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南京中山门外一箭之地的明孝陵正中大门内，立着五块石碑，中间一块石碑上，镌刻着“治隆唐宋”四个大字，旁刻有“康熙岁次己卯四月望敬书”一行小字。碑的两边，是乾隆皇帝题书的御碑。“治隆唐宋”碑的碑殿后面，还有两横卧的石碑，分列两侧。东侧石碑记载康熙二十三年第一次南巡事；西侧石碑记载立“治隆唐宋”碑事，题《驾幸江宁纪恩碑》，背面刻有参与立碑者名单，碑文中有：
康熙三十八年夏四月己酉，驾入江宁。越二日甲寅，御书“治隆唐宋”四大字为明陵题殿额；又传谕曰：朕昨往奠洪武陵寝，见墙垣复多倾圮，可交与江宁巡抚宋荦、织造郎中曹寅会同修理。朕御书“治隆唐宋”四个字，交与织造曹寅制匾，悬置殿上，并行勒石，以垂永久。
显然，东西的四块石碑是“治隆唐宋”碑的“配套设施”。乾隆的御碑，刻的是乾隆两次游雨花台的诗，据说乾隆效法乃祖，也来个六次南巡，这两块御碑是后人为褒扬康、乾盛世而补立的。乾隆好大喜功，他虽然也是个心怀大志、胸有谋略的皇帝，但他的御碑，在皇祖的“治隆唐宋”碑前，只能“靠边站”。卧碑碑文向我们传达的信息是：公元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4月的一天，清圣祖康熙带文武大臣前来祭拜明太祖朱元璋孝陵，一行人在陵前下马后，一路行三跪九叩之礼。随后，康熙挥笔御书“治隆唐宋”四字，令江宁织造郎中曹寅制匾，悬挂在孝陵大殿上，同时还令刻制石碑，立在孝陵大门正中。
眼前，匾额和大殿早已荡然无存，唯有石碑仍矗立在孝陵的大门口，迎接着依依游人，诉说着流逝的岁月沧桑。探访孝陵的人，都会在这五块简而又简的石碑前驻足，品评兴亡，激浊扬清，臧否人物。
面对“治隆唐宋”碑，人们都会联想起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末期最杰出的帝王、政治家——康熙大帝。历史的一大半是由英雄创造的，康熙就是一个以大手笔抒写中华民族历史的帝王。康熙的雄才大略、勃勃野心和盖世气魄，对重振国威，再塑国魂，似乎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仅就开拓疆域一项而言，康熙取得的成就就远非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可比。有人说，成吉思汗时的中国版图曾扩展到中亚西亚、欧罗巴洲，里海东岸、高加索山脉。但恕我直言，那仅仅是历史长河的瞬间，有如昙花一现。康熙则在平定“三藩”、统一台湾、抗击沙俄入侵、镇压噶尔丹叛乱后，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稳定的大一统局面，奠定了北达黑龙江对岸的外兴安岭，西至大漠南北、青藏高原，南至南海诸岛，东至台湾澎湖列岛的今日中国的疆域和版图，并真正实现了长期的稳定的有效的政治管辖和军事控制。康熙以后的近两个世纪中，中国的版图几乎比明朝的领土扩大了一倍，中华帝国的强大，为世界所瞩目，这是以往任何朝代都无法望其项背的。康熙所开创的盛世，使天下承平百年之久，为中国古代几千年历史所仅见，较之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而毫无逊色。
清初，统治者面临的满汉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满族，是位列于蒙古族之后的马背上的民族第二。历史上，蒙古族是轻骑兵的杰作，满族是重骑兵的巅峰。满族入主中原的既定方针，就是企图以武力威仪天下、以高压逼迫汉人屈服。努尔哈赤曾推行“杀儒政策”，以千人为单位，整批整批地残杀汉族士大夫知识分子；摄政王多尔衮则颁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剃发令”，强制汉人遵从满俗，蓄发留长辫子；八旗劲旅在南下过程中，先后惨绝人寰地制造了“扬州十日屠”、“江阴三日屠”、“嘉定三日屠”，杀人达百万之众。明末清初的连年战乱，兵患不断；黄淮多次决口，水患不绝；生产凋敝，土地荒芜，经济萧条。