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近百年以来，澳门一直为“赌城”的名分所累，甚至将其早在四百多年前就已成为远东最大转口贸易中心的显赫历史地位，也有意无意地掩盖了，忽略了。不过，这只是在一般人心目中的误解与扭曲。其实，身处不同时代的许多杰出人物，反倒与澳门有着极不寻常的密切关系。无论是避世的，还是传教的，或是策动革命的，还是潜心做学问的，都不谋而合地选定澳门作为其事业落脚点或人生基地，从而演绎出一幕幕彪炳千古、烈火烹油的历史大剧，这无论如何是值得好好探究一番的。
万历十年（1582年），即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七年之后，尚在神学院三年级深造的年仅三十岁的意大利神父利玛窦，便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耶稣会的派遣，经过长时间的可怖的海上颠簸，于当年8月7日抵达澳门。今日观之，这一天是应该载入史册的。因为，正是这位年轻神父的不期而来，开启了东西方历史上一次成功的相遇与对话，奠定了澳门作为东西文化枢纽的历史地位。尽管利玛窦在澳门只待了一年多，时间不长，但正是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学会了中文，认识了中国文化，研究了以儒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正如他自己所言，“在（汉语）高低四个不同的声调中进行定位”，找到了一把成功开启中国封闭大门的钥匙。从此，他竟能以一个“外国异教徒”的身份，在与世隔绝的华夏大地上纵横驰骋整整二十七年，最后直抵京城，被准许进入皇宫。他之所以能破天荒地受到这般对待，说到底，是澳门教会了他行走中国的处世之道。
故而，1610年5月11日傍晚，当利玛窦于京城弥留之际，在病榻上与前来向他作别的明朝大臣徐光启、孙承宗等人做临终托付时，丝毫没有流露出半句希望落葬京城的意愿。在他的心目中，只有澳门能接纳他，那里才是他的归宿地。因为按照当时的惯例，外国人死后都要移葬澳门。只是徐光启等中国教友们和外国神父希望将利公的遗体就近安葬在北京，以此作为天主教在中国合法存在的证明。故奏请皇上，特例将他在京城安葬。
与澳门结下不解之缘的杰出人物之最，当属结束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开创民国历史的伟人孙中山。孙中山在十三岁时随母亲由澳门登船去美国求学，使得年幼的他眼界大开。自那时起，澳门便在他心目中牢牢驻足，成为他辉煌一生的起锚地。后来，孙中山回忆说：“这趟远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1892年9月，孙中山从香港西医学院毕业，至此在外辗转求学长达十三年之久的他，虽然浪迹天涯，学迹处处，却抵不过澳门这个小渔村的无比诱惑，毅然来澳门谋得人生第一份工作。不久，又将夫人卢慕贞及孩子从老家翠亨村接来澳门居住。自此往后，澳门成为孙中山的第二故乡，卢慕贞及两个女儿、一个女婿均终老于此。此外，孙中山在发动和领导推翻帝制、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整个过程中，自始至终将澳门作为革命的策源地与庇护所，不离不弃，几乎打上了一个松解不开的“情结”。
与孙中山同时代的大名赫赫的叶挺，是被毛泽东当面赞誉为“共产党第一任总司令”的革命元勋。1932年秋天，在欧洲漂泊了整整四年之后，叶挺最终选择到澳门定居。这固然是因为叶挺的岳父母家在澳门，有投亲靠友之意。但小小澳门，最终能使这位伟人产生故园感和归宿感，作为避世的最佳场所，显然不是简单的一个投亲靠友理由可以解释清楚的。
还可以举出一些伟人来。例如在澳门居住过一段时间的中国近代史上改良主义的杰出代表郑观应。他早年在上海经商，1885年5月下旬，事业遭受严重挫折的郑观应以养病为由，回到了澳门“郑家大屋”，潜心编写《盛世危言》一书，历时整整四年。《盛世危言》是19世纪一部警世醒时、震动朝野的巨著。此书问世后短短几年之内朝野共翻印了二十多次，总计达十多万册，当年科举考试也常以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不久，这本巨著又流传到日本、朝鲜等邻邦，风靡一时。在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均起过启蒙和催生的作用。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孙中山、毛泽东等都从这部鸿篇巨制中获得极大教益和启迪。该书影响之深远，在中国近代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这不能不使我产生极大的好奇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那些星罗棋布的城郭中，澳门究竟凭什么赢得众多历史名人的青睐？
