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反映现实，暴露黑暗，反映作者的愤激之情，是大部分社会小说的一个重要特征。吴趼人曾经表示要将“上中下三等社会一齐写尽”，不但有官场的种种丑态，而且有商人的狡诈、军阀的残忍，乃至“骚人墨客，怨女痴男”，涉及社会各个角落形形色色的人物。他在许多序言和评语中再三强调自己的作品“皆实事非凭空构造者”，小说的不少内容都是作者亲见亲闻过的，是社会现实的真实记录。刘鹗也说：“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鲁迅先生曾说：“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蔽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由于社会小说以揭露批判为己任，作者往往以嬉笑怒骂与尖锐讽刺作为主要手法，所以作品充满着浓厚的爱憎感情。不过，大部分谴责小说由于太过情感化，往往在艺术上表现得过于直露，反而削弱了讽刺的力量。
3.写情小说
写情小说，在一般的意义上就是指描写男女爱情的小说。近代写情小说一般成就不高，大多为《红楼梦》的模仿之作，更有的走向了“狭邪小说”。但是当时小说家创作写情小说的兴致很浓，写情小说的数量多得惊人。尤其是，林纾等人翻译了一大批西方爱情小说，为国人打开了一扇品赏西方小说艺术、了解西方人感情世界的窗口，同时也对近代写情小说的创作有推波助澜之功。
小说理论家对小说写不写情的问题表示宽容大度。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馆附印说部缘起》中提出的“公性情”说，认为男女之情是一股难以阻挡的强大力量，“而况于匹夫匹妇，不得其意，缠绵怨慕，与天无极，诚贵金石，言动鬼神，方其极愚，又岂不肖之名，杀身之患所能可阻者哉？甚哉！男女之情，盖几几乎为礼乐文章之本，岂直词赋之宗已也”。“情者，地球中一不可思议之原质也，人非木石，畴能出其势力之圈”。所以小说写男女之情乃是必然之事，写情应该是小说的永恒主题。但是，对如何写情、写到何种程度，却有很大的差异。如金松岑就说“吾读今之写情小说而惧”，他惧什么呢？他害怕这类写情小说，尤其是翻译过来的西方写情小说会树立起一个不良的榜样，会引起社会风俗的败坏：“恐数十年后，握手接吻之风，必公然施于中国社会，而跳舞之风且盛行，群弃职业学问而习此矣。”的确，潮水般涌现的所谓艳情、爱情、哀情、侠情小说，大多数内容空虚，无病呻吟，价值不大。吴趼人也主张写人类的普遍情感，而非专写男女恋情。他说：“我素常立过一个议论，说人之有情，系与生俱来……要知俗人说的情，单知道儿女私情是情，我说那与生俱来的情，是说先天种在心里，将来长大，没有一处用不着这个情字，但看他如何施展罢了。”而“可笑世人论情，抛弃一切广大世界，独于男女爱悦这间用一个情字”。这个“先天种在心里”的情，其实就是人的性情，包括人的性格、政治信仰、道德品质等。他认为情与道德不应该是矛盾对立的，而应该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写情就要与表现“固有道德”联系起来，用情来表现道德。而反对把儿女之情写成了“魔”和“痴”，充满淫欲。他评价自己创作的《恨海》说：“出版后偶取阅之，至悲惨处，辄自堕泪，亦不解当时何以下笔也。能为其难，窃用自喜。”“所幸全书虽是写情，犹未脱道德范围，或不致为大雅君子所唾弃耳。”当时的评论家确有人赞扬《恨海》是“佳作”，谓“其写情真挚处，尤非填砌风云月露之词之洋场才子所能梦见”。以小说宣扬“固有道德”是吴趼人的一贯思想，不仅写情小说是如此，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科学小说都应该如此。但是，许多小说家没有做到这一点。
4.历史小说
历史小说是明清小说创作之大宗，亦颇为近代读者所欢迎。190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征文广告”对“历史小说”内容的要求是：“从鸦片战争起至拳匪乱事止，详载外人入境及各国致败之由，割地赔款一并述及，以明自畅快，能开通下等社会为主，然征引事实须有所本，不可杜撰。”要求讲述当前的社会真实故事，不能虚构故事。吴趼人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与理论方面皆有建树。他肯定历史小说的教育认识作用，高度赞扬《三国演义》的成就，表示要以历史小说挽救颓下之世风。他说：“吾人于此道德沦亡之时会，亦思所以挽此浇风耶？则当自小说始。是故我发大誓愿，将遍撰译历史小说以为教科之助。历史云者，非徒记其事实之谓也，族善惩恶之意实寓焉。”写历史小说要“借古鉴今”，“使今日读小说者，明日读正史如见故人；昨日读正史而不得入者，今日读小说而如身亲其境。”他所谓“族善惩恶”和“借古鉴今”是针对当时颓下的世风、沦丧的道德而发的，这很有现实意义。
