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没有明点二十四小时，意思却是明白无误的。其后，一六〇五年，渥克兰·德·拉·福莱纳伊（Vauquelin da la Fresnaye）在自己的《诗的艺术》中又明确道：
剧情完成不得超过一天，
戏剧一定要这方面实现。
所以一六三〇年十一月，夏普兰答复问询，谈起二十四小时的规则时，早已不是什么新东西了。不过在政治漩涡中过活的黎塞留首相却确实分不出时间看这些“闲”书。当时写戏最红也最多的阿尔狄（Hardy，1570？—1632），根本就不理睬这些理论家的规则，所以首相也确实不知道写戏要遵守什么规则，听见夏普兰同他谈到“三一律”时，大吃一惊，还以为是他的发明。实际上，在十六世纪，真正写戏的都不清楚什么叫做“三一律”。无论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发祥地——无论是莎士比亚时期的英吉利，还是维伽时期的西班牙，即使知道原则上有这个东西，但是写作上都没有拿它搁在心上。他们遵循的只是本国习惯的写戏方式。大小说家塞万提斯在他的《堂·吉诃德》里指责维伽不遵守“三一律”，那是吃醋的气活，因为他在马德里卖戏为生时，卖不过快手维伽（又快又好，是诗是戏），这才离开京城到外地谋生，《堂·吉诃德》是他的意外收获。在英国和莎士比亚同代的本·琼森，本人是学者，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也并不怎么特别重视“三一律”。在遵守这条规则起转折点作用的，应该是从不会写戏的夏普兰的《意见书》开始。遵守得最好的，要算拍夏普兰马屁而生活困难的年轻人拉辛。
拉辛之所以成功的窍门，我们不知道他是否受到前人的影响，但是，我们在十六世纪大诗人龙沙、“七星诗社”（Le Pléiade）的领袖那里却听到了某种暗示。这就是他一五六五年的重要的《法兰西诗艺提要》。这见于他“谈一般诗”那段话里：
你应该首先知道，写长诗从来就不在事情的开始写起；也不会在结尾时，像读者所热切希望的那样结束得越迟越好；而高明的诗人是在中腰开始的，并且知道从开始到中腰，从中腰到结束，怎么样把它们连结好，这样贯串起来的部件正好构成一个完整和美好的身体。
他在《法兰西阿特》的“致用心的读者”里说得还要明确：“相反，有见解的诗人，苦练苦修，从故事的中腰开始，有时从结尾开始。”他在谈史诗。可是一个有心人却会从这里领会出写戏的道理。他把结尾分成五幕，一开始就紧张，而紧张就必须不拖长时间，他就这样遵守了“三一律”。不过，这只是形式问题，真正的问题还必须使人物有内心生活，而内心生活又必须使之激动、紧张，使观众感到兴会淋漓，形成有动作完成的典型性格。于是他注意到了对内容起到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这就是创作上的激情（Passion）。我们的《辞海》解释这个名词基本上还是准确的，认为它是“一种强烈的情感表现形态。往往发生在强烈刺激或突如其来的变化之后。具有迅猛、激烈、难以抑制等特点。人在激情的支配下，常能调动身心的巨大潜力”。
龙沙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名声异常高，在国外，整个欧洲都受到他的影响，无论是莎士比亚在英国，维伽在西班牙，没有一位大诗人不模仿他。他的一些著名的情诗也成了法国家传户诵之作。稍后于他的著名的思想家蒙田（Montaigne，1533—1592）[64]也称他优秀。可是法国十七世纪初叶一位最无才华的诗坛盟主马莱尔伯却把这位人文主义诗人骂得分文不值。马莱尔伯最好的诗也不过是对亨利四世、新娶的王后和路易十三这三个朝代的头脑拍马溜须之作。亨利四世赏了他一个“盾士”，最低一级的贵族。他成了这短促的三朝元老诗人。他在一六二四年写十四行诗，献给当政不久的路易十三，自命不凡道：
人人懂得赞扬你，可是并不相同；
寻常的作品活不过几年：马莱尔伯写的东西却经久不朽。
