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贾雨村从第1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开始登台，到第120回“甄士隐详说太虚情，贾雨村归结红楼梦”止下台，是个贯穿全书始终引人注目的角色。
贾雨村的宦海生涯似乎有些曲折。他本是湖州人，因“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家道中落，流寓姑苏，寄居于古庙内，成了一个穷儒，“每日卖字作文为生”（第1回）。他暂居于此安身，目的是等待时机，以图“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可是，他太穷了，穷到没有盘缠进京赶考。一次，他和住在庙旁的甄士隐对酌，不免叹苦：“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甄士隐同情他的处境，送50两白银和两套冬衣资助他去赶考。
大比之日会试，贾雨村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升为大如州府知府，成了“太爷”（第2回）。但好景不长，他虽才干优长，由于为人“贪酷”，又“恃才侮上”，不到一年，就被上司参了一本，革职靠边站。大凡生性迷恋官场者，总不甘久居人下。贾雨村被革职后，心中虽十分惭恨，表面上却嬉笑自若，装成无事一般，暗中却无时不在窥视方向，图谋东山再起。一天，他云游到维扬一带，获知当地盐政、兰台寺大夫、钦点巡盐御史林如海欲为女儿林黛玉聘个“西宾”，便“相托友力，谋了进去”，摇身一变，成了林黛玉的老师。这一职业虽然十分清爽省力，但岂是抱负深远、胸怀大志的贾雨村安身之所，他四处钻营，攀附和拉拢关系，终于了解到贾府在京都权大势大，于是听从旧友冷子兴的计谋，经林如海的介绍拿着贾姓宗侄（其实仅同姓而已）的帖子去“央烦贾政”找门路。贾政看了书信，考虑系妹夫所托，“便竭力内中协助”，上奏那一天，“轻轻”谋了一个“复职候缺”，不到两个月，金陵应天府少个知府，贾雨村便告辞贾政到应天府上任去（第3回）。这应天府乃直属府第，比他被革职前的官高出两品。
上任后，贾雨村碰到第一件棘手案件就是审理薛蟠致死人命案。案情：一拐子偷拐了甄士隐的独生女儿甄英莲，先把她卖给冯渊，后把她卖给薛蟠，一女两卖。买主双方各不相让，薛蟠便指使众豪奴把冯渊活活打死，自己却没事一般，一走了之，冯家为此告了一年状没有着落。本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古训，被人视为是天经地义、无可怀疑的准则。像这样清楚明了的案子，主办官吏只要发签捉拿凶犯族人拷问，令其供出藏匿处所，就可捕捉凶手及幕后指使者薛蟠归案。而贾雨村在审理中从手下门子处知悉，这薛蟠是金陵地方一霸，是“护官符”上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中的薛家子弟，“家中有百万之富”，其母“王氏乃现任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之妹，与贾政夫人是同胞姐妹”，若得罪了四大家族这一“护官符”集团中的任何一家，不仅会断送自己的前程，而且连生命也会难保。在官场跌过跤、吃过亏的教训使他悟出了为官之道。于是，他便听从门子的计谋，胡乱判断了此案：只给死了人的冯家赔了许多烧埋银子，而对凶手薛蟠却不予追究，使其逍遥法外。事情了结后，贾雨村一面修书二封，给在都中的贾政和薛蟠的舅舅王子腾，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一面生怕东窗事发，对门子寻了个不是，将其远远地予以“充发”（第4、5回）。
贾雨村糊里糊涂地判了此案后，经王子腾“累上保本”，他“进京陛见”，补了“京缺”，当了京官。从此，他和贾府、王府、薛府结下了不解之缘。贾政就认为贾雨村才干不同一般，连大观园工程告竣后题匾额对联也想把他请来（第16、17回）。而贾雨村也一改“恃才”脾气，变得乖巧了许多，他常出入于贾府“请安”，并且“回回定要”见宝玉。由于他善于奔走钻营、攀扯上司，善于巴结权贵、投靠权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善于“跑官”。几年间，他仕途上春风得意，官运亨通，扶摇直上，由知府擢升转了御史，后又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第53回）。
经一事，长一智，贾雨村在官场上站稳脚跟后，变本加厉地利用手中的职权为非作歹，伤天害理为贾府办事，以获取更高的职位。他得知贾府的“一等大将军”贾赦看中了石呆子的20把古扇子后，就派人把石呆子抓到衙门，讹诈其拖欠官银，说要变卖家产赔补，就这样把扇子抄来，作官价送给了贾赦，弄得石呆子家破人亡（第48回）。如果说他刚上任时放纵罪犯薛蟠是为了保命不得已而为之的话，这次讹诈石呆子的古扇则是主动地助纣为虐，欺压无辜，以讨好贾府。贾雨村因此而补授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第53回），进入国家权力中枢。
但不久，贾雨村又降了三级。这次降级，是他官场生涯的第二次沉沦。其原因，书中未予点明。然而，他究竟是个有能耐的人，不长时间，竟然又升了“京兆府尹，兼管税务”（第72、92、103回），官阶虽说比兵部尚书、大司马稍低一些，到底是很有实权的京官肥职。贾雨村的最后下场是“犯了婪索的案件”，本要定罪严处，因恰遇大赦，被“褫籍为民”。他丢官后恍恍惚惚，在急流津觉迷渡口与甄士隐相谈，后睡在草庵中，再也没有醒来（第120回）。这一“归结红楼梦”的耐人寻味的结局，是另一层意义上的人生悲剧。他的宦海生涯说明，官官相护、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做法，即使在那个时代里也不是永远畅通无阻的。
