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故乡
江苏，一个并非我的家乡的地方，但想起来总觉得莫名的亲切，我逐渐成长，逐渐忘却一些人和事，但关于故乡的很多事脑海中的橡皮擦都没法淡却。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故乡，一个南陵县城下的偏远山村，九冲，我永远记得那个简单到我刚念书不久就会写的两个字，甚至比我的名字更容易，但却无比的难忘。
那年夏天，父亲带我去江苏，由于行李较多，又怕我受了风凉，没有骑摩托回来，我们坐长途大巴到鹿河--江苏省太仓市璜泾的一个小镇。去一趟要六个小时左右，很多我们南陵的人都聚集在鹿河，他们打工赚钱谋生，和我的父母一样，有远在家乡的老小牵挂。
而我去到爸爸身边之后，才知道很多和我一样的留守儿童、和我奶奶一样的孤寡老师，并不是都像我们一样幸运，可以有机会住在外地，在父母身边生活。
奶奶不识字，很多和奶奶一样的老文盲，打算一辈子我在山里，不出门，觉得在家乡最自在，生他养他的那一方土，怎么都亲切，老了葬在那是他们晚年最淳朴的期待。我不知道他们的思维方式，但那种对家乡的情怀，我能懂一二。
当晚一年奶奶也被父亲接过去的时候，我觉开心得快要蹦上屋顶，觉得那是父亲做的最有意义的决定，像把我接到身边读书一样。或许那种在一起的温暖，只有一年前和五年后留守时求之不得才觉得弥足珍贵。很多事物都是一样，失去后才知道要珍惜，可那时已无能为力，只剩忧伤和叹息。
父亲给我买了个气球，我记得那长途车行驶的途中，我给弄丢了，好像是把气球伸出窗外，系气球嘴巴的线我没捏牢，风太大，把气球吹走了，仿佛往日装在其中一同轻飞而远逝。我想起父亲在我学会跑以后，抓住一只“假八哥”，说他假是因为，它很像学舌的鹦鹉，羽毛多彩，小巧而漂亮，但它不会说话，只会瞎叫，甚至比鸡叫还要沙哑。爸爸用一根棉线系住它的脚踝，棉线很长。我们走到竹园中，他把“假八哥”放在竹枝上，把线头教导我手里，叫我握紧不要松手，我也没有想还它自由，但我就是不知不觉把它弄丢了，我哭了，爸爸也没有怪我没抓紧，说回家吧，没事以后再给你逮一只。以后再拥有的已不是当初的，尽管我知道这一点，但我还是停止了哭泣，擦擦眼泪和父亲回家。但气球飞了那一次，我好像哭了又好像没有，不重要的记不得也不打紧。
奶奶来江苏的那天，和爸爸一起来学校接我放学，我才知道她来了。那时我已经转至公办学校，我记得学校的名字“太仓市鹿河中心小学”，学校在我三年级时候开始翻修扩大，四年级时完工，我们搬到新教室，换了班主任和数学老师，还加了个英语老师。我记得奶奶和爸爸在校门外等我，人群拥挤，我很容易望见爸爸伟岸的身影，他站在靠右侧的香樟树旁，我们回家要走的小路也在校门右边，人多爸爸一般都不骑车，我们从小土路抄近道回家，爸爸背着我的书包看我在前面跑跑停停。奶奶来之后，不等爸爸出手，便抢过我肩上的书包。她这一背，便是六年，搞到后来小爷爷嘲笑她说：“嫂子，你陪孙子念书，背着书包跑来跑去那么多年，明天和他一块儿考大学去。”就连父亲后来也常说：“你奶奶陪你念书那么多年，帮你背书包，帮你洗烧给你吃，你怎么都不教她认两个字呢？”
那晚在江苏租的出租屋里吃团圆饭，爸爸说今后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的家又圆了。我们吃着笑着，聊到很晚。
奶奶的老毛病
鹿河，虽是外地城市的一个小镇，但是生活消费水平远比冲口高，不，应该说比南陵县城都要热火。
奶奶乍来，水土不服，生活方式大改变，再加上她一贯的老一辈思想观念，极其不舍得吃喝穿用。买菜买一点点，妈妈带她去街上购物，她这也不要那也不要。我称之为奶奶的“老毛病”，妈妈总在这时笑着说我没大没小，胡说八道。
我们劝奶奶不行，就说：“这又不是你挣的钱，你又挣不到一分钱，省它干嘛？”
爸爸终于发话了：“老奶奶，来到发达城市了，不比山村里，吃喝都得买，吃喝不要太节省。”他掐断了烟，又望向一旁面无表情沉默的奶奶，“老妈子，你看看你孙子现在可是胖了，你晚上放学见到他第一眼不也是惊讶说他长好了吗？他才来我们这儿多久？去年暑假他外公带他来的时候，又黑又小，皮包骨一样，也不知道你们俩以前在家里是怎么省的，肯定吃不好，娃正在长身体，不舍得买鱼肉，没有营养，怎么跟得上？长得好才怪呢！”
奶奶这时就反驳了：“哪个跟你讲我在家里--我在家里怎么省了昂？我对他还不舍得啊？就这么一个孙子，嫡亲的孙子，我哪不舍得？我自己不吃不喝蛮，也要省给他用昂！”
我隐约看见她眼里有些泪水，我拉拉她的梨子（李子，好像是一种厚绒布料的名称，我那时一直以为是水果的梨子，甚至以为是用故乡老屋后院旁那棵老梨树的粗皮制的）褂子，低声劝她莫哭。
“我们并没怪你的意思，老妈子，我们也不是要你省把他用，你不吃不喝肯定不中，你别生气啊！你听华明（爸爸的干爹给起的名，后来家里亲戚都这么叫他，妈妈对别人提起他也这样称呼，也许显得亲密吧）港（南陵方言“讲”），这里和家里不一样，没得地给你种菜，一些小菜都得天天到学校边上那么远的菜市场买，生活基本消费免不了多少，靠你省省不了几个钱，不浪费用就行了。”妈妈衷心相劝，像是劝奶奶和爸爸。都说女人最不讲道理，可我觉得那时生气耍脾气时的女人，而妈妈好像从来都是站在整个家庭最公正的一面去呵护所有人，不论对错。
“好喽（这里有转音，像是把前面说的挥臂抛开的过程），切（南陵方言“吃”）饭吧！菜都凉的子（“的子”是方言口语的句末语气词，相当于“了”，有时后面还可以加上这个省略的“了”），一火（“赶紧”的意思）切，切过的（相当于“了”），一火洗洗睡，小牙子（孩子）明天还要起早上学，我夜里还要去上班（妈妈工作的家单厂分十二小时一个班，两班倒，一般一个礼拜夜班和白班的员工换一次，所以周末的时候有一天是可以白天在家休息八小时的），华明明天早上也要去做事。”妈妈说着给我碗里夹了些黄心菜。