可是他的吹牛并不妨害他影响了十七世纪整个一代。原因是他主张整顿法兰西诗的语言，要求合乎方法、合乎听觉，要字句明白清楚。他的主张和唯理主义是一致的。他的诗人学生有个叫拉岗（Racon，1589—1669）的，是国王办公厅的侍童，一六三三年写诗颂扬黎塞留，成了法兰西学院的第一届院士，在他《回忆录》中，他记载马莱尔伯对龙沙的反感（他原先学过龙沙写诗）道：马莱尔伯先生把他的龙沙诗集勾掉了大半，在书边还记下了他勾掉的原由。有一天，伊芙朗德（Yvrand）、拉岗、高龙毕（Colomby）跟他另外几位朋友在他桌上翻看，拉岗问他，他没有勾的，他是不是赞成。他说：“勾掉的，和不勾掉的都一样。”于是同人就对他说，“要是有人在他死后找到这本书，会以为他没有勾掉的是好诗”；他一听这话，就把没勾掉的统统勾掉。这样一来，连素日敬仰龙沙的人们除去暗中“剽窃”之外，也不敢作声了。这是诗人高斗在一六三〇年《论马莱尔伯先生的诗》里的话。他也是法兰西学院第一届的院士。遣词造句的要求严格了，连龙沙老朋友的孩子夏普兰也公开谴责起龙沙来了，等到布瓦洛在《诗的艺术》中对马莱尔伯特别加以称颂，对龙沙加以贬斥，对龙沙的贬斥简直就成了定论，直到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兴起，才逐渐又把他作为“天才”[65]诗人恢复起来。一九二四年庆祝他四百年诞辰，巴黎和其他有关的地方为他举行了建立半身像的盛大典礼，而马莱尔伯这时已经躺进了蒙着厚厚一层层灰尘的历史书堆。
似乎扯远了，不过为了这场平反公案我们还得再说两句。因为龙沙是被法国十七世纪唯理主义诗派所埋没的最大的文艺复兴时期诗人。龙沙在宗教战争时期的确是宫廷诗人，而且红得发紫，可是因此就责备他吗？哪一个诗人、文士，在十六、十七世纪不是靠接近宫廷成名的？莫里哀不是？拉辛不是？造成这种情况的是历史和政治因素。法兰西学院不就是黎塞留首相一手建立起来的？再说，因为他不信新教（基督教），就怪罪他吗？这更不成其为理由，亨利四世不就为了继承亨利三世的王位，以新教领袖一变而信奉旧教（天主教）的？这是一种宗教战争，是一场没有国家立场的混战，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过，这里就不再说了。他一五六五年的《牧歌集》（Bergerie）献给信奉新教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还送了他一颗金刚钻。可是龙沙的真正立场是什么呢？是法兰西。他关心的是法兰西人民的命运。就在他攻击新教的年月，他在一六六二年五月，谈起“时代的苦难”，他写诗恳求太后（意大利人）道：
哎！夫人，今天残酷的暴风雨形成一场伤心的海上失事，恐吓着法兰西人……
法兰西双手紧握，求你再求你，
唉！它不久就将成为外国王公的猎物和耻笑，如果你不尽快用你的权力拯救它的灾难。
因为旧教凭着西班牙的军队，新教凭着英吉利的军队在混战，英吉利已经占领了勒·阿弗尔（le Havre）。而在这场丧权辱国的血战中，
法兰西就这样分裂为两支军队，
自从理性不复具有权威以来。
龙沙的诗立即引起了新教徒的还击，用匿名写诗骂他。于是他又狠狠地回敬了他们。无论是天主教，无论是基督教，我们后人不在当时历史的旋涡中，最好少在这上头谴责某一方面。须知模仿龙沙情诗的莎士比亚就是一个天主教徒，而赏赐礼物的统治者女王伊丽莎白却是一个基督徒！而我们的《法国文学史》（上册）却说：“他的保守思想在诗中暴露无遗。”“暴露无遗”的，是他的象征法兰西尊严的祖国之爱，虽然“祖国”（Patrie）这个字出现不久。但是感情却始终洋溢在诗人的心中，他对诗的宣言本身不是发扬法兰西精神又是什么？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即使以君主专制典型见称的路易十四，也没有做到龙沙那样爱民如己，让我们听听他的“颂歌”吧：
为什么，贫苦的庄稼汉，
就那么害怕一位皇帝？
浮泛的影子，没有多久，
他就会为死人增添数目。
你不知道，地狱之门
对每一个人都是共有之物，
一个皇帝的灵魂到了那里，
如同一个作伐木者的灵魂一般，
立即落入卡隆[66]的小船？
《颂歌致庄稼汉》
日耳曼帝国称雄作霸的查理五世。俘虏了法朗西斯一世，和法兰西一直争战不休，为什么不许龙沙写诗鼓舞老百姓的士气呢？像这样的诗，“保守”的意味在哪里呢？他的大量情诗，明明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大诗人竞相模仿，妇孺讴歌的对象，却说“凄凉哀怨、愁肠郁结的情调表达了贵族阶级腐朽的人生观”。能这样批判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吗？能这样批判李白、李清照的诗吗？他们晚年饱受流离失所之苦，难道就不许唱出他们自己的诗歌吗？整个十七世纪，整个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哪一个写出了想象如此丰富、感情真挚、推陈出新、[67]动人心弦的情诗？而马莱尔伯却全部勾掉，布瓦洛在自己的《诗的艺术》中全部予以否定：而勾掉的、否定的正是他们自己。历史是无情的。布瓦洛歌颂的马莱尔伯只成了一个无声无嗅的诗歌见证人，而龙沙及其特有的富有生命力的诗活在后人心中。