对历史小说创作中的虚实问题，吴趼人认为古代历史小说中一个总的倾向是虚构附会的成分太多，很多情节缺乏历史根据，只会贻误后人。他说：“夫小说虽小道，究亦同为文字，同供流传者，其内容乃如是，纵不惧重诬古人，不畏贻误来者耳阳。”因此，他曾立下宏愿，要遍撰历史小说，并打算在《两晋演义》的创作中“以《通鉴》为线索，以《晋书》《十六国春秋》为材料，一归于正，而沃以意味，使从此而得一良小说焉。谓为小说历史教科书之臂助可，谓为失学者补习历史之南针焉亦无不可”。他与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不同在于坚持基本写实的原则下增加文学因素。正如瓤庵所说：“历史小说难作，过于翔实，无以异于正史。读《东周列国志》，觉索然无味者，正以全书随事随时，摘录排比，绝无匠心经营于其间，遂不足刺激读者精神，鼓舞读者兴趣。若《三国演义》，则起伏开合，萦拂映带，虽无一事不史乘，实无一语未经陶冶，宜其风行数百年，而妇孺皆耳熟能详也。”的确，能写出《三国演义》那样的历史小说真实不容易，吴趼人自己也没有做到。
5.科学小说
科学小说，是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名词。在欧美，这个概念的形成曾经有过比较混杂的历史。先后有过Scientific Romance（科学传奇），Pseudo Scientific Story（模拟科学小说），Science Fantasy（科学空想），Off-trail Story（脱轨小说），Different Story（奇异小说），Impossible Story（不可能小说），Scienti fiction（科学小说），As-tounding Story（惊奇小说），等等提法。最后直到20世纪中叶，才被公认确定为Science Fiction。其本意是“科学小说”，包括了一切与科学有关的小说，但无“幻想”之意。苏联也有大量这样的小说，在俄文中“科学小说”一词包含有“幻想”的意思。所以，中国在大规模引进苏联的科学小说的时候，并被翻译成“科学幻想小说”。
其实，科学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是有联系更有区别的两个概念。
共同的联系在于：两者都是小说，具有一定的文学性；两者都与科学有联系，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品质。
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是很大的：一是因为“科学”和“幻想”的含义不同。科学是符合科学规范的，反映自然社会思维客观规律的东西，强调客观真实性，而幻想是指以社会或个人的理想和愿望为依据对还没有实现的东西的想象，注重情感的艺术表现。两者不能画等号。
二是两者的具体内容侧重点有很大的不同。科幻小说，“是以科学为对象和线索进行幻想并构成主要内容的一种小说”。它指出了科学幻想小说的“科学性”和“幻想性”，但实际情况是，科幻小说尽管有一定的科学性，它更多采用“虚构”的艺术手法，夹杂了大量的幻想，以此来反映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科学小说，更多地被用来宣传化学、物理、医学、天文等各方面的知识，成为普及科学知识的科普读物。所以有人主张把近代科学小说归入“科普小说”的行列。
三是两者的风格也不同。由于科学小说是现代科技背景下的大众读物，主要介绍科技的来龙去脉，具有通俗化、浅近化、逻辑性等风格特点，在整体上属于科普宣传作品。科学幻想小说是对于未来世界或未知世界的描述，也仅仅止于一种幻想或一种基于现存可能性的展望，并不是现实世界已经发生过的事件或者是未来社会一定会发生的事，具有传奇性、奇幻性和跳跃性。
中国近代科学小说的出现是从外国科学小说的译介开始的。19世纪中叶靠科技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发动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国人在“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中进行自我反思，认为应该“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挽救国家、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胡适曾经评价说：“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与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在人们渴望“格致兴国”的当时，有识之士利用一切手段宣传科学思想，科学小说承载着国人太多的期待和梦想。