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没想到程世其也走进了陶然居，他狠狠地盯了我两眼，然后，坐下来开始喝茶。他的到来，让我浑身不自在。他没有说多余的话，只是反反复复唠叨，投单的钱是自己省吃俭用存下来的私房钱，刚刚投进去就赔了，那不是明摆着坑人吗？真要赔得血本无归，他就投奔吃穷队，没想到，程老头还非常有主见。看来，广州的吃穷队也是名声大噪，直销界都知道这是一支打遍广州无敌手的行乞队伍。
我无法解释，只是不住地给他倒茶水。程老头是我发展进来的，为了让他进单，我费了很大力气。原因是艾琳决定投单，但她提出一个条件，必须给她的左边撑起一条腿，才办理进单手续。惠子和北戈给我下了硬命令，为了让艾琳走进来要不惜一切，只要她进来，我们的团队就活了，她的能力是不可估量的，被称作一匹所向披靡的黑马。
我和程世其是在一个健康讲座会上认识的。那天，会议还没有开完，我就提前离去，在电梯里碰面后，他主动和我搭话，问我是不是买了这家公司的保健品，我摇摇头。他说自己也没有买，现在保健品太多了，不知吃哪一种好，我说要吃就吃那种既能保健又有钱赚的产品。他说，能买到这样的保健品当然好了。我的脸上呈现出一丝不以为然的微笑，走出电梯，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也给我留了电话。看得出，他被我的话说动了心。果不出所料，没隔两天，他就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时间，出去喝个茶，我答应了。
在人声嘈杂的茶楼，一个雍容端庄、举止斯文的女人和一个满头银发、老态龙钟的老人面对面喝茶，不免引来一些好奇的目光。再加上他的耳朵有点背，说话声音高，人们时不时把质疑的眼光投向我们这里。我浑身不自在，也有点心猿意马，慢慢饮着茶，掩盖我不自然的尴尬表情。聊天中得知，他是一位工程师，退休后，无所事事，常常一个人坐着公交车到处跑，每天来个广州一日游，反正坐车不花钱。要不就在茶楼坐着，有空调吹，有茶喝，比在家里舒服。他喋喋不休地讲他的老伴儿是多么吝啬，去卫生间都不让开灯。电话只让接不让往外打……他不住地唠叨，我只好耐着性子听，原本没有让他做艾瑞新的打算，搞这样的人进来也不能做业务，有什么意义呢？但为了艾琳，我就不去挑选了。我觉得自己有点卑鄙，甚至是居心叵测。但还是请他喝茶了，在陶然居。我已安排好一切，那是一个美丽的套环。惠子、北戈、恒柔，轮流给他讲产品、讲制度、讲团队的合作精神，乌龙茶一直从早晨喝到傍晚，茶点端了一盘又一盘，他终于答应要买产品。当下，惠子就在电脑上给他登陆，放在艾琳的左边。北戈打电话告诉艾琳，已经给她支起了左腿，艾琳说在电脑上看见程世其的名字变成蓝色的，就去银行存款。我和程世其说明天去银行办款，哪知他慢悠悠地说：“不急。”他不急我却沉不住气了。
“明天我想去植物园逛逛。”
“您一个人去吗？”
“你要有时间，我们一块去好吗？”
完了，看来，他开始向我甩套环了，我逃不掉。没办法，答应吧，总不能前功尽弃。
那天，天气闷热。植物园的人很少，不是节假日，谁还会来这个鬼地方，除了树就是树，清一色的绿。我叫不出这些树的名字，内心浮躁不安，哪还有心情看景致。程世其却很开心，他戴一顶草帽，手里拿一瓶水，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今天是碰上老吝啬了，所以我只能自己买了一瓶水。我俩在植物园转来转去，我不知道他唠唠叨叨说些啥，只是点头应付，心里在埋怨恒柔和惠子，也埋怨艾琳，自己既然那么有能耐，痛痛快快进单不就行了，何必拉一个垫背的呢？就算给你支起一条腿，又有什么用呢？越想心里越难过，越觉得有点对不起程老头，他是完全相信我，假如有一天他知道自己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又会怎么看我呢？我又怎样去面对他？愧疚感在吞噬我的心。