黄心菜，我最爱吃了。那是深秋欲冬时的菜，菜叶微卷，青黄交融，叶面上有无数的小突起，我和强胜一直叫它“蛤蟆菜”，而奶奶又会指出“蛤蟆菜”“蛤蟆叶子”是另一种植物。“它不是下饭的菜，是一种可以止咳的草药，我家老场基边上的菜园里有很多，野生的，不是我撒的种，我也不要浇水施肥，感冒咳嗽了，我就扯一把叶子回来，搞一个鸡蛋放一堆搅搅，然后煎熟，趁热吃，两餐一吃就好了，不咳了。”
“好喽--好喽！切饭了，切饭了！”爸爸和我异口同声，也不全是给妈妈面子，主要自己也看不惯自己这样没完没了数落奶奶，觉得应该找个休止符。
奶奶还是听得进爸爸妈妈的话，那晚她没有再争论什么，选择默默接受这一切，她本不习惯的一切。在后来的岁月里因此而起小冲突还是有的，但是她总是在明白事理后选择忍气吞声，我们有时知道她的委屈和难受，她不是气我们说她不好，而是气我们每一个人能及时站到她那边，每次都是妈妈先安抚她，而她至亲的两个男人--一个儿子，一个孙子都还刹不住车似的和她作对。令人欣喜的是，奶奶的封建老腐朽一套理论随岁月淡化，尽管它们曾深扎在老人家心底，并根深蒂固望似无可撼动，但没有什么时间解决不了的。而那段令人蜕变的漫长岁月，煎熬着，孤独着，一个灵魂在内心世界深处将旧的自己群盘否定，将新的自己唤醒，有多么不易，这过程只有自己最清楚。现在想想也是，没有什么是时间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也许是等待的时间还不够久，请再静候，或许尽头即是下个片刻中。
时间的治愈需要静候。静候，有时候并不是等一个人或一段用于遗忘的时光，来抚平你深冷的伤口，不是让凄寒处变得不再悲凉，使得忧伤不那么疼。而是等他们来，在你平静或者温暖的另一隅给予你奇妙的刺激，让心花怒放，温暖处变得滚烫，使得欢乐。而有时候，那个等待已久的人并不是外人，恰恰是站在时间另一端的自己。
转弄学籍两头忙
我去江苏之际，父母为我学籍的事操了不少心。因为我到异地上学，而当时异地高考什么的政策都还没有落实，准确的说那时的我在江苏读初中高中是很难的，有很多由地域而产生的限制，想读好一点的什么一中、实验重点学校更是不现实，尽管我成绩优异。当时还存在苏教和人教版教材的差异，不过这对我来说不是什么绊脚石，小学一二年级时我还是很少考不到满分的，这也令老师同学还有我父母喜悦，引起了他们的关注，不过似乎这对我来说有些过于寻常，平淡无奇。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父母总关心我学得开不开心，而不是后来那样不太在乎成绩而是询问我学得累不累，我说他们上班干事情辛劳，他们还总说我学习才吃苦。
父母为我想了很多，他们的目光很长远。我记得他们考虑到我会在小学毕业前回到安徽老家，而怕那时候家里的学籍已被消除，所以特地去了一趟戴镇，找到当时戴镇小学的一个教导主任，叫什么名字我已忘却，过程很艰难。印象中早年的时候去戴镇山路不便，道阻且长，车少行人稀。一般一年去不了一两次戴镇，去的话都是好多人商量包下大队里什么人的小货车或者拖沙石的小卡车。后来华龙买了面包车后，多是坐他的面包车，一行邻里乡亲们，拿着空香油瓶或者一大半蛇皮袋山芋或糙米，他们呢去戴镇油坊里打油或者榨山芋浆粉或制糙米糖花生糖等。我记得父亲每次去戴镇都是牙疼，然后就不是特地为了交电费而去。
犹记那会儿父亲正好牙疼得厉害，我和妈妈坐在摩托后座上陪他一起--我坐在妈妈怀前爸爸背后，那大概是我第一次只有两侧耳朵听见呼呼的风，目及不到太多沿途景色，也不觉凉意。父亲骑着车，载着两个他至爱的人，过坡多道窄的山路，妈妈手里拎着一只竹篾编的篮子，篮子里装一只被捆住双脚绑住双翅的母鸡，还有一个红色方便袋里有二十来个土鸡蛋。不仅是那时候，直到现在母鸡和鸡蛋都是质朴农村人为表达最佳情意而送的礼物。何况那时家中仅有四只母鸡，都已经下了蛋，原想留着年夜饭上烧一只，正月里来人杀两只，还有一只父母临去外地的晚上吃。好在那年下半年我就不在老屋也不需要吃鸡蛋，只有奶奶一人在家照应，牲畜多了也烦，奶奶说：“送掉也清朗。”
那些官僚机构办事真的麻烦。我那时没念过太多书，就连那墙上的“为人民服务”几个字也识不全，只知道跑动跑西，兜兜转转，找这个盖章，找那个签字的，好不容易。给我报了名，登记了学籍档案，以为事情就此结束，五年后再回来时，打这个号，电话不通，去那小学找，人不见。最后是一位新的老师告诉我们直接去联系象山小学校长--宋根荣，宋根荣是爸爸那时候的同学，后来混到象山当了贫困小学的校长，我再回来那年父亲托小姑帮我忙转学的事，找的就是他。宋根荣个子不很高，五官端正也不很丑，“宋小狗子”，不知道为什么，人们给他取的这绰号。之前的都是白忙活，奶奶常说提到就气，那只鸡和二十个鸡蛋给死人吃了。还好，宋根荣对我的事挺上心，好像也就出于感恩送了他一条烟，后来一切顺利地重新开始，小姑陪我填了很多材料，在象山小学入了学籍档案。
家里那头为我转学籍的事白忙活了一气先搁一边，咱再说说江苏这头，政府这边，公立学校不让进，暂居证不行，除非有登记我名字的本地户口簿。我小舅舅当时已招亲至江苏鹿河，离我家租的房子还有上好几公里。眼看暑假就将结束，我上学的事还未落实，父母着急是难免的。于是叫来小舅舅，好像商量着有没有什么对策，小舅和我父母想法一致，对我的学习很重视，最好能进公办学校--“鹿河中心小学”。但是大家都知道那条件几乎不可能满足。那晚最后的定论是我先进私立学校，享受不了义务教育，学费贵点，但临近开学，只能先这样安妥下来。
