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晚清小说理论批评依据内容划分出来的小说类型子目，数量繁多，令人眼花缭乱。主要的就有：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小说，科学小说，地理小说，军事小说，武事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神怪小说，语怪小说，滑稽小说，劄记体小说，国民小说，社会小说，家庭小说，理想小说，虚无党小说，教育小说，写情小说，言情小说，传奇小说，等等。
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有政治的、经济的、传统的和外来的影响。例如，在启蒙思潮兴盛时期，新小说批评家出于启蒙宣传的需要，对有碍于启蒙的旧小说类型严加批判或加以改造，生出许多新的小说类别，如“言情小说”之下就有写情、艳情、苦情等小类；对有助于启蒙的小说类型进行极力推举，使之深入人心；若古已有之，则重新发掘，加以规范，再焕新光，如政治小说、历史小说、社会小说等；若中国以前没有，就大力向西方引进，借以改造中国小说的既有格局。于定一最早在《小说丛话》中谈到这个问题：
中国小说之不发达，犹有一因，即喜陈言。故看一二部，其他可类推，以至终无进步，可慨可慨！然补救之方，必自输入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始。概中国小说中，全无此三者性质，而此三者，尤为小说全体之关键也。
“政治小说”最先由梁启超引进并对其界定，他的“政治小说者，着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的表述成了对“政治小说”最权威的定义。梁启超亲自写的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小说，取得了轰动一时的社会效应，但终因其议论过多而事实少，不符合小说体裁，缺少可读性而丧失了长久生存的艺术生命力。“科学小说”也被大量引进，鲁迅说科学小说的特点是：“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这个界定，既谈到科学小说的知识性、趣味性和形象性，也谈到了主旨、结构、文体和风格，颇为精到。“侦探小说”，梁启超最初用“探侦小说”名之，并认为其有“奇情怪想，往往出人意表”的特点。其复杂的结构，严密的推理，变幻的笔法，灵活的叙述，引起读者和研究者浓厚的兴趣，成为最受欢迎的小说类型之一。周桂笙、吴趼人、徐念慈等着名文论家都纷纷撰文讨论侦探小说，气氛相当热烈。
这些思想家引进政治小说、科学小说、侦探小说等西方小说类型，意在“冲击传统中国小说的总体布局，强化小说的教诲（哲理、思想、主义）色彩，对新小说基本品格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而报刊传媒对小说类型的热情关注，却是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小说分类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杂志的栏目设置，在于吸引读者，扩大销量。由此可见，不管是报刊媒体还是思想家，他们对小说的分类实践的初衷不同，但面对的对象是一样的，都是指向广大的读者的。
然而，当时的小说读者习惯和尊崇于传统叙事的类型规则，即按题材确立类型结构的规则。这不利于新思想的传播，要求思想家和小说理论家们在继承传统和改革创新小说类型的同时必须重视和调适读者的审美趣味和欣赏水平。所以，清末的小说主要是从外引进的新类型，在令读者耳目一新的同时接受蕴涵其中的新思想。
1911年之后，小说类型理论与实践的转化。人们的政治热情稍减，小说分类开始从不同角度介入，对传统的皈依和对读者趣味的迁就，使清末启蒙思潮中涌现的重在启蒙宣传的小说类型，逐渐让位于民初风行的以审美与娱乐功能为主旨的小说类型，如鸳鸯蝴蝶派小说。不仅在创作实践上如此，在理论上也呈现出回归小说本体的趋势。这一时期，管达如和吕思勉（成之）的小说类型理论，更加接近西方叙事文学的类型理论，因而最具代表性。
管达如1912年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文《说小说》，其中专章论述了“小说之分类”。他从“文学上”“体制上”“性质上”三个角度对小说进行分类。所谓“性质上之分类”，即题材内容分类，可以分为武力、写情、神怪、社会、历史、科学、侦探、冒险、军事等九类。所谓“文学上之分类”，是语体特征上的分类，可分为文言体、白话体、韵文体三类。他说的韵文体包含传奇体和弹词体，这表明管达如的小说观念仍有传统的成分在。管达如认为文言体已失去生命力，白话体“此体可谓小说之正宗”。所谓“体制上之分类”，就是叙事结构上的分类，可分为笔记体、章回体两类，章回体是主导。从语言、文体和结构的角度，探究小说的类型，这可视为类型理论走向科学的正途。