“激情”这个字大量见于龙沙的诗歌中，“理性”这个字同样是十七世纪的旗帜，也常见于龙沙的诗歌中。他的抒情诗风行全欧，全欧接受他的意思，唯独法国十七世纪初叶开始把他贬入冷宫。而十七世纪的古典主义者的理论，实际上在他那里都有过表示或者流露。
“激情”这个字是古典主义戏剧创造人物的内在依据。古希腊很早有了这个字，拉丁文也有这个字，但是经常使用，却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自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后，它添了一种受难的意义。这个意思归入宗教范畴，和我们一般非基督徒没有关系。和我们一般人有关系的是情绪活动的原来的含意，它又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泛指一般各种感情变化，例如笛卡儿在一六四六年写的《论一般激情与人性论》：这是活人与死人的最终界限，它是心灵行动的根源，这样就把记忆、想象和意志全包括进来了，因而欲望、赞美、妒忌、尊敬、憎恨……全属于它的范畴。另外一类，可以说是和爱情相等的意志活动，许多诗人和后来的帕斯卡都这样使用，用的最多也最早的诗人，在法国要数龙沙了，帕斯卡在一六五二年，写过一个小册子，《恋爱激情讲话》（Discours sur les Passions de l'amour）已经迟了一百年。这不是一篇正式论文，是他的零星随感记录，证明他看过当时的传奇小说，和出名的沙龙诗人符瓦杜尔（Voiture，1597—1648）以及各种悲剧、喜剧的演出。他当时不是让逊派，仿佛一个自由思想者（他从十二岁就连续不断地对各门科学提出定律），认为人生幸福的前期是恋爱，后期是野心，他要是挑选，他就挑选恋爱！但是他在散文方面更大的贡献却是《与外省人书》，轰动全法兰西。莫里哀当时在西南部巡回演出，也一定读过这个匿名者攻击耶稣会的挑战书，他从理论到生活，剥下了它的假面具。笛卡儿和帕斯卡，实际上，是古典主义时期作家精神上的两个思想支柱。在帕斯卡这里，激情有和恋爱等观的意味，多数是指恋爱的种种作用。它有好受的一面，有痛苦的一面。过去一般译成“热情”，就指好受的一面。实际和恋爱相等的，一般多用单数，例如法国十六、十七世纪之交的悲剧家阿尔狄，在一六〇五年和一六一五年之间写的《赛达斯》（Scédase）的戏里，年轻的胜利者在第一幕就说：
光荣行为最常见的诱饵
和最能使英雄获取胜利的东西
就是恋爱、高尚的激情、
一切让位给它无可比拟的霹雳；……[68]
又如代奥菲尔·德·维欧在他的悲剧《皮拉默与蒂丝贝的悲惨爱情》（Les Amours Tragiques de Pyrane et Thisbé）[69]的第一幕，蒂丝贝一开始就说：
最迟钝的牲畜，没有这种激情，
也会比我们更懂得善与恶。
在第二场里，男方的父亲和老朋友谈话，老朋友劝他说：
我们不会克服人类的激情：
理性反对爱情，白费气力，
可爱的对象总有办法迷惑我们。
老父亲大发脾气，在老朋友面前骂起儿子来：
你就不该让你的激情胡闹，
没有我的许可，就不该瞎做打算。
这三个“激情”都是单数，意思都是“爱情”，但是在前一出戏里，“高贵的激情”包含“无可比拟的霹雳”内容，不得不另行考虑。
这就是第三类意思，无论是爱情，无论是其他欲望，凡在内心起着一定的波澜翻腾，后果难以预测的“霹雳”，都属于这一范畴。它有苦难的意思，然而与基督受难无关。就在一六〇〇年之前，在莎士比亚从事戏剧写作的早期，英吉利有两个不幸早亡的悲剧家，一个叫基德（Kyd，1557？—1595？），一个叫马洛（Marlowe，1564—1593），就用“激情”这个字来说明内心生活的不幸遭遇。后一个一五八七年就演出了他写的分上、下两部的《帖木耳大帝》（Tamburlaine The Great），“激情”在这儿被用来指政治上的野心。他写的《爱德华二世》（EdwardⅡ，1593），是他的悲剧杰作。他的另一部杰作是《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可能在一五八八年就上演了。他写的浮士德在某些地方不见得就比分成上、下两部的歌德的《浮士德》差。他是一个怪才，可惜在酒馆和朋友争吵，被刺死了。基德比他年纪大。一五八九年上演他的《西班牙悲剧》，它的悲惨境况赢得了久演不衰的盛况，似乎莎士比亚的悲剧也比不过它，包括《哈姆雷特》在内。“激情”在这出戏里有时代表爱情，有时代表政治。莎士比亚也常用这个字，一般译为“热情”。有时中文直译感到难以达意，就把上下文连在一起译成激动一类的词句，我们就看不到“激情”或者“热情”这个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