好像商量期间妈妈有说能不能像过继一样先把我放小舅岳父家的户口上，挂个名，挤进本地学校再说。小舅同意了，但他好像有些犹豫，因为自己毕竟是招亲过来的，岳父是本地人，或多或少有排斥，尽管后来知道，小舅岳父并不是那种死板的人，他为人热情和善，还骑车来我家坐过，陪奶奶聊天，他说什么不记得，方言很重听不大懂，奶奶也多配合着笑。但他送来的一些小菜还有江苏那边随处可见的可以吃的秸秆，他们长在秋天的田野里，像高粱火红的脑袋，头部呈穗状，又可以制扫帚。我们叫它“甜多涩”或“田多色”，类似于甘蔗，却比甘蔗细，皮不需刀刮，用牙顺一头开个缝再咬紧一拖而下，像剥香蕉皮一样一瓣瓣地使肉心露出，只是皮硬而锋利如刀片容易唆割手。我们一口口咬下像嚼甘蔗般甜蜜很久，吞咽糖汁然后吐掉渣子，后来看很多人的文章，什么故事小说、诗歌散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于我而言，就像吃甘蔗或“甜多涩”。
小舅与“飞跃”
“飞跃”，我记得这个地名，听大人们总提到，他们语速很快，带有点老家方言口音，而又夹杂着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好像“非要”，我于是一直错把这地名当成“非要”误解了好久，直到有次经过那条路看见路牌上有标明“飞跃”这两个字，而我当时不能认得“跃”字，便问爸爸，爸爸于是尽量用他觉得很标准的普通话念了一遍“跃”的发音，然而我还是听着像“要”，这次无独有偶，妈妈也笑着说爸爸的普通话不标准，误导孩子。我们便没有在纠结普通话发音的事，而是一路傻笑着随路走远，到路尽头也许我们都不能想起途中笑得原因是什么。很多事都是这样，不刻意结束，就自然恬适而美好。
飞跃那里有很多橘子树，结满又大又圆的橘子，只是皮有点厚，肉有点酸。后来爸爸有和一起干事的朋友还有几年后来江苏的虾子舅舅一起去飞跃偷橘子，一摘就是一大袋，这事虽不道德，但事隔多年，对于我一个喜欢吃橘子的贫苦孩子来说，我好像领悟了些偷盗行为多少反应社会小康水平如何的道理，我觉得我在这里说这件“偷橘子”的事，我不想隐瞒，但也不想赎罪，只能说我们没有过多的罪过，贫穷不是借口也不应是错，我只能在这里向多年以前被偷的橘子树主说抱歉，我此行不为求得原谅。很多事无法原谅的，我坦诚即是最大的善良，要真论理，很多事就像爱情，本没有对错之分，谈何冤枉，谈何原谅。
小舅岳父家便是住在接近飞跃的一个路边村落里，路旁有两排整齐的杨木。
小舅的岳父请过我们一家三口去他家做客，他热情地招待我们，而我们却没有提过之前的“过继”之事。我记得那是我第三次去小舅岳父家，但却是对他家周边环境印象最深的一次，嗯，也可以直接叫小舅家，因为小舅妈是其家中的独生女，便想招亲，得一女婿如儿般持家。事实也如此，小舅待他们都不错，他们待小舅也很亲。
那次小舅来我家玩，也许就是来我家商量我上学之事的那一晚，晚上舅舅和爸爸吃了点小酒，正值盛夏，夜风微凉，草木茂盛。小舅回家的路上，捕到一条菜瓜蛇，我不知它的学名是什么，但觉得叫它菜瓜蛇很恰当，它背部的图纹像极了清白相间的菜瓜皮。听他描述那条蛇是在离我家很近的一条马路边捉到的，他正好骑摩托要转弯上水泥路，车速很慢。左边有一小块菜园，菜园前端贴路，后沿贴墙基，那是一户本地人家，灯还没关，隐约可见墙与菜园交界处的狭窄水泥板，板上一条挺长的带状物贴墙脚扭动，往小舅所在的石子路上靠近。小舅于是把车停下，轮头扳向左边。大概是被摩托大灯照晕了，那蛇游荡得正快活，竟没来得及改变航道，就被小舅一手掐住七寸，当场拿下。
由于离小舅他家较远，还挺大的一条蛇，没有器皿或大袋子装放，骑车不好带。小舅便转身，步行返回我家。直到他敲门进来，我们才知道这件喜事。爸爸找到放在床底下的浸水坛，那其实是我们老家家家都有用来泡腌菜的瓦罐，上面瓷盖扣住，盖子边沿正好浸在水中，密不透气，有藏储发酵作用，也许浸水坛因此而得名。
床榻不高，爸爸叫我俯身取出，打开盖子一看，正好拿坛子里的腌萝卜吃得将尽，便把罐内余物倒到一个旧的梨子罐头瓶子里，巧的是居然装下了，塞得满满的。那好像是上次妈妈感冒上火，爸爸买给她吃的。
于是妈妈往坛子里注入清水，然后双手抱着坛子，把水晃晃倒出门外。小舅将蛇头塞入浸水坛中，再慢慢松手，任其自然溜入坛子里，爸爸又找来一个小的塑料方便袋，蒙住坛口，扎紧后在袋子上面戳了些洞透气。爸爸笑着叫我把坛子塞回床底，我果断拒绝，舅舅便笑着逗我：“你还怕蛇呀？这么小跑到外地可不要怕生哟！”说是这么说，但他很麻利地低首弯腰将坛子推进床肚下，然后起身拍拍手，摸摸我的头，“别怕，明天你和爸爸把蛇带着，去我家吃饭，怕蛇干嘛，明天带你吃蛇肉，很好吃的。好了，我走了，不早了，你们睡吧，拜拜！”
我于是挥挥手，那时我话不多，有点怕与人交流，也许是刚离开熟悉的地方，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自闭，但又不全是怕说，而是不太愿开口，还是对故乡的一切留有余恋。后来爸爸晚上下班给我钱去帮他买啤酒，我都推辞，不是不体谅他工作辛苦不愿帮他这点小事，也不是小商店距离远，小商店就在水泥马路对面，我只是因为不想和那些本地人交谈。几次推脱不成，便只好拿着一张五元的纸币，捏在手心里快跑过去，除了三块钱的啤酒，找我两个一元的硬币，有时是两个五毛的硬币加一个一元的纸币。我没有把零钱用来买辣条吃，尽管我那时很喜欢吃卫龙、棒棒鸡和蛋炒粉；我也没有多寒暄，除了他问我是哪一家的，在哪读书读几年级，我照答之外，尽管小商店老板并不和一些本地人一样歧视我们外来人，总夸我长得可爱，有时还会送我一粒小小的棒状水果糖，那时候卖一毛钱一根。