好不容易熬到日落西山，从植物园出来，他仍然游兴未尽，又让我陪他坐公交车在广州转转，我不好回拒。他坐车不花钱，我却惨了，从南到北，兜了一大圈，车票花了十几块。夜幕降临了，街上都闪起了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他大概跑得饿了也渴了，我的肚子也叽里咕噜直叫，于是，我们才分手。第二天，我又陪他到银行排队办理进款手续。这一单总算锁定。从银行出来，我的心里很不舒服，觉得自己在扮演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欺骗一个非常相信我的人。我和惠子讲起这种感受，她反倒不以为然地说：“你看看，广州谁都是做这种生意，在这里，同情和眼泪是没有市场的。”我不禁想起万闯的话：“把良心变成狼心才能成功。”看来，不单单有狼心还得有狗肺才行……
二
北戈和孤城刚走，兰朵也来了。她今天穿得很妖艳，紫红色长裙，纯白色衬衫，手里拎着一个精致的鹿皮小坤包。自从她离婚后，每天出入歌厅、茶楼、酒店，许多男人也围着她团团转，活得潇洒自如。后来，她迷上了融资生意，结果，不到一年，她老公给的几十万块钱被骗得所剩无几。如今，只留下一套房子。说起这些往事，兰朵总是满眼泪汪汪的，伤心绝望时，她还产生过离开广州的意念，想通过婚姻这条途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风韵犹在的兰朵为了出国，狠下心开始学英语，一年多后，婚介所接连不断地给她介绍了许多外国人，美国的、英国的、德国的、加拿大的、澳大利亚的……她和这些异国人鸿雁传情。兰朵很会写信，照片又漂亮，先是一个美国人看上了她，后来又是一个英国人。兰朵天天忙着写信，婚介所巴不得她天天写，反正翻译一封信才10块钱。
一年后，终于，美国人坐飞机飞过太平洋，来到中国。出现在兰朵面前时，兰朵万万没想到，这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原来是个瘸子。漂亮的兰朵怎么能和一个走路都不稳的人结为伉俪？于是，俩人在国际大厦吃了一顿西餐，就挥手拜拜了。一年多，她扔进婚介所一万多元，还是情无所寄，不免心灰意冷，自动“降低”了婚姻水平线，返回头开始选择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夏月是想拉兰朵成为她的合作伙伴，于是，让我去见见这个女人，见面理由就是给她介绍一个老公。这事真让我犯难了，但夏月却说：“随便领她见一个男人就行了，目的是让她去听听艾瑞新的课。”我只好答应了。很无奈，也感觉自己很卑鄙。
那天，在夏月家里第一次与兰朵见面，她得知我要给她介绍老公非常高兴，当下就答应了。我说：“你先去看看这个男人，如果看上了我再给你牵线，看不上就算了。”她也认为我说得有道理。于是，第二天，兰朵和我们去艾瑞新的工作室听课。那时，团队里正好有一个老华侨——鳏夫，我指着那个人对兰朵说：“就是他。”那真是乱点鸳鸯。老华侨根本不知道我们搞的这些把戏，我也有点心虚，觉得自己的做法不正大光明，但这台戏既然唱开了，就无法收场。
那时候，艾瑞新在广州做得很火爆，工作室里人气很旺。兰朵无心听课，闭目睡觉。散会后，我专门把老华侨请过来，让他给兰朵讲艾瑞新的运作制度，兰朵有点心不在焉。惠子对玄学一知半解，走过来给兰朵测名字推算她的流年运气，倒还说准了兰朵的一些心事，两人一下亲热起来。于是，惠子趁机给她大讲艾瑞新，从公司讲到产品，又讲到运作模式。
第二天，兰朵不假思索就投了三单，这个女人必定是玩过大钱的人，六七千对于她来说是毛毛雨。进单后，她有客户，必须马上让团队的人陪她去沟通，否则，她就不高兴，而且她脾气特坏，没几天，就和夏月闹翻了。之后，她在广州鸟语团队又开了三个位。但因为喝茶吃饭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和她的搭档大动干戈。最后，她决定来个弃明投暗，又跑回我们这边做。
惠子又打开电脑认真地给那人讲着公司的奖金制度。我坐在另一张台前，眼睛盯着手机里储存的许多号码，不知该和谁联系。我把本子上的人过滤了一遍又一遍，琢磨着邀约的人。最后，我给柳星雨发了短信，他说晚上过来，这是我今天接待的最后一个客户。
