黎有27家、纽约有18家、伦敦有15家。纽约、伦敦、东京等凭借强大的人才、企业和市场优势，成为全球专利技术发明集中地和技术标准发源地，并通过控制技术标准和优先实施技术产业化，主导了全球产品更新和消费潮流，成为全球产业发展的引领中心。东京在2008年美国媒体评选的全球十大科技城市中排名首位，申请专利数位列全球第一，占全日本的比重超过1/4。纽约1998-2008年累计申请专利数为35444个，在美国排名第一。同时，纽约、伦敦、东京和巴黎凭借世界级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外汇市场、商品市场和相当数量的企业总部，成为股票、期货等金融产品，主要货币汇率及石油、黄金、铜等重要资源的国际价格形成中心。
服务型经济主导是城市国际化的显着特征。国际化城市服务业尤为发达，成为主导的经济部门。服务业发展日趋专业化，法律、会计、咨询、广告、设计、科学、高等教育、卫生等行业发展迅速，经济部门的规模越来越大。纽约以金融、商务服务、文化为主导的服务业集群发展，第三产业占绝对份额，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口的90%。在生产性服务的带动下，知识和信息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服务主导型经济奠定伦敦国际化城市的地位。近十多年，以创意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开始在大伦敦地区异军突起。创意产业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金融服务业的伦敦第二大支柱产业。服务业是东京都的第一大产业，占全日本同行业的比重也接近l/4。
推动城市国际化需要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来提升影响力。纽约、伦敦、东京等凭借强大的文化资源和众多媒体资源成为国际文化的传播中心。
纽约是美国的文化之都，除了世界着名的文化设施，如百老汇、林肯艺术表演中心、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外，还有2000家非营利文化艺术机构、2000多种报刊和美国三大广播电视网。伦敦也是世界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全世界每年约有1亿人前来伦敦参观各类博物馆和画廊，伦敦艺术品拍卖额仅次于纽约，位于世界第二。伦敦拥有英国1/3的表演艺术公司、70%的录音棚、90%的音乐商业活动，75%的广播电视业收入，作为全球重要的传媒中心，英国广播公司（BBC）和世界三大通讯社之一的路透社等多家电视及广播媒体和着名报刊都在伦敦设立总部。
和谐、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形成城市国际化的吸引力。不管是纽约、伦敦，还是东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社会环境和谐、开放、多元。今天的纽约是全球最活跃的文化中心之一，人人机遇均等。伦敦作为英国甚至世界的文化、教育、经济中心，过去20年，经历了大规模的移民浪潮，置身于伦敦街头，多元面孔成为平常景象。东京也是一个开放的国际化城市，只要符合规则、满足条件，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可以在东京开展自己的事业。世界城市建设不仅要满足本地居民的需要，更要适应和引导更广阔区域内的人群需要。
城市国际化发展需要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全球化的治理结构。迎接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世界城市需要一种全新的公共管理模式，即全球化的治理结构。全球化加深了各国间的利益相互依存度，世界各国、各个城市之间必须携手合作。更重要的是，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共同挑战：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流行疾病等挑战没有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城市可以单独应对，人类只有联合起来。因此，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上的跨界合作显得尤为重要。要实现这种跨界合作，就必须建立一种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过程与全球力量的联系方式，形成一个有利于促进各种社会力量创造跨界流动的全球化的治理结构。日本20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以后，吸引了很多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大学设在东京。培养联合国官员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公共服务功能，这有助于形成日本的全球影响力。
新型城镇化：基于七大样本的思考与观察
城镇化是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之一。而对城镇化的研判本身，已成为改革发展的一项重大命题。尤其是在经济增速下滑、出口引擎动力减弱、土地财政难以为继的关键节点，通过城镇化扩大内需已成为调整中国经济结构的重要内容，而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于城镇化。
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3月17日正式发布，新一轮城镇化布局将渐次展开，为了防止这一轮的城镇化热潮一哄而上，变成单纯对农民土地的剥夺，进而带来更深层次的社会危机，我们必须首先回答这样三个问题，即谁的城镇化？什么样的城镇化？怎样城镇化？
2013年11月底，习近平表示，要稳步推进农村改革，创造条件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对中央工作部署，要准确领会政策要点和要领，不能随意解读，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城镇化不是土地城镇化，而是人口城镇化，不要拔苗助长，而要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而要积极稳妥。
鉴于中国当下城镇化推进的路径和方式难以持续，我们必须探索一条新型城镇化的路子。在推进城镇化的大潮中，由于各地区的人口、资源、环境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城镇化模式，也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为此，我们将选取河北白沟、云南腾冲等七个代表性地区，重点关注它们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强镇扩权、农民基本权益最大化等突出问题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求解新型城镇化之路。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轮的城镇化，必须按照中央的要求，实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发展，其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只有这样，才能让我们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城镇化必须要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战略性思维和全局性眼光。中国的城镇化要维持可持续发展水平，还必须控制开发强度，并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全面解决新生代农民融入城市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同时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农村的凋敝，农业的衰败和农民的被边缘化。正如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所说，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阶段的重大历史任务。要让更多的资源支持农民、农村的发展，这个事不能倒过来做。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道路怎么走──河北白沟的启示
〔问题〕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获得工作并最终获得城镇永久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公共服务而成为城市市民的过程。截至2012年年底，中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生活至关重要的问题。
〔案例〕
农民对市民化转移选择谨慎
号称“中国箱包之都”的河北白沟位于京津冀城市群的中间地带，是全国小城镇发展改革试点镇。二十多年来，箱包产业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形成了先市场、后商场、再工厂、再前店后厂的发展模式。2010年9月16日，河北省保定市正式挂牌成立白沟新城。2013年1月31日《经济日报》刊发了一组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金中夏及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员熊鹭所做的报告。报告在对河北白沟农民工市民化状况进行典型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城镇化战略最重要的命题之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道路怎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