爸爸也问过我为什么不拿剩下的两元钱买零食，他会所我是个小笨蛋，而我那时已在某些方面比同龄人成熟，我不太贪吃喝，零花钱也是不唯利是图。给多少用多少，甚至给的都没用完或刻意省着不用存着，存在一个小的储钱罐里，等待着哪天攒够了偷偷地拿去买个想要的玩具。
那是一个小猪储钱罐，有次学校边有很多地摊组成一个大型展销会，有个店铺搞“十块钱三件”的活动，爸爸给我选了一副羽毛球拍，一把玩具手枪，还有一样就是这个小猪储钱罐。当时不以为然，只喜欢其中的玩具手枪，拿着它便招摇过市，其他便不管不问。对于吃喝我无所谓，那时新衣对我也产生不了多大诱惑，还不如一本童话故事书吸引力深，而我也不太喜欢看书，除了一些《脑经急转弯》、《十万个为什么》、《蓝猫淘气三千问》。对物质的需求低，意味着我的精神欲望过于强烈，玩得很讲究，诸如小时候的玩具，我可是充满期待，每次展销会或者年前上街购物，我就希望能得到我想要的玩具，一部四驱赛车、一个悠悠球或一把塑料手枪，那也是我考好成绩的动力。
我有点爱面子，通俗讲，就是脸皮有点薄。有次爸爸带我去哪小商店里买东西，老板说这娃可爱倒是挺可爱，就是有点内向不爱说话。爸爸便数落我，对他说：“我儿子他呀，拿不出。”
拿不出是拿不出手，是贬义的词。爸爸的意思，是形容我怕生，没太大出息的丑态。我当时不语，内心已是有些生闷气，爸爸有些察颜觉色，问我要不要买辣条，我摇头，问我要不要喝汽水，我也摇头。他便明白了，不再问我，直到回家，路上也没有和他说话，他也没有主动理我。
回到家，便和我论理，像个引路人说一些话教我成长，而我哪听得进去多少，他便说我把他的话当耳边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见和他解释不了，也没想过多倾诉自己的想法，我那个年纪，也没有多少大人肯在争执中心平气和站在小孩角度听小孩的辩解，就算听了也觉得大人的肯定比小孩的要正确得多，然后说小孩说的是偏理，小孩要想强调自己的立场正确性在哪，想指出就是叛逆，语气高就是造反，语气低就是没底气，大人将要铿锵有劲一句总概上述一切，论题甚至都在那一瞬被擦出，接着就是全盘否定小孩，源头已经无法追溯，便从行为上跨度到思想上，说小孩的不对。我处于自知无机会解释而又期待爸爸停下给我点时间阐述我观点的边际，我不可直接不敬便选择逃避，直接把双耳捂住，爸爸便觉得我在耍脾气。随之而来的便是那个年纪司空见惯的挨打，妈妈和奶奶先是沉默，静观其变，到我哭便开始一边劝父亲停手，一边语重心长地向我灌输一些以为我不懂的道理，而我那时已然明白，只是见父亲丢掉竹枝，还不情愿地向他道歉，并保证下次不了。父亲于是叫我别哭。我记得他狠狠的甩出的结尾语：“好咯！一口歇！”
小舅家是典型的当地楼房，油田有地，屋前有阶梯，屋后有院落。我记得次日去小舅家的场景，我们带着那个净水坛，爸爸把车停在他家台阶下的路边。舅舅笑着走下台阶接过净水坛，和爸爸妈妈招呼，然后边走边顺着罐子口往里面看看。然后把坛子带到后院厨房那块儿，舅舅的岳母正在择菜，灶台已经冒了些热气，厨房屋顶已经升起袅袅炊烟，小舅舅叫我们去后面转转，说有橘子树，上面的橘子熟了，可以摘着吃。他没有带领我们参观，应该忙活着杀蛇。
小舅母带我和妈妈到后院溜达了一下，我记得那里有一个猪笼屋，养了两只猪，还有一条拴在院墙边上的狼狗，很大，很凶猛，见着我们就叫，当时差点把我吓哭，还好小舅母的话喊停了它。寥寥数字，就像爸爸的“一口歇”一样奏效。那时舅妈的眼睛已有点看不大清，好像是糖尿病导致的，后来再见到小舅母时，她已沦为盲人，我有点同情，也许不全是同情小舅母，更是同情小舅婚后无子，又要照顾家中患病妻子，又要忙活外出工作赚钱。我记得小舅舅那时在一家船厂上班，他学过木匠，师傅是谁不详，手艺不说炉火纯青，但肯定不错，我家中有很多他特意给打制的木凳，美巧适用。我这里推测是早年在老家和他阿爷学的，他阿爷也就是他叔叔，我的小外公，是村里小有名气的木匠，我小时候常幻想舞刀弄剑，或者砍竹子做金箍棒，去外公家玩时，小外公很喜欢我，从小带我玩，他用锯木工具帮我制作了一根圆滑而笔直的木棍，还有屠龙刀和倚天剑，都有模有样的，后来刀剑无影，而那些流年里的记忆我至今难忘。
我记得我那晚在小舅家闹肚子，妈妈带我去院后那个厕所，那时江苏村里人好像都习惯这样有个凳子可以坐着的茅厕，而我备受折磨，原于找不到好的落脚点，它是由两块大木板搭在一个巨大的缸口上，中间留有一个沟缝给人排泄，而又在沟边放置一个木凳与木板相交，用铁钉钉牢。我无法想象没有蹲地的坑，怎样让人方便。
我不记得菜瓜蛇肉到底什么味，我甚至不记得我那晚有没有不敢吃，但我知道，小舅的岳父好像把一个绿色的水滴，吞入肚里，然后深饮一口酒。我问何物，爸爸告诉我那是蛇胆，口服可以通气养神。后来爸爸用筷子夹了一块黑色肉给我，像小矩形红椒片那么大，我嚼了嚼，剔出骨刺，爸爸问我蛇肉味道如何，喜不喜欢吃。我刚想回答说蛇肉好吃，妈妈却不小心拆穿了爸爸的骗局:“小孬子，那不是蛇肉，那是黄鳝肉，有点长得像蛇而已，但不咬人，吃吧，别怕，没事的。”我还是夸了一下挺美味，爸爸说那是那位奶奶（舅舅的岳母）烧的好吃。那晚吃得有点久，回头路上风有点凉，我坐在父亲的车上，便想起我远在老家的奶奶，想她此时一个人在家无事应已卧铺入睡。
第一次来江苏鹿河是小舅舅结婚的时候。我记得婚车是辆黑色的小轿车，从外公老家门口出发，经过太湖然后抵达小舅舅在鹿河的丈人家。我记得我在车中，经过太湖时，外婆和外公惊叹窗外的河好大，小舅舅说是太湖，然后我们望向另一边，很多风筝高飞在天，我想起李老师带我们念过的课文中的“草长莺飞”，正是二三月艳阳春。
