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未取得功名、志气高洁的学子，也轻仕厌官，孜孜以求新学。这一类人以邹容、陈天华、林白水等为代表。他们的年龄皆在二三十岁，“无科举，无官阶，声名未显着”，而且“人人能言政治公理”，在戊戌风帆牵引下，已步入另一天地。他们认为，中国社会沦落至此，是为八股、试帖、楷析所困，它使人“不暇为经世之学”。这群学子们对科举已丧失兴趣，对八股的批驳，已不再像前一类知识分子那样主批其“无用”，而是从人格尊严上痛斥其造成的奴隶劣根性出于这样一种心理，自然也就不会再为科举功名而皓首穷经。因此，他们要求世人“勿以贤君相为期望，勿以士大夫为可恃”，实行全新教育，以新思想、新知识灌输于国民，学习外人的长处，以培养知自由平等之大义、懂人权、有德有识的建设之豪杰。实际上，20世纪最初几年，知识分子趋新求新意识极强，他们“知道爱国，求学，凡是新的都认真地学”，表现出了对新学的浓烈渴求和喜新厌旧的心理。在此种心理导向下，出现了蔡锷、林尘、胡适、丁文江等一班青少年厌弃科举，离开村塾，就读于城市新式学堂，尔后浮槎东渡的热潮。由此可以看出，戊戌政变之后，知识分子文化心态已转向对新学的钟情和对旧学疏远。
第三节近代作家的创作心态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为人类社会成员的作家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客观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作家的人生观、审美理想、创作动机、艺术追求，也就是说生存环境决定作家的心态。那么，什么是作家心态呢？作家心态是指作家在某一时期，创作某一部作品时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是纷繁复杂的（例如动机、情感、意志等），是由作家人生观、创作动机、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等多种因素交汇融合的产物，是作家客观生存环境、人生遭遇与个人心理生理机制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但是，作家创作心态各种因素中必定有一种因素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不会轻易发生改变，具有一定的恒定性。因此，读者才可能去把握作者的思想。当然，当影响作家心态生成的因素有较大的改变时，作家创作心态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
近代就是这样的特殊时代。中英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开启了列强入侵中国的历史，也迎来了百年的动荡，百年的耻辱。不仅英法美日俄等外国侵略者不断入侵中国，逼迫清政府割地赔款，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且国内矛盾不断激化，爆发了太平天国、义和团、武昌起义等反帝反封建群众运动，最后宣告清王朝灭亡。面对列强的入侵，士大夫阶层的先进分子如林则徐、严复等人看到了敌人的长处和自己的不足，提倡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希望变革图强、抗敌救国，表现出强烈的警世和救世意识。在内忧外患的困境当中，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自我变革措施，特别是废除科举制度的做法，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士阶层没有了，文人边缘化了，文人表现出愤激、哀叹和无奈的思想情绪。
近代的小说作家，大多是一些失意落魄的下层文人，也有一些主动转向的中下层官员。一部分小说家把小说作为表达政治观点、宣传救国思想的工具，也有一部分小说家把写小说看做是他们逃避现实生活、寄托人生理想的一种手段。面对动荡的时局，一部分小说家将小说创作作为精神寄托，在作品中构建新的精神家园，寻找心灵的归宿。还有一部分小说家，把写小说当做谋生的手段。但是，无论他们的写作目的怎样，水平如何，影响怎样，都体现了那个时代文人的一些共同心态。这些作家创作心态可以归为忧世愤世心态、救世心态、开放心态、孤独感伤心态等几种。