两年后，吕思勉（成之）在《小说丛话》中运用西方文学、美学的观点对管达如的分类作了补充和修正。他先从语体入手，将小说分为散文和韵文两类。其韵文所指与管达如相同，散文则包含管达如所分的文言与俗语，以与韵文相对，同时也强调俗语小说为“正格”，在逻辑上比管达如更趋严密。从叙事结构角度，以“其所叙事实之繁简”，分为“复杂小说”和“单独小说”。从叙述者角度，将小说分为“自叙式”与“他叙式”。从小说叙事的虚实性角度，分为“写实主义及理想主义二者”；从美学角度考察，以其悲、喜因素所占比重，分为“纯粹的与不纯粹的二者”，亦即所谓绝对的悲情或喜情小说与相对的悲情或喜情小说。对以题材内容为主的“具体的分类”，吕思勉将“英雄、男女、鬼神”视为一级分类，之下的“武事小说、写情小说、神怪小说、传奇小说、社会小说、历史小说、科学小说、冒险小说、侦探小说”等九类“子目”为二级分类，在一、二级分类之间构成具有内在隶属关系的系统。吕思勉的小说类型理论以其多样的角度，严密的逻辑，而富有现代叙事理论的某些品性。
此外，俞明震的小说分类也极有特色和见地。他将小说分为“记叙”和“描写”两大派。所谓“记叙派”，他说：
综其事实而记之，开合起伏，映带点缀，使人日不暇给。凡历史、军事、侦探、科学等小说皆归此派。
关于“描写派”，他概述为：
本其性情，而记其居处、行止、谈笑、态度，使人生可敬、可爱、可怜、可憎、可恶诸感情，凡言情、社会、家庭、教育等小说皆入此派。
小说的发展（无论是中国小说还是外国小说都如此），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人物性格化展示阶段和人物内心世界的多元化展示阶段。这三个阶段由外入里，由易到难，构成一个完整的小说发展史和小说艺术展示史。俞明震把以记述事件为主而人物描写较少的“故事型”小说归入“记叙派”；将以刻画性格为主而重点描写人物言行、心理及环境的“描写型”小说归入“描写派”。其理论明了，线条清晰，标准恰当。其类型归属标准能确切地揭示中国小说在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不同类型与特点，具有极强的理论概括力。
总之，晚清小说理论批评的小说类型理论，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象，而以题材内容的划分最富活力，与时代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密切相关；以叙事形式的划分最富学理性，其理论品性与小说的创作实践及小说自身的历史演进都密切相关。晚清小说类型理论为现代小说的崛起和现代小说叙事理论的创建，准备了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
二、近代几种主要的小说类型
中国近代小说种类繁多，大多以题材内容为分类标准。在近代有几种小说类型受到读者好评，或者理论家追捧，在小说史上产生过较大影响。这些小说类型大多是直接译介引进西方小说新类型，或者在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思想学说后改造传统小说而产生的类型。当然，这只是人们按照一定标准对近代小说进行区分而已，不一定要形成流派。
1.政治小说
政治小说源于英国，“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小说”。明治维新时期传到日本，戊戌变法时期，梁启超又将它引进中国，并定性为“着者欲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在他心目中，政治小说的内容就是作者要表达的“关于中国”的“政治思想”，表现手段是用“幻想”的事实，其目的当然是为政治服务。但这种小说作为一种小说文体或者类型，严格意义上说是不成功的。因为它主要宣传某种政治思想，而不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情节安排，不注重艺术手法运用和语言的锤炼。由于政治斗争形势所迫，作者急于发表政治见解和理想抱负，往往不惜以损害艺术为代价，有时甚至为了赶任务而来不及在艺术上作进一步推敲，显得异常粗糙。梁启超为了“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亲自撰写了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他说自己在写作时，“计每月为此书属稿者，不过两三日，虽复殚虑，岂能完善，故结构之必凌乱，发言之常矛盾，自知其决不能免也”。康有为曾要求邱炜爰在十天之内创作出一部小说来，为改良主义做宣传。这样写出来的小说，除了起到一定的政治宣传作用之外，还谈不上艺术魅力，更不用说永恒的生命力了。