很累，想趴在桌上睡一觉。大厅里的人已经稀稀拉拉，下午茶已经接近尾声，肚子里很不舒服，浓浓的乌龙茶越喝越苦，让我难以消化。整整一天，口干舌燥，第一次感觉到，说话原来也很累。尤其是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我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在这个世界上成功者永远没有借口，有借口的人永远不会成功；许多人靠脖子以下赚钱，而有些人是靠脖子以上赚钱；穷人每天只做一件事，每天要省钱，买菜要省钱，买衣服要打折扣，把省下的钱存在银行里，结果越存越少。”说这话时，我常常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的钱袋，瘪瘪的，没有多少钱，那么每天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当说客，凭三寸不烂之舌想方设法把别人钱袋里的钱掏出来，变为己有。这个变的过程就是一个艰难的销售过程，这是我的认知逻辑，至于别人怎么认为，我就不得而知。
三
五点钟，柳星雨来了，他依然穿那件灰白色的衬衫，其实这是一件白衬衫，只是穿得太久了，变成了现在这种灰不溜秋的颜色。一双皮鞋也是灰蒙蒙的，感觉很长时间没有擦过鞋油。他是北方人，高高的个子，谈不上伟岸和挺拔，更没什么修养和气质，和街上那些卖菜的、做小生意的人一样。他手里拿着一个钢化玻璃杯，杯子上印着B公司几个大红字，A公司人喜欢拎一个印有“A”字的塑料袋，B公司人爱拿一个杯子，这大概也算一种推销自己的广告形式。他坐在我对面，我给他倒了一杯茶。
“找我有事吗？”他的问话单刀直入，让人听起来很别扭。
“没事。”我有点言不由衷，实在是累得不想再说话了。
“那我们就喝茶了。”他端起了杯子，不客气地咕嘟咕嘟喝起来。
我和他是在一次成功学讲座会上认识的，相互留了名片。每一次讲座会，我都会收到许多名片，有时不知邀约什么人的时候，我就把所有的名片都拿出来，闭着眼，随便抽，抽出谁，谁就是我要约的人。那天晚上，我实在不知道该约谁，于是，又开始玩这种游戏，把所有的名片拿在手里，心里默默祈祷：“今天只抽一张，这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我都要让他或她成为我的合作伙伴。”我双目紧闭，把所有的名片像洗扑克牌一样连洗三次，最后，抽出一张。睁眼一看，是一个叫柳星雨的，心里很不爽快，怎么抽出这么个名字，谐音流星雨。这个人是谁呢？名片太多了，我记不起来曾经在哪里见过，更不知道这人是什么模样。没办法，既然抽了他，那只有去邀约了。我先发了个短信看他回不回：“柳星雨先生，明天下午有时间吗？我们能否见个面？既然交换了名片，就不要让这张名片失去了意义。”庆幸的是，回了短信，内容简明扼要：“在哪里见？”
“江南大道北天宫酒店门前。”
第一次见面时，他手里也是拿着这个喝水杯，腋下夹着一个小黑皮包，穿着那件“灰白色”衬衫。这一类人一看就是属于卖苦力的打工一族。我很失望，但约来了，不，是赌来的，我就只好把他带到工作室。没太多的寒暄，我就和他讲起艾瑞新这个产品。他第一句话就问：“你们有营销牌照吗？合法吗？”
“你们B公司不是也没有牌照嘛。国家今年才颁布了一个直销条例，A公司不是一直在中国做了十几年嘛。”
“我们做的是靠产品打销路，而你们是靠拉人头。”
他的这句话一下子激起了惠子的火气：“什么拉人头？你们不拉人头怎么做？八条腿的螃蟹制度不拉人能做吗？”
他似乎不容许任何人说B公司的坏话，马上站起来说：“敢说你们的产品是最好的吗？”
“目前是最好的，营销模式也是超前的，我敢说在广州它是电子商务的龙头老大。”惠子的口气咄咄逼人。
大家好像在围着一个怪物似的，把柳星雨围在中间，他却不慌不忙，有点和这群人对着干的劲儿：“你们艾瑞新公司这么好，在中国有什么公益事业？这些跨国公司，打着卖保健品的旗号，搞我们中国人的钱，什么电子商务！纯粹是变相的传销公司。说白了，谁做艾瑞新谁就是卖国贼。”
这句话如同捅了马蜂窝。
“那么，A公司的人是卖国贼的祖师爷了。”
“差不多。你看看A公司那些人，一个个游魂饿鬼似的，害得多少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连亲妈老子的头上都要摸把油。”柳星雨拿起那个喝水杯子，喝了一口水，看来他今天是要来个舌战群儒了。
“黑乌鸦还嫌猪黑，你们公司和A公司是一丘之貉。”惠子用一种嘲讽的口气说。