前一年我也来过小舅舅家，那时正好幼儿园放暑假，那是我第二次来鹿河。只不过是外公带我一起，留奶奶一个人在家里。父母已在江苏务工，外公一面送我去和父母团聚，看看我的父母，一面也探望一下初婚不久我的小舅舅和小舅母还有他的江苏老亲家。外公先是在我家歇脚，当晚父母、外公和我四人一起前往小舅家，那时没有摩托，爸爸的白色自行车也没骑，和我们一道步行过去，走了很长的路。
外公俊朗硬气，走南闯北都不怕。我记得妈妈说过以前她和她父亲一起，用一辆大杠自行车运很重的两大捆粉丝，去南陵隔壁的县城铜陵卖。车座绑着粉丝，不能载人，只能由人推着慢慢走，速度很慢，走了很久，很累，但粉丝卖完了，很知足。更值得一提的是，妈妈说，铜陵有一景名为“相思树”，听她的描述好像是两棵路旁的大树枝丫在中间交汇，连在一起，像恋人牵手一样温馨美好，引人驻足，流连忘返。仿佛预知着什么，我听着身临其境，我那时还不能体会到与恋人钱不到手的日子中饱含的相思之苦。
好像那次大舅舅也来到小舅家，我还记得那天傍晚，小舅家有几辆摩托车停在门口水泥地上。大舅便和爸爸坐上两辆踏板摩托谈笑，大舅开玩笑说爸爸的小白脚踏车落伍了，该换了，这个就不错。而父亲便开玩笑说没钱，买不起。后来小舅骑着另一辆和他们辆去到大路上飙了一程。我那时想坐上后座，但考虑到父亲第一次骑摩托或不安全，于是没有过多强求，和母亲站在场基上看三个人渐行渐远。
也是那一年过年回去，父亲和小姑父才一同买了钱江摩托，车很像，但不像踏板摩托那样前面留有空荡。他们买的那两辆车的油箱装在跨前，使得脚只能放在油箱侧下方的小小金属脚踏片上，前面还有巨大的伞花妆挡风玻璃，现在已不多见。后来玻璃碎了，干脆全部拆除，码表盘前面没有阻碍，少了笨重感，便也显得更大众化。车后面有个盒装金属箱，黑色的上面印有绿色的雄鹰图案，直到黑箱子脱漆，父亲依然喜爱这辆车。后来箱子不牢固，晃荡的响，父亲便用袜管将它缠紧在后座末端，再到后来，箱子开裂，他便用胶布粘合裂口，最后箱子掉在了他骑行的途中，他便把它捡了回来，只是已无法固定到车上，没有箱子的摩托，父亲依然没有嫌弃，时常擦洗车身，坐在上面抽烟。到有一年腊月回家，父亲叫做不锈钢的我的飞子表阿爷（表叔）给量身定制了一个箱子，箱子全身银色的不锈钢，箱盖处配了一把小锁，很精美，爸爸开心得不得了。
在私立学校的一年
很快暑假结束，我被安排在一所私立学校读书，学校的名字已不能记得，只记得学校建在公办小学对面，隔一条大马路，这条大马路的一头通向菜市场，那里接近我放学回家的小路，另一头通向鹿河镇中心，有一个转盘，中间的草坪上有一只巨大的雕塑--鹿，腾飞的样子。那让我想起老家南陵县城西部的，四路交汇之处，一个环岛我们叫它大转盘，二姑家就在那附近的五里港村。我尝（曾）以为二姑家距大转盘正好五里路，每次去二姑或大姑家玩的时候，坐有“冲口-南陵”牌子标识的车，上车告诉司机到大转盘下就好了。而江苏鹿河的那个转盘虽然也是四路相交，但和五里大转盘相比便微不足道。也是那时，我知道鹿角的存在，后来奶奶来时见到它，说那是马，我笑着给她指正，说那不是马，是鹿。奶奶还有疑问地望向我，我便接着跟她说，鹿头上有梅花枝状的角。
说起鹿河，这个“鹿”便是刻骨铭心。我记得那里，离我家住的不远处，有一个巨大的厂，妈妈也在里面干过活，好像是做棉袄、羽绒服的。厂名叫“雅鹿”，那好像也是一个蛮有名气的羽绒服商标。厂很大，侧面的墙被打上广告，我记得后来赵薇和陈坤的像被刷在墙上，他们穿着“雅鹿”牌羽绒服，旁边有他们的艺术签名，然后是一排字“中国驰名商标”，而我当时并不能认全拿一溜排汉字，每次路过那里，我都会打量一下那些字眼，模糊猜测地念一遍。墙上零星有几个洞，像苏州园林的某些墙带有窗洞，透过洞可望见厂里有条小河，河边种了些垂柳。墙外则是很长的一条路绕厂而过，拐个弯便通向我经常给爸爸买啤酒的小商店，而商店对面石子路延伸至我家所在出租屋小院。
记得有一年赵薇来到厂里，据说那天厂外挤了很多慕名而来围观的人，毕竟那时《情深深雨蒙蒙》热播，大家对依萍的饰演者--赵薇喜爱万分。我那时听妈妈说的才知道，赵薇来鹿河了。而且妈妈和我赵薇老家和我一样，也是安徽芜湖的。我便不由地更觉这个明星的亲切，尽管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目睹她的容貌，没有交谈，仅仅和多数人一样看过她演的电视剧。
我便在鹿河开始了我的小学生涯，逃不掉的，同刚步入幼儿园时一样，妈妈拿着我的书包，带我走到学校面前，我便哭得赖地不起。说什么都不想进校门，我没有接住妈妈递给我的书包，书包落在满是灰尘的道路上。我祈求妈妈不要将我丢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转身离去。我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地哭喊着，有眼泪或鼻涕流入我口中，我觉察到泪水的咸味。而我那时已能和妈妈倾诉我的一点想法，我说不要抛弃我，我想和妈妈在一起。妈妈听了哭笑不得，说她不上班了，陪我一起到学校报名念书，做我同桌好不好。我竟幼稚地连忙点头，后来她骗我擦光眼泪不再哭，便不离开我。她成功地用善意的谎言把我骗进了学堂，当我意识到她离开时，已坐在教室里，虽没有放开声哭，但我免不了妈妈离去的酸楚又啜泣起来。我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样子看着多令父母寒心。
