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大约是2009年，我曾经为八月天的两篇小说《父亲的王国》和《低腰裤》写过一篇短评，文章也涉及了八月天从小小说写作到中短篇以至长篇小说写作的一些情况。在此后的这段时间里，不断看到八月天有新作问世，而且取得了很好的反响。再后来，八月天成为河南省文学院的签约作家，参加文学界的活动多了起来，我们的接触也自然多了一些。
八月天是我很欣赏的那种人。他为人特别低调，办事认真而不迂腐，换句话说，特别靠谱儿。这些年，张扬的人多，不靠谱儿的更多，像八月天这样的人，殊为难得。应该说，以八月天的处世态度和行事方式，干什么都会有所成就。可他偏偏对文学非常热爱，有着一份难得的执着，更重要的是，他的执着不是一根筋的执拗，而是默默地探索、思考，不断从生活中发现，不断把自己的发现转化为文学，并不断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
《中原狐》是八月天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为用心的一部作品。从作品内容可以看出，尽管具体的事件可能有虚构成分，但作品总体上说是有作者的影子在里边的，我觉得作品几乎调动了作者全部的人生经验。在这样的写作中，故事可能会借用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件，但就主人公人生经历的走向、对人生的体验与把握来说，则必然来自作者的生活经历及其对此所进行的深入思考。如此一来，作品就有了非常可贵的品格，那就是接地气、有温度。
《中原狐》描写的是贫寒的农家子弟宋书恩努力跳出农门的故事，书写的是底层人物的隐忍与挣扎、抗争与奋斗，以及爱与背叛、人性的扭曲与觉醒、生命的沉沦与觉悟。就题材本身讲，《中原狐》说不上多么新鲜，它原本也不是一部猎奇猎艳的作品。应该说作品的题材和走向与《平凡的世界》接近，都是以生活在农村的底层人物为主人公，描写他们进入城市的艰难历程。当然，作品的时代背景不同，《中原狐》更贴近当下的生活。另外一点重要的不同在于，《中原狐》是把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对中原人性格的揭示上，放在了灵魂的拯救上。
中原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发祥地，黄河的不断泛滥在给这里带来无尽灾难的同时，也带来了肥沃的土地，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使这里成为中华文化最核心的区域。正因如此，得中原方能得天下，一代代枭雄逐鹿中原，使这里的人民在经历水旱灾害的同时，也不断遭受战火的蹂躏。这种自然和历史大剧的反复上演，使中原人形成了隐忍、顽强的性格，他们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快速适应，从而得以生生不息。这个适应的过程，使他们出于生存的需要凝聚出了各种人生的智慧和为人的豪气，但同时又形成了狡黠、投机的性格特点。八月天把这种性格概括为“狐性”，这也是他把作品命名为“中原狐”的原因。
宋书恩出生于一个贫寒的农家，从他爷爷“大龟孙”的乳名就可以看出，这个家庭在村里地位的低下。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想生存下去就要看别人的脸色，要夹起尾巴做人。宋书恩爷爷用“用得着人家咱就是孙子”的口头禅总结了他的生存策略，并深刻影响了宋书恩。于是我们看到，在宋书恩成长与走上社会的生活道路中，这个策略始终在他身上发挥着作用，像一种顽疾吞蚀着他的灵魂，已经深入骨髓，想戒都戒不掉。宋书恩成长的年代，或者说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农村人口生存的最大愿望就是能跳出“农门”，通过“农转非”成为城里人，农民常称之为“国家人”。宋书恩最初从求生存到求转变的过程中，为此不惜有负恩人、背叛爱情。及至进入学校、企业、媒体、官场，为了“转干”完成身份变化以求职位升迁，他低调做人，处处示弱，忍辱负重。他的生存策略与当时社会巨大的“场”获得了良好的契合，使他逐步失去信仰，甘于堕落。于是，趋炎附势、逢迎拍马，成为他基本的处世方式，吃喝玩乐、送礼行贿、“叨菜”捞钱、婚外恋等成为他的“家常便饭”。《中原狐》把大量篇幅用在对宋书恩这种性格的揭示上，就是要对国人这种普遍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应该说，这是自鲁迅以来中国新文学一个优秀的传统，八月天对此有着良好的继承。