政治小说，尤其是梁启超的政治小说，存在两方面的理论局限：一是高估了小说的宣传作用，过分强调其政治内容而忽略了它的审美艺术特征。英国哲学家柯林伍德在《艺术原理》中指出：“凡表达情感者始为艺术，凡激励情感，以冀引起某种行为者谓之魔术。”梁启超及其同时代人希望小说能在美好理想的指引下，培养读者的爱国意识，从而实现“维新吾国”的现实目标。他们的确将小说“魔术”化了。二是推崇理想读者（即大圣鸿哲、仁人志士）的政治素养、审美素质，相对忽视了数量众多的普通读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政治文化精英还处于由传统士人转变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过渡时期，对理想读者的盲目信任，缺乏知识分子自我改造、自我反省的意识，所以梁启超等人对小说认识过于理想化、抽象化。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冲击下，政治小说在题材、叙事及传播体制方面都呈现出了现代性意义。因而，政治小说不仅仅具有文学史上的文本价值，而且在推动小说由古典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中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2.社会小说
社会小说，也是个外来词，本来是指19世纪法国小说的一种创作倾向。这种倾向既不同于浪漫主义的追求神秘的场景、理想化的人物和曲折迷离的情节、直露的激情，更不同于为“文艺而文艺”、把小说视为与现实无关的纯艺术品的倾向，而是以客观现实生活为深厚根基，着力反映社会矛盾和存在的问题，并通过艺术形象提出作者的见解。巴尔扎克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和乔治·桑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就是社会小说的典型代表。中国近代社会小说主要是暴露社会现实，抨击黑暗政治和反映各种社会问题的小说，后来鲁迅先生把这类小说称为“谴责小说”。《儒林外史》应该是社会小说的前身。小横香室主人云：“近日社会小说盛行，如《孽海花》《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其最着者也。然追溯源委，不得不以《儒林外史》一书，为吾国社会小说之噶矢也。”与当时社会上兴起的社会改良思潮相联系，人们对于社会小说的作用尤为注重。太冷生说：“窃以为各种小说，以社会小说为可贵。英国社会改进之功，识者许却尔司，迭更司与有力焉”。主要是看到社会小说有揭露社会黑暗，参与现实斗争的特点。所以近代对《儒林外史》的评价都很高。如易宗夔《新世说》谓“讥世之书，则莫如吴文木之《儒林外史》”，邱苇说：“《儒林外史》警世小说，而能不涉腐气，断推此种。”还有人认为《金瓶梅》也是一部社会小说，只有从社会小说的角度来认识它，才不至为表面现象所蒙蔽，才能看到它的真正价值。
吴趼人不但是社会小说的较早实践者，也对其艺术特征等诸方面有过论述。关于社会小说的产生，吴趼人继承了古代“发愤着书”的观点，认为都是作者穷愁不得志的结果。他曾说：“（李伯元）夙抱大志，俯仰不凡，怀匡救之才，而耻于趋附，故当世无知者，遂以痛哭流涕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恶夫仕途之鬼蜮百出，撰为《官场现形记》；慨夫社会之同流合污不知进化也，撰为《中国现在记》。”而他自己也是“落拓极而牢骚起，抑郁发而叱咤生”，是以“愤世嫉俗之念”和“贬愚订顽之心”为“嬉笑怒骂之文”，是“穷愁着书”。欧阳淦也说李伯元“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醒龄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所以才“阐其隐微”，创作了《官场现形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