而那时我身旁一个温柔的声音传过来，温柔似乎就是温暖而柔软，这声音便似这般安抚我，让我渐渐难过不起来，孤独冷落抛掷脑后，我竟有点好奇地抬头，直到她指着我的嘴巴扑哧笑了出来，我才意识到自己鼻涕眼泪乱了模样，正准备用衣袖擦脸时，她递给我一张餐巾纸，我记得是那桂花香气，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纸巾也可以有花香，我于是连忙拿起纸擦拭。我忘记了我有没有说“谢谢”，但我由衷地感激她。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她叫杜梦月。我说我叫什么，说的有点轻快，她好像没听懂，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没等她叫我再说一遍，我便从书包里翻出本子和铅笔盒，拿出笔把我的名字写在我的新练习簿姓名那一栏。这才发现我的书包上面都是灰土，我愣了一下，想起妈妈递给我书包而书包落地的事。我到底是无意没接住还是耍脾气故意丢在地上，我已记不住，只记得后来转至私立学校时，开学那一天在校门口也哭了，而且那一次竟是真的故意把书包丢在地上，说不念了，以此来威胁母亲不要骗我进去然后丢下我，那一次妈妈好像被我气哭了，我印象中为数不多的妈妈为我哭泣，那好像是第一次。后来意识到我慢慢长大竟有了脾气，倔强的性格，流露得越来越明显。
后来妈妈为我气哭的事是初中在老家钓鱼
后来一次被家访也是在江苏，这个专门为外地打工子女而创办的私立学校，没两年就被政府处理了，然后像我这样的外来学生入公办学校才变得不那么艰辛。我有幸在里面读过一年，结识了一些好友，老师也很好，印象中两位女老师执教，一位扎马尾的教我们语文，另一位短发齐肩，教我们数学。原谅我已将她们的姓名遗忘光净，但我知道他们教书严厉，但骨子里充满善良。
有次我和一个调皮的男孩，在草地上起了纠纷，好像是抢同一个玩具蜻蜓，结果竹蜻蜓翅膀被扳开成两片，我们拿着手里的一半翅膀指着对方埋怨，他先说：“这是杜梦月的东西，你给搞坏了，都怪你，你得赔。”
“杜梦月先给我玩的，都怪你，要不是你跟我抢，怎么会坏？你赔给她。”我便和他理论。
“她先给我玩的，都怪你，你道歉！”
“都怪你，你道歉！”
“都怪你！”
“都怪你！”
……
然后我们按住对方的肩膀，想用力压倒对方又要稳住自己的腿脚不让摔倒。就这样僵持了好久，杜梦月在一边哭泣，她哭停了我们也没有松手，还咬着牙。她劝我们不要打了，我们没听，她说要去喊老师，我们也没有理睬。
“哼，以后不跟你玩了。”
“不跟我玩就不跟我玩，谁要跟你玩？哼！”
我记不清是谁先倒下，但我们缠在一起，躺在地上打滚，谁有没有松开手。后来我知道，我们之间友谊如此坚固，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常想起那个私立小学被拆除后的夏天，我在路上遇到他，他先看见我的，我正和奶奶一起回家，他喊我，快步跑过来，没有什么送的，就把左手指上套着的五个玩具恶魔长指甲一个个摘下送给了我，我把它们戴在左手上，正好和他的右手对称。我们击了一掌，挥手告别。没走十几步，我又听见他喊我，朝我奔来，手里还抱着个粘土的足球，他说和妈妈说好了去我家玩会儿再回去。我惊讶于他小小年纪敢独自前往朋友家--陌生而遥远的出租屋。我问他：“你一个人，不怕迷路吗？”
“不怕，和你们走一趟原路返回就是了，这条路笔直走我都熟悉。”他笑着，把球换到另一只手，“前面是不是有条河？你家离那条河远吗？”
“是的，一条停了好多废船的河，我家不在河边，过桥右转近一个小村，再笔直走一段，拐两个弯后再走一下就到了。”
他没有中途打退堂鼓，一直勇敢地跟随我和奶奶走到父亲在鹿河镇租的小屋子。那是一个一溜排都是租给外来务工者的矮小瓦房的小村落。房屋挺密集，那些鹤立鸡群的高个头楼房，顶上有彩色的瓦片，有翘起的燕尾，是江南一带特有的建筑特色，那都是各个房东们的房子。我家在一个小的院子里，七八个一样的出租屋墙贴墙紧挨着，围成一个小圈，后来《还珠格格》热播，我们把它叫作“小四合院”。父亲的砌匠师傅强光兵那时业主在院子里，在我家对面第二个房子里。
我那朋友来后喝了点水，我叫上强胜一起，我们三个在小院子里踢了会儿足球，足球岂不是很足，像是他从垃圾堆捡的。一会儿我们觉得没劲，又从家里找来弹珠，弹珠游戏--对孩子来说这是招待朋友最好的方式。三个人在土地上打了一下午弹珠，那是我和强胜经常打弹珠的地方，路面上仅有的两株杂草也被我们磨光。傍晚的时候他抱着球离去，我和强胜小送了一节路，到了一个石子路的转角，旁边有一排竹栅栏围起来的一户人家，路那边是一块田，地里早些时候收割完油菜现在空旷得可以看见田那头的小树林。
“顺着这路笔直走就到了你熟悉的那条河。”我停了停。
“好了，我会走了，再见！”他把球换过手，说完继续往前。
“再见！”我和强胜一同和他告别，然后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视野里--石子路的尽头，有个侧置的台阶突出，上面摆了些花盆。我上学的时候路经那户人家，有洗澡花、水仙花还有一种红色的管状红花，我们叫不上名字，但那花能吸到蜜，我和强胜经常在上学路上顺便或者周末特地偷偷地摘下它的花瓣吸蜜，蜜很甜，像那时我们的心情，像那段被叫做童年的时光。
再回头说我们那次打架，我们在草地上打滚，不可开交之时，语文老师来了，我们知道是杜梦月叫来的，杜梦月站在老师后面，而她什么时候去叫的我们打滚毫无察觉。这才感觉到事情不妙，会受到老师惩罚，可已经后悔莫及。我没受过老师惩罚，甚至是小小的批评都没有，从小被李老师宠爱，表扬，器重。在温室里待久了，一下子接受不了外面的严冷。我心想：早知道当时杜梦月说去喊老师就松手不打了，唉，现在完了，老师会怎么责罚我们？站黑板面壁还是抄课文？会不会叫家长？要是让爸爸知道我在学校调皮该怎么办？爸爸会不会打我？像那次板车吃土事件一样狠狠打我？