《红楼梦》塑造贾雨村这个人物典型，除了第4回“乱判葫芦案”重彩浓墨地对其言行、心理活动进行细致的正面描写外，以后，贾雨村的行踪在书中忽隐忽现，着墨不多，都为点到即止的侧面描写，但是，我们仍不难从中看出他宦海沉浮的整个轨迹。读了《红楼梦》，谁也不会忘记这个贾雨村，他阴险、狡猾、心机深细而又残忍狠毒、思虑周密而又老奸巨猾，正所谓是个官场奸雄。他的一生，是奋斗不息，不断进取的一生，但也是投机钻营，几上几下，爬得越高、跌得越重的一生。他的宦海升迁史实际上是一部罪恶史。
清朝是以满族为主体的封建末代王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高度发展。其法律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所发展。为了加强统治，清朝在广袤的疆域进行了司法管辖。《大清律例》就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的最后一部完整、严密而又周详的成文法典，康、雍、乾三朝称之为“用刑之本”。如《大清律例》“刑律·断狱”就规定：“凡官司故出入人罪，全出全入者，以全罪论（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按此规定，官吏因挟私、徇情以开脱罪犯叫“出”，把有罪的人尽行开脱为无罪叫“全出”，贾雨村徇私情包庇杀人犯薛蟠，使其逍遥法外，论罪应坐斩刑，老婆儿子应发配给他人为奴仆，家产应归官府没收。又如《大清律例》“刑律·断狱”还规定：“凡官吏怀挟仇雠，故禁平人，仗八十，因而致死者，绞（斩）监候。”按此规定，贾雨村以“莫须有”的罪名制造冤假错案，致石呆子死亡，应判绞刑或斩刑处死。显然，贾雨村处理这两案的过程，就是不断触犯清王朝律文的过程。但是，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不但没有按律被追究，反而两次得到升迁。原因何在？
作者通过门子的口对清代官场的这一奥秘作了深刻透彻的揭露：“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这就是“护官符”，当官的如果连这也不知道，“这还了得”！“怎能作得长远”！这张“护官符”，装在各级官吏的袋子里，成为他们判断是非曲直的最高准则和执行法律的唯一依据。《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由于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结成一个享有封建特权、有权有势的豪门地主集团，他们互相勾结、互相依赖，联姻成亲，“一损皆损，一荣皆荣，扶持遮饰，俱有照应”，这种关系，上达皇帝王公贵族，下至州县乡绅豪富，犹如一张巨型网络，盘根错节。贾雨村是靠贾、王两府的帮助而复职的，他深知还要靠两府而求得升迁，于是自然要对四大家族“竭力图报”。如果不是贾雨村，换了个张雨村、李雨村，也仍然只能如此行事。贾雨村前任的应天府尹，把这个案件拖了一年不理，就是明证。难怪清代官场有句俗语：“为政不难，不得罪巨室。”连皇帝老子对此也自认不讳，雍正十三年遗诏中说：“朕见人情浅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乾隆三十一年春一条“上谕”说：“向来各省督抚办理案件，瞻徇欺蒙，上下通同，无弊习气，最为恶劣……各省皆所不免”（《东华录》）。“护官符”就是保官晋爵的秘诀，为了保住自己的官爵，求得自己的前程，贾雨村顾不上王法，也顾不上这个女子的父亲——曾资助过他赴京赶考的恩人甄士隐，更顾不上屈死的冯渊。《红楼梦》中，曹雪芹对一些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畏势枉法、受贿枉法的案件的描写，都可以从“护官符”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们还可以上述两案的涉案官吏贾政、王子腾、贾赦的作为与清律的有关律文作个对照：《大清律例》“吏律·职制”：“凡官吏曾经断罪罢职，诸衙门不许朦胧保举。”为此，还颁布了《保举连坐法》，规定保举不实要负连带责任，像贾政保举贾雨村“复职”、王子腾保举贾雨村当了京官，按律两人均犯有“失于察觉”罪。《大清律例》“刑律·断狱”“给没财物”：“用强生事，逼取求索之脏……其犯罪应合籍没财产”，像贾赦为求索古扇逼死人命，按律该查抄没收财产。《大清律例》“吏律·职制”还规定：“凡与内官互相交结……寅缘作弊……皆斩，妻子流二千里安置”，王子腾、贾政曾收到贾雨村乱判葫芦案后的两封信，对贾雨村的枉法行为知情不举，贾赦收到贾雨村送来的20把古扇，明知他利用职权在制造冤假错案，竟予以收受，三人按律均犯有“交结营私”罪。但是，他们都没有受到追究，冠冕堂皇的《大清律例》在权贵的淫威下等于一纸空文。
一部《红楼梦》，像贾雨村、贾赦之流的官吏还有不少，如长安节度使云光的“曲法”、平安节度使的“结朋党乱政”、都察院的受贿、太监戴权的卖官、夏太监的以借为名索取银子等，清代官场的秽事丑行之多，由此可见一斑。
清代官场的龌龊、清代官员的堕落，暴露了清代政权的腐朽、法制的荡废、吏治的败坏，剥下了封建法律那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虚伪的外衣，反映了整个社会必然崩溃的命运。在曹雪芹的笔下，封建法律制度、“皇家规范”，只不过是不法官吏和权贵们手中可以任意摆布的工具和雅致的堂皇的摆设。官僚制度的腐败、官场的黑暗，其根源是封建制度本身，它凸现了社会腐败、官僚昏聩堕落而产生的危机已无可救药。曹雪芹说贾雨村“生于末世”，和曹雪芹同时代的脂砚斋在评点贾雨村时也说：“作者之意，原只写末世”，其深刻含义正在于此。从这点上说，曹雪芹对清代法制、吏治所存在的弊病的无情揭露，对当代仍有极其强烈的警世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