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听罢，哈哈大笑，说得好，他由衷地赞道。忽必烈心想这是个有志青年，我不妨再多问一些。于是，他问：
“我蒙古人一统中原，以少治多，蒙汉关系如何才能搞好？”
姚天福略一思索，答道：
“蒙汉虽然民族不同，但都是大地的儿子上天的子民，就如同一个大家庭中的两个成员，两个民族只要以兄弟相待，不愁和睦相处。”
忽必烈问：“有些地方盗匪频出，如何惩治？”
姚天福答：“何为盗匪？其实都是些平民百姓，一为生活所迫，少吃没穿，生不如死自然就要找条活路；二为官兵欺压，忍无可忍，因而铤而走险，伦落为盗为匪。只要给百姓以生存的温饱，家家都有妻儿老小，谁愿意落草为宼？兵仍是国之根本，是戍边保土的中坚力量，但其中也有一些不法之徒，依仗权势欺压百姓，引起民愤，对于不法的官兵一定要制定严格的纪律约束，依法制国，以法办事，盗匪自平。”
忽必烈听了默默地点了点头，又问：
“一个朝廷应该如何任用与管理官吏呢？”
姚天福不慌不忙说：
“战国时期的《周官》一书，详细阐述了理想的政治制度与百官职守，我以为其中的精华在于官吏的廉，廉善、廉能、廉政、廉正、廉法、廉辩，为官之道重在清明廉洁。《资治通鉴》上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官廉政必明。国家之政要莫若安民，而要想安民，必须先肃清吏治，一个官吏如能洁己爱民、兴利除弊，国家必然兴旺。而要想官吏清正廉明，必须时时加以监督检查。”
忽必烈越聊越有兴趣，话题一转，接着说：
“汉人自古以来重视蒙学教育，这蒙学教育能起到怎样的作用?”
姚天福略一思索答道：“自宋以来，蒙学教材大致分为这几类，一是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主的综合启蒙教材，二是专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名贤集》《增广贤文》等，三是历史知识类的启蒙读物，四是诗歌类，如《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五是专讲成语典故名物制度常识的，如《幼学琼林》等。说到他的作用，无非启迪儿童智慧，培育儿童品德，使之健康成长。使之成为一个做官为忠臣，做人为孝子，与人交往成良友，为夫作义夫，为妇作节妇，使人成为树德之人，使家成为积善之家，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安定之作用。”
……
姚天福自是侃侃而谈，春秋战国，唐宋交替，两朝对比，历史经验教训娓娓道来，让忽必烈耳目一新，对这位年轻人刮目相看。姚天福思维敏捷，应对如流，忽必烈十分赏识，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经交谈时间走得似乎快了许多，看看时间不早，县令说：
“将军早些休息，明日还要赶路，我等告辞回去了。”
人常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今天虽然没有饮酒，忽必烈却觉得比饮甘醇更有意味，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他深感意犹未尽，就对县令说：
“你等先回，姚爱卿且留下宿卫，陪我一晚。”
帐内烛火明亮，两人躺在地毯之上谈性仍浓。姚天福想太子常年睡地铺南征北战确实不易。躺在地上两人却都睡不着。
第二年（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开平（现在的内蒙古正兰旗东）即位正式当了皇帝，建年号为中统。历史上被称为元世祖。
忽必烈的继位造成了兄弟之间的不和，弟弟阿里不哥作为幼子，也想当皇帝心中极是不服，这样两人之间发生了争夺皇位的战争，直到中统五年（1264），忽必烈才平息了阿里不哥等人的叛乱，统一了蒙古草原。
叛乱平息后，过了几年，忽必烈将首都从开平迁移到燕京（现在的北京），改名为大都，改年号为至元。
这时候，在怀仁县的姚天福由于才能突出，业绩显著，已由办事员擢升为县丞。
叛乱虽然平息了，但亲属之间心理上就有了隔膜，忽必烈派丞相塔察儿去草原安抚联络感情，化解兄弟之间因战争存下的芥蒂。塔察儿领命后来到了去草原的必经之地怀仁县。塔察儿在这里见到了姚天福，一经交谈，塔察儿觉得姚天福谦虚而又满腹经纶，对答如流，不由得满心欢喜。
至元五年（1268年）七月，忽必烈决定建立御史台监察百官。任命塔察儿为御史台大夫，并由他去组织成员。这样，塔察儿把姚天福从怀仁县调入御史台。当了架阁管勾兼狱丞，仍是八品小官。姚天福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干了六年，至元十一年，姚天福四十五岁时晋升为监察御史，正七品。别看这职位只是晋升了一品，却具有了纠察弹劾百官的权利，为他报效国家一展抱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