我想了很多，从小就染上多愁善感的毛病。出乎预料的是老师并未直接惩罚我们，她问清情况后，叫我们和杜梦月道歉，我们遂与杜梦月说了对不起，杜梦月也说没关系，不要我们赔竹蜻蜓了。老师把我们领到班里，正好上语文课，她让我们两个惹事的男孩子站到讲台上，我以为是面壁，却没那么简单，她让我们一人拿一支粉笔准备听写，我们于是各写了五个上午学的词。我写错了一个字，好像是走字，下面一横出了头，我写的像一个“丰”字压着一个“人”字。老师敲了我一下脑袋，对我说“走”上面十个“土”，人在土地上走，她再三强调这个“土”字，并叫我回到位子上把“行走”这个词抄写二十遍，我只好点头照做。至于我那朋友。可就惨了，好像只写出来一个，被老师敲了好几下头，五个词都要抄，写对了的那个也要抄。我内心窃喜，尽管我现在极其看不惯当时的幸灾乐祸，但毕竟才发生争执，看到他倒霉我总忍不住暗笑。
杜梦月和我同桌，我们学习都很拔尖，常常我第一，她第二。她长得清秀，眼睛亮，头发黄有略微带天然的波浪卷，经常扎马尾辫，有种欧洲公主的气质。有次期末考试后，学生和家长一道来学校领成绩单顺便开家长会。我父亲和她父亲坐在位置上，他父亲挺消瘦，不太高但黑色的夹克衫，面庞棱角分明的硬朗，眼睛深邃，有点日系的帅范，我的父亲则显得略高略壮些。
到我们上台领奖了，这次我考了第二，她第一。我们走到讲台旁，爸爸刚刚提醒我领奖要伸出双手，低头弯腰以示敬重和谢意。我伸出双手，接住那厚厚的笔记本和奖状，但笔记本的重量超出我的想象，我一时失手，“啪”的一声，本子落在地上，只有奖状捏在手里。我连忙捡起，爸爸骂我上不了台面的小东西，又和老师笑着寒暄了一会儿，出门骑车载我归家。那是我第一次上台领奖，第一张奖状，第一次第二名，回到家中，妈妈正在烧饭，父亲那时很在意我的分数和名次。记得那晚我哭了，答应父亲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关键是争取超越杜梦月。父亲提到她，和妈妈说她是我的同桌，说她挺可爱，妈妈笑着没有说话。那件领奖出丑的事后来成了爸爸口中我的笑柄，但我知道他不是真的笑我不争气，没出息，而是笑我童真可爱，没准他望见他小时候的样子。
另一件父亲经常笑我的事就是前面提到又没说下去的我人生中第二次被家访。那天早晨，副班长杜梦月照往常一样上讲台领读课文，语文老师来教室转悠，我读得本就认真，当她走近我，我便装得更有模样，声音放得更亮，谁料到她竟突然叫我也上讲台去，和杜梦月一起把课文再读一遍。我正犹豫想推辞，她似乎看穿我的逃避，对我说：“你堂堂一个班长，怕什么，赶紧去，杜梦月不是陪你一起读吗？又没叫她下来。”
我难以推辞，便拿着书本上去了，杜梦月往旁边挪了挪，给我腾出个位置，我们平分讲台，书竖在桌上，两手捏着左右页的侧面。人生第一次上台领读，很紧张，声音有些颤抖，杜梦月却读得忘我，头动都不动，我有点佩服。我坚持朗读着，慢慢平复激动的心，渐渐地声音放开来，老师也走出门去。
可好笑的事情就紧接着发生了，我早上没尿尿，这时又紧张激动，我强忍着，但实在憋不住就不知不觉尿了裤子，只见讲台下有水蔓延，我实在无法待下去，但我依然坚守着，我已经不顾一切就想着快点把课文念完。大家都照着书念，没人在意讲台上流下来的那一滩水。我坚持着，音量丝毫不降，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我忘却胯下烫热，忘记裤脚鞋袜透湿的难受。直到数学老师进来，准备马上的数学课。当她看见我脸胀得通红，双腿有些颤抖，站在台上念书，而台下蔓延出一滩水时，她连忙把我叫到厕所边，我进去尿尽。她准备打电话叫我父母，可我说父母在璜泾的厂里上班，璜泾离鹿河挺远，我说他们赶不回来，奶奶在家，但家里没有电话。她不放心我一人回家，于是决定和语文老师换课，立刻送我回家换鞋裤。我不记得她和我路上说了些什么，不记得同学们有没有嘲笑我的丑态，不记得杜梦月有没有觉察我尿裤子有没有笑我，不记得后来回校他们有没有再提起这件事。但我记得那个数学老师送我走过一段很漫长的路，那天没有下雨，路上我指领着她，经过一座桥，路过一片麦田，横穿一条水泥马路，顺过一条笔直而漫长的石子路，再拐过两个弯……
到家老师没有在门外等我，而是赶时间回去上课，没入门就走了。奶奶也没有送她，忙着烧热水，帮我洗下半身，找裤袜和鞋，帮我穿，系鞋带，然后再送我回去上课。我那时已经七岁，念一年级，奶奶和爸爸后来常羞我也不晓得丑，多大了还在学校尿裤子。这事也自此成为我一大笑柄，但没多少人知道，只是后来高中和两个挚友提起过年少糗事。毕竟要点面子的孩子都会隐瞒，而我在这里十分坦诚，将全面而丰富的个人形象展现给你。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当你们意识到我的缺点时，必已或将认可于我的优点。
神童陌路
那之后我在学校上数学课更加认真，也许是因我由衷地喜欢这个数学老师吧，她的课我便一丝不苟地对待。加上幼儿园李老师给打得坚实的基础，我又古怪聪明，成绩自然十分优异。
那时我们的教室很大，一间教室大得像两间教室，准确的说就是两间教室中间没用墙隔开。两面墙上都有一块大黑板，我们这一半是一年级学生，背后那一半是二年级学生。学生不很多，虽然两个年级同时上课，就只听见两个老师在一间空旷的屋子里说话，像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唱戏对谈。就两个老师负责这两个年级--也就这两个班，所以课表刚好错开。当时三年级以下没有英语，仅有语文数学和思想品德还有我们最喜欢的体育课，思想品德和体育课两个班一块儿上，也是由语文和数学老师分别代课。