包天笑称赞“科学小说者，文明世界之先导也”，且“世有不喜学科书，而未有不喜科学小说者，则其输入文明思想，最为敏捷”，且“其种因获果”，认为科学小说能够弥补科学书籍的缺陷，更利于西方文明的输入。陈平原说：“谈论晚清的科学小说创作，最直捷的思路，无疑是从勾勒凡尔纳之进入中国入手，因其传入早且译作多……中国人创作科学小说，乃受域外小说启示这点并无异议。”的确，近代科学小说的出现是从译介凡尔纳的小说开始的。1900年，逸儒和薛绍徽（秀玉）翻译了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1903年，梁启超翻译了凡尔纳的《十五小豪杰》，鲁迅翻译了凡尔纳的《月界旅行》。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中指出：（科学小说）“掇取学理，去庄而谐”的通俗形式是传递科学知识的最好媒介，“导中国人群以行进，必自科学小说始”。至1911年，近代中国共有20多部西方科学小说被翻译过来。杨世骥评论译作《黑行星》对当时科学小说创作的影响时说：“这种阐述科学理想的小说，最为读者所欢迎，对于当时创作小说的影响也很大。”正是在西方科学小说的影响下，人们的科学小说文体意识逐渐觉醒，一些作家开始尝试创作中国自己的科学小说。1904年，荒江钓史创作了《月球殖民地小说》，1905年，徐念慈（东海觉我）出版了《新法螺先生谭》，这是迄今可以确定的中国科幻小说的开端。随后，萧然郁生《乌托邦游记》、吴趼人《光绪万年》、许指严《电世界》、肝若《飞行之怪物》、陆士谔《新野史曝言》和无名氏《机器妻》等相继出版。晚清小说四大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都以科学小说为标榜，一时间掀起了翻译创作科学小说的热潮，科学小说被王德威先生称为“晚清小说四大类型之一”，并推崇其“所论所述，深饶历史文化意义”，更是“我们一窥世纪之交，历史及政治思潮嬗变的好材料”。这些科学小说呈现出鲜明的晚清时代特征：一是对科学的好奇和崇尚，二是对通过科学来富国强兵的强烈渴望，“滞有浓厚的改良群治的启蒙色彩”。例如《乌托邦游记》和《光绪万年》都是主张立宪的改良派小说，《飞行之怪物》则抨击了晚清朝廷的卖国外交路线，而《电世界》则幻想依靠科技威力打败列强，复兴中国。
后来，中国的科学小说逐渐衰落。到了1908年《小说林》统计新小说的具体数量显示：“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言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当时文坛认为科学小说衰落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译笔粗疏。翻译界普遍采取的“意译”不能形神具备地充分展示西方科学小说的艺术魅力；二是文学性差。“小说者，一种之文学也。文学之性，宜于凌虚，不宜于证实，故科学小说终不得在小说界占第一席。”近代科学小说始终关注着民族命运，强烈的工具色彩使得其关注现实的成分太多，从而很难表现出文学的、诗意的、哲理的内涵。文学性差导致了科学小说衰微。其实，近代科学小说不能跻身于精英文类还有更根本的原因，是由于传统上强调现实功利目的的儒文化“不语怪力乱神”，视科技为“末由小道”、“奇技淫巧”，这种对科技的本质排斥导致了中国科学思维的长期薄弱。因此，在科学意识世代贫乏的大环境下，作家的科学知识储备有限，因此其创作必定“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们很难想象近代科学小说能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并获得主流文学的地位。
6.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是“产生和盛行于欧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通俗小说。描写刑事案件的发生和破案经过，常以协助司法机关专门从事侦察活动的侦探作为中心人物，描绘他们的巧诈和冒险，情节曲折离奇”。《辞海》的这个定义，简要而精确地揭示了侦探小说的文体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