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放心态下，近代小说的创作成就也很巨大。近代小说家有意识地将异域意象充实于小说创作领域，人物形象也因小说审美视阈的扩大，而追加上新的时代因子。异域风土人情、各色人物亦出现于晚清小说，读者徜徉于一个陌生的艺术世界，并由此反观人物的内心世界。异域小说所迸发出来的自由、平等的民主思想和竞争进化观念，引发国人进一步质问当下制度和生存环境，这又刺激了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为小说的当下创作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晚清小说有一个共通现象：不讳时人时事入小说，甚至往往将社会显达纳入意象系统，体现出鲜明的社会批判精神，《孽海花》《文明小史》就是代表。刘鹗《老残游记》撷取近代社会的一截断面，以冷静的笔触啼察顽败社会的众生相，展示着“棋局将残”的清醒忧患意识。《老残游记》楔子中“危船一梦”的意象指寓，鲜明地表露出先进士人师法异域、实业救国的时代呼声。虽然这种结局在钳制日紧的封建社会末世未能赢得广泛的思想共鸣，但其朴素的救国自觉意识，无疑导启了近代实业强国之路。曾朴的《孽海花》揪住衰世的种种积弊，泼墨于官场和士林的怪现状，高举崇扬西学的大旗，对儒家的道统论提出深刻的质问。晚清一度流行的科学小说和教育小说，像《扫迷帚》《瞎编奇闻》和《月界旅行》等，或是立足于对封建迷信的检讨和斥逐；或是借助想象的翅膀，延伸着国人“坚船利炮”的兴国梦。这种对科学和人性的普遍关注，从根本上革除传统小说漠视人性的积习，拉近了小说和平凡人生的审美距离，更加真实地反映社会人生。
三、救世匡俗
救世心态是对眼前政治腐败、世风日下局面强烈担忧，起而振之的心理状态。这是强烈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种表现。梁启超利用小说宣传革命思想，发起并亲自创作政治小说，轰动一时。他的政治小说，勾画了未来国家的蓝图，希望未来的国家充满了新的理念、新的体制。这种小说虽然虚幻，却是对现时的否定，是救世。小说家吴趼人在看到近代社会，江河日下，越来越糟，心中十分痛心，就提出“以古学整顿世风”，回归到传统道德中去，并在自己的言情小说中表现出来。
晚清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明的输入使古老中国危机与生机并呈。在当时，不少思想的先行者致力于从西学中寻求救世强国方略，“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然而，随着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失败，“新学”、“西学”是否适用于中国国情受到质疑，西学东渐以来受到轻视的传统文化得以被重新认识和评估。“不论是维新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他们在对西方文化进行介绍和赞扬时，都逐步确立了传统文化的兴衰关系到民族存亡的观念。”“中体西用”“古学复兴”由此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如1902年资产阶级革命派邓实等人创办《政艺通报》时，便把宣扬传统文化作为刊物的重要内容，希望以此来激发民族主义和爱国情感。而绝大多数改良主义者也纷纷弃新归旧。比如严复，早期曾以勇于从西方寻找真理而闻名，戊戌变法失败后，就步步退转回旧学了。吴趼人的思想轨迹也是这种时代潮流的体现。年轻时的吴趼人接受洋务派思想和早期改良派的维新思想，“恶宋儒之学，于朱氏熹尤多所诟病”，积极接受西方文化，力主“放眼看世界”，曾潜心研究科学技术，企图走科学救国之路。但在洋务运动和康梁维新运动失败后，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1902年在《趼人哭》中吴趼人对“顽锢之怆，以新学为离经叛道；而略解西学皮毛之辈，又动辄诋毁中国常经”两种倾向都表示不满，认为各有可取。1905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新石头记》明确提出了“德育”观，强调传统道德凝聚人心的作用。1907年吴趼人进一步提出“急图恢复我固有之道德”，表明他已完全退回到以儒学为主旨的旧学营垒之中。吴的三部写情小说集中，发表在1906～1910年，正是作者寄希望于通过传统文化救世的思想的体现。一个曾经富有开拓意识与探索精神的作家，最终归于保守，确实令后世人为之扼腕。但是，生当社会激变的时代，即便是思想先行者，也是在踯躅彷徨中摸索前行。尽管当时传统文化已受到冲击，但由于新的主导文化尚未形成，人们在质疑西学的过程中很容易“重操旧业”。可以说，由追随西学到困惑徘徊，再到回归古学，是晚清新旧变革时期多数知识分子共同的心路历程，并非吴趼人个人保守落伍的表现。