从叙事的角度看，《中原狐》采用了第三人称有限视角的叙事方式，叙事主要通过宋书恩的视角展开，使叙事总体显得相对集中，较少旁生枝节。从中明显可以看出八月天在叙事上的自觉。对现代小说来讲，能否有效调度叙事，自如完成叙事视角的转换，是一个小说写作者是否入门的重要标志。目前中国的长篇小说写作，每年纸质出版的已达近五千部。其中有很多作者在作品出版后总是抱怨得不到重视，总是觉得自己的作品揭示了深刻的社会问题，规模宏大，堪称史诗。但他们不明白的是，这种以全能视角展开、按事件发生顺序线性推进的叙事，从艺术上讲乏善可陈，这些作品往往也无法提供新鲜而有效的人生经验和时代经验；从作品内容上讲常常毫无新意，读来味同嚼蜡。这样的作品基本上应归入不入流作品之列。八月天的《中原狐》在对作品内容有诸多思考的同时，对叙事也有着很好的把握，是非常可贵的。
长篇小说写作的另一个关键点是结构。缺乏结构意识对长篇小说写作来说是致命的缺陷。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长篇小说，常常是按时间顺序展开，像平地上泼水，流到哪儿算哪儿。《中原狐》在以宋书恩为主线的同时，加入了白狐、傻改柱、爷爷、父亲等几条若隐若现的辅线，显示出了作者结构作品的匠心。几条辅线的加入，不仅调节了作品的叙事节奏，增加了作品的厚度，更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作品的背景，为作品的展开提供了现实和文化基础。
宋书恩爷爷“大龟孙”这个乳名，源于中原地区起“闯名”的风俗。这样一个卑贱的名字，成为他“总是点头哈腰，一脸媚笑”的卑贱性格的标志。但是，他的“用得着人家咱就是孙子”的“孙子”，显然表明他不是真想当“孙子”而在“装孙子”。这种“装孙子”背后的卑微和自贱，恰恰反映的是其内心的不甘，是在利用别人，寻找机会伺机而动。中原是老子的出生地，他的一部《道德经》，阐述的就是以弱化强、以弱胜强的哲学。几千年后，他的中原老乡仍然深谙他的哲学精髓，以“装孙子”的方式来求得生存和改变。作为对比，作品中的宋书恩之父宋恒四，正是因为年轻时不会“示弱”，而碰得头破血流，尽管有参军、教书等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却因自己可怜的“血性”而失败，一步一步陷入困境。同样不懂“示弱”的是宋恒四的二儿子宋书仲。宋恒四将在外面的失败转化为对内的强势，他用拳头让宋书仲由一个“充满了刺激与新奇”创意的“玩家”“冒险家”，变成了一个口吃、少言寡语的人。而宋书恩因为掌握了爷爷的“装孙子”哲学，方能历尽磨难而“成功”。傻改柱是一个傻子，给人的印象也是傻气、好笑、好玩儿。作者在作品中加入傻改柱这条线当然不只是像马戏团小丑那样场间插科打诨活跃下气氛那么简单。《中原狐》中，傻改柱基本的特点是敢说真心话，不虚饰，率性、本真。更重要的是，傻改柱虽傻，对爱情却非常执着，这与宋书恩的负情恰成鲜明对比，更有助于揭示宋书恩的性格缺陷。为了阐释“狐性”，作品还引入了白狐这条线索，显得神秘而隐晦。这是提示宋书恩“少奸巨猾”性格的点题之笔。
应该说，宋书恩人格的形成，是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从童年到成年，他从内心深处是企图摆脱一些骨子里固有的东西的，但最终却不得不妥协。《中原狐》的可贵之处在于它不仅着力表现这样的人格，更要挖掘其形成的社会和文化基础，并为问题的解决寻找到一条可行的道路。作品最后，宋书恩在非典疫情中惊醒，“在不断地质疑与拷问中，宋书恩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自己之所以随波逐流，趋炎附势，就是因为缺失信仰！”
信仰的缺失是当前许许多多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它本身也成为当前最重大的一个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问题的产生当然有其复杂的历史因素和现实因素，但这个问题如不能很好地解决，必然会对民族的未来产生重大的影响。正因如此，才有了高层对核心价值观的重视，对文艺的重视。尽管我们不能说《中原狐》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途径，但作品通过宋书恩自省，表达了对找回信仰、回归人性的思考。有认识，有思考，就是解决问题的一个良好开始。这也是作品令人欣喜的一个重要方面。
何弘[1]
2017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