一、忧世愤世
忧世心态就是对江山社稷、百姓安宁、国家前途等保持一种强烈关注和担忧，是作家忧患意识的体现。由于长期受儒家道德的熏陶，中国历代作家基本上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情怀，都有感时忧世的素质，留下了大量优秀的诗篇。愤世心态是作家对现实状况强烈不满的思想情感状态。一般来讲，作家们除了基本的生存意识之外，还有关注时事，建功立业，实现理想的成就意识或对事物的批评意识。作家是一群非常敏感，情感丰富的人，平常十分关注生活。生活中的人和事，只要有不符合自己的愿望，不能满足自己需要，作家就会通过秃笔表现出来；社会上，只要出现有损公德公益、出现违背常理的事情，作家就会发表批评意见；在自己人生中，实现了梦想或者遭遇到挫折，或喜或悲，作家都会表达出来。
从人类学来看，人是一种社会动物，对社会各方面都会有所需求，从低到高。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说，人在获得了最基本的生理、安全的满足，他会寻求更高一级的满足，如社交、荣誉、自我实现。但是人类不同于动物，人的生理和心理的组织中没有任何东西为这种需求、欲望的趋势划定界线，其需求是无止境的。当然这种无限伸展的欲求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驱动着人类社会与文明不断发展，但也会消极地带来人类社会内部的冲突和纷争。如此一来，与人不满的本性相对，而满足其需求的社会现实条件毕竟是有限的，不充分的，于是当人类的本性遭遇到现实的瓶颈，其潜在的不满就必然成为表现出来的不满，通常表现为牢骚。
牢骚和不满是批判的前提，没有对社会的不满与牢骚就谈不上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可以说，愤世心态的高级形态就是批判精神。知识分子正是在具有文化知识的基础上，超越了一般人的思想、眼界，有了自己的价值观，才把人的不满的本性以他们所特有的方式充分地发挥出来，并且往往以社会的对立者示人。
近代小说理论家和作家很注重批判精神的利用和表达。梁启超极力推许政治小说的社会轰动效果：“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小说提倡者的认识虽有时代的偏颇，却开启了国人的研究领域。侦探小说的中国本土化历程，就切实反映了小说观念的近代转型，侦探小说以其喜闻乐见的艺术趣味征服了广大的中国读者，并与中国“固已有之”的公案小说合流，从而形成一种颇具近代风貌的小说形态。批评理性的滋长要求以一种新的观念来检视和反省小说传统。晚清小说家自觉负载小说醒世的时代责任，规范尘世的立身处世法则，从而呈现出普泛的谴责意味。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谴责’包含了价值评判，它最终会培养出怀疑传统的理性精神，所以，它孕育了未来。”晚清小说高举人性关怀的大旗，隐喻凸显人性向度的叙事张力。其叙事的草率与结构的粗糙，无疑是当时报刊小说快捷应对社会使命的体现，但是不管怎样，它对传统的评判，是一种彰显人性的设计蓝图，它催生了民初和五四的人性关怀思潮。批判理性缘于现实的失败而趋于强化，社会制度各个层面的反省，要求重塑国人的精神世界。近代文学逐渐走出狭小的上流社会文化圈，表露出明显的为公众服务的价值取向。小说观念的近代化进程，裹挟起浓厚的平民文学因子，它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局部调整和革命，也确实代表了小说整合传统文化、向现代嬗变的方向。
启蒙与自我反省的有机融合，加速了国人由被动反应到主动接受的主体选择转变。梁启超等人的批判意识浸染浓厚的政治功利，对中国小说经典传统是一种破坏性的革命，但是“对传统采取全面颠覆的态度，一脚把它踢开，那实在是一种反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是人类几千年间积累起来的精神成果。传统就是过去，然而不是纯粹属于过去的东西，它是通向未来、构成未来的过去。它包括许多旧的东西，然而生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东西，即使是旧东西，也是最具持久力的东西”。国人对异域文化的选择，亦有一个从“器”到“道”的转变过程。林纾最初从事翻译小说实践，本是一种无意识的文化行为，而后起萌发的主体自觉则引发近代中西小说的比较思潮。