吴趼人致力于小说创作之时，正是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风生水起之际，小说的文化启蒙作用得到高度强调，为吴趼人宣传其“道德救世”观提供了有效载体。他之所以积极投身于小说创作，即意欲“借小说之趣味、之情感，为德育之一助”。由于当时纲纪败坏引发社会普遍的焦虑与不满，吴趼人的“道德救世论”赢得了广泛支持，他以传统伦理为核心的“情”字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有评家称《恨海》“篇首言情一段实获我心”，赞其所写之情：“如松风明月，如清泉白玉，皎洁清华，温和朗润，诚为天地男女之至情哉。”由吴趼人的写情小说为引领，借儿女之情言家国、言节义的创作主题盛行一时，这也说明回归旧学、复兴传统道德在当时是有时代土壤的。
四、孤独幽怨
孤独属于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出于求生、安全、归属等动机，人具有合群的本能要求和行为倾向，总是有意或无意、自发或自觉地生活在一定的群体（正式或非正式）之中，当社会个体成员由于某种外在力量的作用而被迫与自己所属的群体相隔离，造成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物理或心理距离时，就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品尝社会归属感被剥夺的痛苦。
孤独，产生于正常的人际交往受阻时。心理学研究表明：“当人认为自己是孤独时，那就是他处在想和他人接触、交往的状态中。”日本学者箱崎总一将孤独分为两种，“一种是设法逃避的孤独，一种是自己所需要的孤独”，前者被称为“消极性孤独”，它是个体自主性无法确立的表现，后者则被命名为“积极性孤独”，这是个体进行冷静思考，并作出独立判断的必要前提和心理状态。这两类孤独都属于中国古代作家希望逃避和摆脱的情绪体验，均可视为消极性孤独，但是，其中世无知音的痛苦内含着在一定条件下向积极性孤独转化的契机。那些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明确的人生目标和深刻的智慧内省能力的作家，在洞察芸芸众生相时，能够从自我与群体的心理距离中更加清晰地认识自我，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对比中进一步确证自我选择的正确性，以高度的自信心去稀释孤独所带来的痛苦，顽强地支持自己对于世俗的拒绝，从而坦然甚至自豪地面对特立独行的生存处境。此时，他们从逃避孤独走向了选择孤独。屈原的人生实践就体现着个体对于孤独态度的转化。
选择孤独就意味着选择自我隔离、自我禁闭，即在人际交往中个体主动设置物理或心理的障碍，以排除外界干扰，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意志。屈原被流放，他在孤独中获得了自主选择走完人生路程的意志自由。陶渊明的自我隔离具有更大的主动性，以辞官归隐的方式表示对社会的不满。这不仅仅为生活习惯之所致，更是一种生存姿态的表达。选择孤独，也是古代作家人格磨砺与心灵解放的过程。孤独的困扰往往会促使作家重新审视自我，反省过去，寻找灵魂漂泊的原因，屈原的《离骚》、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杜甫的《咏怀五百字》等作品均以不同的方式展示了诗人们自我追问的心路历程。中国古代文人的人际交往状况范围比较狭窄，交往对象数量不多，除了家庭成员、同学、同僚、朋友等之间的交往、君臣上下级之间的交往外，几乎没有其他交往对象。
孤独心态是一种通向精神自由的心态，它助于作家进入文学创作的自由天地。文学创作从本质上讲应该是一种审美活动，作家应当用超功利的审美眼光去观照世界和自我，而孤独心态恰好为审美态度的生成提供了良好的精神氛围。当作家在精神上拉开了同外部环境的距离后，便获得了相对于社会环境的某种独立性，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功利欲望和现实关系的束缚，其身心很容易进入到无牵无系的状态之中，观照主体以一种空明净澈的心境去对应和接纳万千事物，因而能够专注于对象的形式，对对象进行独立的观照，充分发掘对象之美。陶渊明主动辞官归隐，彻底改变了“心为形役”的生存困境，使自己的生命在自由的天地中获得解放，当他驻足田园、俯仰上下时，以一种无所求、无所待的超功利情怀去拥抱自然。于是，原本十分平常的田园风物在他的笔下便呈现出前人未发现过的自然之美与本色之美：鸡鸣狗吠，皆各循其性；鸟欢鱼潜，均各得其乐；无论田野之新苗，山涧之流泉，抑或岩上之青松，空中之流云，都以各自的存在方式体现大自然的律动与生命的本真之美。如果陶渊明没有经过由孤独走向心灵净化的历程，达到“心远地自偏”的境界，是无法以自由的姿态进行观照和写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