他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把话题一转，用手指指茶杯上印着的“B”字说：“B公司经销的是中国的产品，工厂在中国，销售在中国，为中国人谋福利，这一点没错吧？”他说得慷慨激昂，大讲特讲B公司所做的公益事业。讲三个老总是怎样艰苦创业，讲公司在国内做的各种公益事业。但讲来讲去，也没把B公司的运作模式与A公司的区别讲出来。
那天，我在旁边一言未发，“卖国贼”“传销分子”……这些敏感词宛如一根根钢刺，深深扎进我心里，让我感到疼痛难忍。
四
从茶楼出来，我请柳星雨去吃夜宵。
“去哪里吃？”我问他。
“去麦当劳吧。”
“麦当劳都是垃圾食品，我们去必胜客吃比萨吧。”
他问我什么是比萨，我笑而不答，这个年代了，连比萨都不知道，真是个土老帽。
走进必胜客，我们选了一个双人雅座。柔软的棕褐色皮沙发，白色的台布，暗幽幽的灯光，很有情调。我要了两串土耳其碳烤羊肉串，两杯可乐，一个意大利罗勒牛肉比萨。
柳星雨拿刀子和叉子的姿势很别扭，他大概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方，手脚拘束得不知道往哪里放，额头冒出细密的汗珠。
我们默默地喝着可乐，有着薄脆饼底的比萨味道香喷喷的，上面撒着一层上等新西兰芝士及各种新鲜的馅料，还有天然秘制的比萨酱。
“味道怎么样？”我问他。
他摇摇头，突然冒出一句话：“还不如吃一碗兰州拉面呢。”
“十足的土老帽，看来天生是个吃面条的料子。”这是我对他的评价。
“想吃面，还不容易，广州到处是面馆。你是兰州人？”
“河南人，来广州快二十年了。”
“你是老广州了，会讲白话吗？”
他点点头。
“看来你很聪明，听说白话很难学，你是怎么学会的？”
“我没有去学，反正就会说了，老婆是广州的，每天就得讲广州话了。”
“你还真有本事，能娶上广州姑娘。那你年纪很轻就闯广州了？”
“刚刚二十岁。”
“你一个人来的吗？”
他又点点头：“是啊，记得那一年，我们村有一个人从城里带回一台电视机，每天晚上，村里的老老小小，疯了似的往他家里跑。我也每天去看电视，那年正读高中，我的学习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家里人对我寄予了很大的希望，都认为我考个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因为迷恋那台电视机，我成绩一落千丈，高考落榜了。父母亲气得大骂，骂村里那人带回来这个骨灰盒勾走了我的魂，害得我没考上大学。但我就是从电视里知道了外面原来有一个非常精彩的世界，于是，那颗不安分的心开始蠢蠢欲动，想去大地方看看。那年秋天，我父亲卖了一头牛，把钱放在了炕席下，我就悄悄拿了三百元，离开了村子，坐车来了广州……”
“你来广州后，最初做什么？”
“什么都做，有时有饭吃，有时连饭也吃不上。别提啦，受的苦几箩筐也装不下。”他是一个勇于表现真实自我的人。
我没有和他谈艾瑞新，他也没有和我谈B公司，两人只是静静地喝着可乐，吃着比萨，不觉几个小时已过。从必胜客出来，已是满街灯火，闪着大灯小灯的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我俩慢慢走上天桥，向汽车站牌前走去。
天桥上，走鬼们在卖光碟、发卡、首饰……派单的也一个接一个，一会儿，我就攥了一大把花花绿绿的广告单。
“你要这些单干吗？”柳星雨问。
“我派过单，知道那种派不出单的滋味儿，再说，我也许能从这些单里发现一些什么东西、一个故事或一段生活。”
“你这人看问题和别人不一样。”
“噢，你还没问我是干什么的。”
“你不是在做艾瑞新吗？”
“是的，我是在做艾瑞新。”我不想再和他多说。
“不过，我怎么看你也不像一个传销分子。”
“哈哈哈……”我不由得大笑起来，“你一直把艾瑞新和非法营销划为等号？”
“不是我划的，是报纸上说的。”
“你推销的B产品不是也没有牌照吗？”我突然反问。
“不，做B产品是合法的。”
“你是不是想拉我和你一起做B产品？”
“你至少要了解一下这个公司。”
“我不做，了解它干吗？”
“你会做的。”他眼里闪着一道固执的光。
日暮时分，我们走进落霞中，在公交车站牌前，两人分手。我们没有说什么告别的话，好像两个从未见过面的陌生人，各自上了自己要坐的汽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