有学者认为，很可能是它所蕴含的非西方亦非东方的文明形态所致。对明末清初两代中国政府而言，或许因为澳门实在太小，对中央帝国来说似乎从来不值得投入太多精力进行管理，所以听凭葡萄牙人进入澳门，逗留澳门，并没有觉得是对自己主权的侵犯。中国政府的放任态度及远离葡萄牙政府的直接管辖，为澳门自由发展提供了相当大的空间，创造出一种非西方亦非东方的文明形态。西方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制度虽然移植到了澳门，移植到了东方，但这套制度与葡萄牙在海外的殖民地制度显然不一样，具有自己的特色，是一种非完全意义上的文明杂交，在中国的大门里头或者说院子里提供了一个与中国传统文明很不一样的示范。因此，澳门就成了一切欲求改变现状、健全人格、寻觅真理的志士仁人的畅意适怀之地。例如孙中山、郑观应对它的钟情，就与此有关。
也有人认为它是现代中国的发祥地。中国开始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的门槛，是从澳门这片土地上开始的。鸦片战争之前的两百多年间，澳门就成为中华帝国版图上唯一一块“开放”之地。“夷人”可以自由进出、居住，各种宗教、思潮可以自由通行、立足。这里不仅成为远东耶稣会一个稳定的根据地，而且一直作为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的桥梁，发挥着沟通封闭隔绝的中国与整个世界联系的作用。鸦片战争之后，澳门的形象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以西方文明为先导的热闹，并没有淹没各处佛道寺庙中的鼎盛香火。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视角进行审视，它依然是一块把各种思想文化都款款地摇碎、融为一体，把各色信徒都陶冶成游客的包容宽厚之地。故而能广纳四海来客，尽容八方俊杰。叶挺、孙中山之所以选择澳门作为避世和奋起的场所，恰恰在于看中了这里的多元形态，各自都能找到与之相融的氛围与“气场”。
当然，还有其他解读。但是在我看来，首要条件还是它的国际化优势。国际化的澳门，从来都是促进中国走向世界、推动世界走进中国的重要桥头堡。如果没有国际化，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大批西方传教士就不会不远万里竞相来到这里；中国领土上的第一所西式高等学府、始建于1694年的圣保禄神学院，中国领土上第一所西式印刷厂，中国领土上第一个西方留学生等等，就不会诞生于澳门；郑观应、孙中山等历史巨人也就不大可能超拔于时代潮头之上，成为开创新时代的领路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像蚯蚓似的在史料堆里钻来钻去，一心想找到孙中山、叶挺他们在澳门安家的缘由。因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澳门，是一个待开发的“小渔村”，人口不足二十万，比起香港、香山要逊色得多。但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胸怀大志的郑观应、孙中山、叶挺，竟选择了澳门，我认为一个比较现实的原因是它地处中国南大门出海口，四海勾连，八方呼应，水陆交通畅达。当年又在葡萄牙的实际管辖之下，中西合璧，独成体系，既开放又传统，既宁静又方便。所以，1915年当孙中山与卢慕贞离婚后，孙中山随即将澳门房产划归卢慕贞所有，供其居住。从此，卢慕贞一直在此住到终老。其间，大约在1949年前后，国民党曾派人游说卢慕贞移居台湾，但是她谢绝了。
至于当年叶挺携全家人辗转来澳门隐居，虽表面上看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奔岳父来了，但最终从欧洲选择来澳门，生活窘迫并不是真正原因，而是相中了澳门这块土地：扼守着中国南大门，即可洞察国内一切，又可据守不受其扰；即可置身事外，亦能进退有据。这对于以图东山再起的叶挺将军来说，澳门正是这种企盼中的理想之地。何况在澳门有岳父一家从生活到精神上的精心呵护与照顾，他就可以完全脱出身来思考未来了。
顺着孙中山、叶挺、郑观应、利玛窦这些巨人的眼光望过去，透过“赌城”这层浮华的外壳，澳门风韵的真正魅力来自一个多元文化支撑下的精彩世界。它包容天下，令无数志士仁人都会对它产生故园感和归宿感；而数百年来，因积聚众多的杰出灵魂，又使澳门保存了风韵的核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