中原尤其是江南到处弥漫着悼明情绪，一些贵族士大夫及知识分子与清廷结下了不共戴天之仇，长江流域到处阴燃着仇视清廷的暗火，明朝的遗民诸老无不以光复朱明天下为职志。面对这一严重的危机，康熙的政治头脑十分清醒、敏锐，他深知满族在汉人心目中素有“夷荻”之称，清以马上得天下，虽已入主中原，但根基未稳，因此对应的手段十分高明。他认定，要稳定动荡的社会局势，确立对汉族的统治，关键在于使江浙一带的汉人、特别是那里的汉族知识分子帖服。他拨乱反正，孜孜求治，对之前的民族高压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大胆采用了“感化”、“怀柔”、“恩礼”为主的策略军国大计以迎合汉民族心理、笼络汉民族人心为上，“治人先治心”。康熙在位61年期间，先后六次南巡。他所到之处，有所谓“八赐”，即频频接见江南声望夙著的官员、儒士、学者，赐匾、赐字、赐宴、赐食、赐银、赐物、赐见、赐官，以示恩宠和礼贤下士，争取汉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合作，缓和民族矛盾，消除民族隔阂。他途经山东，特意去参拜孔庙；到浙江，专程去谒拜禹陵；到南京，有五次去参谒孝陵，以昭示清朝对汉民族尊儒学、崇理学、重经学习俗的尊重，显示新一代王朝“圣主”的豁达胸怀和政治家风度。其中第三次南巡，是康熙一生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南巡。这次祭奠明孝陵，举国关注，对安抚明遗民诸老具有特殊意义。康熙题字称颂孝陵的主人朱元璋的治国功业超过了唐宗宋祖，其目的不言而喻：表明清朝是正统的权位继承者，争取汉族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拥护，从而达到既治人，又治水，宽猛相剂，恩威并用，慑服、收买人心，巩固清朝的统治。
康熙的高明还在于，他能够充分利用具有满、汉双重身份的心腹宠臣来笼络汉人，以期收到更好的效果，曹寅就是其中一个。曹寅（1658—1712），字子清，号荔轩、楝亭，“治隆唐宋”碑侧后卧碑碑文中的一个令人注目的人物，清初文学家、《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时任江宁织造兼巡盐御史。康熙和曹寅这对君臣之间有特殊的非同寻常的关系：其一，曹寅家已数代为清皇室家奴，后从龙入关，战场上出生入死，屡立军功。其二，曹寅母孙氏曾为康熙乳母，曹寅本人幼时曾为康熙伴读，两人自幼为“嬷嬷兄弟”，有手足之情。其三，康熙执政后，曹寅曾辅助康熙计擒权臣鳌拜，后为御前侍卫，被康熙视为忠心不贰之臣。其四，曹寅之前，父曹玺曾任江宁织造，政绩出色，深得民心，康熙为此赐其御宴、蟒服，加正一品官阶。因此，康熙对曹家的宠信、关照往往越过了常格。如按照清朝的规制，织造一职，“三年一易”，而康熙却让曹寅父子三代世袭这一“肥差”达58年之久；康熙六下江南，有四次驻跸在织造府衙，由曹寅接驾，其中第三次南巡，在曹家见到曹寅的母亲，送了许多礼物，还高兴地说“此吾家老人也”，时庭院中萱花盛开，即御书“萱瑞堂”三字赐之。“萱堂”是母亲的代称；“瑞”，吉祥也。康熙把曹寅的母亲视为自己的母亲，慰问赏赐，还亲笔为孙氏住处题了匾额；江宁有知府、有督抚，康熙却偏把修缮孝陵、制匾、立碑的任务都交给织造曹寅，以提高曹寅在江南一带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足见康熙对织造这个机构的重视和对孙氏养育之恩的敬孝之诚。而曹寅，则抱着犬马恋主之心，竭尽职守，以“粉身碎骨，肝脑涂地”之诚报答康熙的恩遇。按照康熙“收拾人心”、“牢笼才智”的旨意，他除了忠实履行织造职务外，还时时注意监视江南的反清动态，及清政府派驻江南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写成密摺上奏，成为康熙在江南的“耳目”。此外，他还进行了一系列文化活动，如修缮明孝陵，立碑制匾；主持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通过推广戏曲、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等，广泛联络汉族各阶层人士，在促进满、汉之间的民族交往、消除江南人士的敌对情绪方面，效尽犬马之劳。康熙四十四年，曹寅因接驾有功、治政有声被加封“通政使司通政使”和大理寺卿的正三品官衔。曹玺、曹寅父子时期的曹家，扬扬赫赫，达到兴盛的顶点。