二、开放心态
开放心态，就是打开封闭状态，展示自己特点，同时正视他人的存在，发现优点，为我所用。这是一种健康的心态。开放心态需要客观，也需要宽容，这样才能取长补短，才有意义。
中国近代小说作家在外来文化充斥情况下，主动学习吸收外国小说长处，促进了小说的发展，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首先在小说观念的近代化。一批启蒙思想家发现了小说在宣传革命思想中的重要作用，大力鼓吹、极力拔高小说的地位，使这个本不受人欢迎的文学样式在近代出尽了风头，坐上了第一把交椅。其次，大量吸收、翻译西方小说，使西方翻译小说成为当时的时髦名词。还有就是吸收西方的小说观念、审美标准来改造、新创中国的小说，实现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现代转型。
开放心态需要一个平等的平台，相互交流。不仅仅是中国的东西与外国东西平等交流，其实，在国内、在作家与读者之间、在各种观念意识之间也都存在着比较、融合和变通。例如，在文学接受形态上表露为士大夫意识和市民心态的融合和变通。这种演变的趋势，一方面体现为士大夫以较为宽容的心态打量向为不齿的小说，接受并进而开始创作小说；另一方面大量的市井风情习俗纷纷进军小说领域，出现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艺术追求。晚清翻译小说家很大部分带有输入文明的初衷，其本身就是腐败官场和猥琐生活的反叛和悖逆，它以具体厚实的异域文化现场感，赢得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梁启超为小说黄钟大吕般的呐喊，几乎造成群山响应的社会效应，这就具体反映了批判理性的强化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小说家堂而皇之的身分体认，其本身就隐喻小说文体独立的革新意识，也是中国通俗小说家尴尬社会意识的跃进。这种基于文体地位的重估，不单是小说观念滞后现状的突破，也促进了小说叙事传统模式的革命。周作人的译作《玉虫缘》、包天笑的译作《六号室》，更有晚清盛极一时的大部分“林译小说”，打破了长短不拘、渐行渐远的章回小说体制。而以吴趼人《九命奇冤》为代表的晚清小说，则成功地将倒装模式有效地化用，实现了中西小说观念的嫁接和本土化改造。
林纾在近代文学史上的典范意义，在于他开辟了近代用比较文学眼光来审视西方小说的先河。1899年其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刊行，迅速掀起一股“林译小说”热，这就逐步改变了国人的域外小说观。林纾对异域小说的认识不单是停留在观念的袭用上，还能渗透运用于具体的小说创作实践。为了凸显异域小说的艺术成就，他竭力从异域小说和史乘传统关系上打开缺口：“西人文体，何乃甚类我史迁也！”并以《斐州烟水愁城录》与《史记·大宛传》比较，探究一者艺术章法的差异。小说是社会现实的综合反映，晚清小说呈现出以揭露时弊来拯救维新的文学指归：“如有能举社会中积弊着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林纾在《伊索寓言·序》和《<红礁画桨录>译余剩稿》中都有类似的意旨阐发，体现了“小说新种”的社会追求。平民意识是小说观念近代化的一个突出表现。小说由对帝王将相的颂唱嬗变为下等人生的写照，张扬其对“市井卑污龌龊之事”的刻画，进而获就平民文学的艺术向度。这种以异域小说为参照的理论探讨和总结，体现了林纾等人可贵的比较意识。在中西小说比较研究思潮中，侠人的“中优西劣”论和周桂笙的“西优中劣”论，都由于其立足点的偏颇，未能客观地把握中西小说的艺术价值。以林纾为代表的小说批评家突破了天朝心态的狭隘偏见，真诚地赞美西方小说的艺术魅力，这就从反面递送了小说文体革新的信息。郭延礼对此有精辟论断：“翻译文学的出现，在文学观念上，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变化：一是动摇了中国士人在文学方面的自我优越感，感悟到西方文学也有不少像《红楼梦》一样的杰作；二是翻译小说的大量存在，对扭转中国士人轻视小说的观念产生了积极影响。”近代主动的比较意识，在瓦解诗文正宗的文学进路中，也推动了小说写实观念的盛行，开拓了小说批评家的艺术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