有一节课我们是语文课，他们二年级正好是数学课，课上发生了一件我的牛逼之事。那时我特别喜欢数学，而“尿裤子遭家访”的事更让我觉得这个数学老师有亲和力，对她教的数学便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这边语文教的拼音我早已在幼儿园时记得滚瓜烂熟，我系统地掌握所有拼音，甚至都可以做很多同学的老师，没有新鲜事物便自然无趣，缺乏专注力。我表面上拿着本语文书，但耳朵里全是背后那个数学老师的声音，她正在讲一百以内的数字，自问自答，先讲到九里面有几个十、几个九，她说九里面有0个十、1个九，而后问道：“那么九十九里面有几个十、几个九呢？”
她一连重复了好几遍问题，问有没有人知道，而底下鸦雀无声。我早已将答案默默口算出，正呼之欲出而又缺乏勇气之时，数学老师又问了一遍：“有没有哪位小朋友知道答案的？没有老师就要公布了噢！”
“老师，我知道，九十九里面有9个十、9个九！”我猛然站起来，转过身和数学老师对视，也许是她的声音给了我无比的自信和勇气，我消除恐惧，那一刻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那个答案，甚至连答案怎么来的都已不能知晓，但我竟然一口气大声把想说的说了出来，像是对某人的告白一样。说完便面红耳赤，我能觉察到周边不论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在场所有师生焦点锁向我，我能想象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惊讶的样子，我能感受到我发烫的耳根。
老师说我说的完全正确，非常好，然后叫我坐下，而语文老师也没有怪我上课心不在焉。我听到数学老师接着讲课，夹有粉笔摩擦黑板的声音，我知道她一边写一边在讲话。她问底下：“那19、29、39……呢？这些数各自由多少个十、多少个九组成？”我听见底下声音不多不齐，但总算慢慢有一两个低小的声音回答她的问题，然后她说好的不错，又是一阵粉笔摩擦黑板的声音。
我知道我也许不是众人里面最聪明的，也许不是众人里面知晓事理最多的一个，但我的勇敢和不想让老师独奏的好心却是成为众人里最独特的一个，我站出来了，我成长了。
后来这件事老师有和我爸爸说，他们夸我古怪聪明。爸爸于是引以为豪地把我的奇事拿到工地上，和一起砌房子的朋友们说，又说我基本上从小到现在考试都是双百分，那些和爸爸一起干活的大人们听了，称我“小神童”。
直到后来有一年我已大了两岁左右，我才意识到骄兵必败，我粗心大意的毛病让我感到惭愧，还有一些外人的嘲讽让我深深感到刺痛。那是我第一次觉察到我开始有点开始自信缺减，慢慢走向自卑，有点自我否定的滋味。那是个周末，我记得那天午后父亲所在的砌匠班子来到离家很近的一个小工地，那是房东的邻居喊他们来在附近空地上砌一些房子供出租。父亲他们在竹架担板上摆砖糊水泥，已砌出一面矮矮的红墙。我正好在附近路上打弹珠，打着打着越来越靠近他们，他们于是发现我来了，便喊我小神童的称号，我有点害羞脸红起来。那些人我不太认识，但我知道其中有几个应该是我的老乡，他们讲一口熟悉的南陵方言。
见我来便笑着叫停正玩耍的我，我正要问我爸爸在哪，他们便说要先问我几个问题考考我，好像是为了验证我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你要是答出来，我们便告诉你你爸爸到哪块儿去了。”
“你念几年级了？”有一个男人放下传问我。
“二年级下册。”我答。
“我们问你几个算数题，听说你口算速度很快，基本上秒答，是吧。”
“还好吧，我口算可厉害了，但是你们得问五十以内的加减法，乘除还没学，而且五十以内最多不会相加超过一百，一百以上的数有点大，算得慢。”我把弹珠揣到口袋里，望向那个同我说话的男人，“你们出题吧！”
“好嘞！你小子可听好了。”
接着他们接连报了好几个算式，我都差不多秒答。直到有一个胖胖的大块头问我：“五加七等于多少？”
有可能我觉得这问题过于简单，也有可能因为我刚答出了好几个两位数相加的算式，开始沾沾自喜，骄傲而轻浮。便没把这问题放在眼里，他们再一催促：“喂，小神童，这位胖叔叔问你的问题：五加七等于多少？快回答呀！”
“十三。”我随口一答，心里还有些埋怨，这么简单的问题也问，还不赶紧告诉我爸爸在哪。
然后听见他们捧腹大笑，我知道也不完全是嘲讽的敌意之笑，但我意识到自己答错了时已为时过晚，他们开玩笑说我不过如此，这么简单的问题想那么久还答错多不该。
我自此深记那道算式题“五加七等于多少”，这在多年以后我每次粗心大意在简单问题上犯错、疏忽跌跟头时常会想起，并深深自责于自己的骄傲轻蔑，然后慢慢有点负面情绪袭来，我开始否定自己的聪颖，觉得自己十分愚笨，辜负了父亲的重望，毁了在大人们心中的优秀形象，接着就会有些自卑。
那次后来我不记得那群砌匠叔叔们又没有告诉我父亲的下落，或者告诉了我只是我无心听进，被耳朵过滤的事情总容易被时间彻底冲净。我隐约记得我怕见到父亲，有点像项羽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一样，但我又没项羽的英雄气概，我只是耷拉着头，失落沮丧地慢步而去，我好像没有回家，而是找了一个无人的小角屋檐下，蹲坐着，将两粒弹珠放在右手中，相互转动。我那时很好哭，但那件事好像没有让我出声宣泄，我视线仅有些小模糊，我尽量抬头，望不高远，但有两只灰色麻雀在瓦檐上跳动。
我当时却不能预知到这活蹦乱跳的两只小家伙会给我周末带来欢乐，给我的童年着色。那是若干年后我拿着喜爱的玩具手枪，装上塑料弹丸，满世界找鸟打。高墙深巷，池树田野，我跑到过放学路经的芦苇荡，跑到过旧船停靠的臭水河边，跑到过一片未知的小树林里，像梦幻般引我向前，通往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