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康熙给曹家带来极度荣耀的同时，也给曹家埋下了灭顶之灾的祸患。康熙南巡，四次以织造府为行宫，造成曹家巨额亏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就反映了这一情况。第16回赵嬷嬷对王熙凤说：“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皇帝出行的费用，姑且不论。随从皇室及内廷无休止的需索，就足以使曹家破产。笔记史料载，仅太子胤礽的“乳公”，即“嬷嬷爹”，随康熙、胤礽南下，就向曹寅索取银子8.5万两。而织造一职，按规定年俸银仅130两，就是用曹家所有吃皇粮的人的俸银去接驾，也只能是杯水车薪。曹寅在政治上大出风头，到头来经济上却捉襟见肘，只好挪用与织造、盐务有关的银子，落入亏空的深渊不能自拔。他生前深切预感到宦海的险恶，在诗中发过“人生乐事无不有，华屋高轩岂长久”的慨叹，哑巴吃黄连，有苦不能说，直到死，也只能把自己酿成的苦酒往肚里咽。曹寅的一生，体现了人类生命的价值和渴望，也展示了人生的无奈和悲哀。
世事无常，康熙驾崩后，雍正即位，这位伺皇帝为整肃吏治的需要，给曹家罗织的罪名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行为不端”，令其赔补，“反而将家中财物暗移他处”，“有违朕恩，甚属可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曹家挪用了公款，还要转移财产，隐匿罪证，与朝廷相对抗。雍正在给曹家定罪时，似乎根本没有去考虑曹寅所亏空款项的去路——《红楼梦》中赵嬷嬷说这是“拿着皇帝家的银子往皇帝身上使”，最后曹家就因这一罪名被抄没，从此这百年望族一蹶不振，家人流散，彻底败亡。曹雪芹就出生于这样一个世代勋贵、恩宠倍极的钟鸣鼎食之家，年幼时过的是“锦衣纨绔”、“饫甘餍肥”的生活，接下来经历了抄家籍产、冷落悲凉的日子，最后是“茅椽蓬牅”、“瓦灶绳床”，终生落拓。盛衰荣枯变化，正如人生一梦，《红楼梦》就是他对这个大家族悲剧结局的寄寓，也是他对人生的感叹和对生命的真正的体悟。周汝昌先生在论及曹家、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关系时，有一段很精辟的话：如果没有一个伴随康熙朝60年盛世的江宁织造世家，绝不可能产生出我国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因此可以说，江宁织造曹家是曹雪芹的根，如果没有这个织造世家所发生的一切事项，也就不可能产生出《红楼梦》。因此，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江宁织造曹家是《红楼梦》的源。
甲戌本《红楼梦》的卷首诗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华筵终散场。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梦尽荒唐。”是啊，人生如梦，世事如烟，眼前，镌刻着“治隆唐宋”四个冷峻大字的这块极普通、极平常的石碑，已顽强地在风风雨雨中历练了四百多年，漫漶剥落的表层犹如长者脸上的点点老年斑，还露出些许生命的质感，它承载着康熙下江南那一段历史厚厚的积淀和绮丽的风华，也折射着曹雪芹家最显赫时期的那一段家史逝去的辉煌和到头来无可奈何的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