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简单地谈一下这本书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参加了怀来土改工作团，后来又转到了涿鹿县。当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整理我所获得的印象。可是到了初秋，我有了较多的空闲时间，于是就不由得要把我的见闻和感受写出来。
我集中描写一个村子的人和事。我掌握了关于桑干河畔护地队的一些很生动的材料，那一带地方我很熟悉。护地队队长就是书中的县委宣传部长章品。
一九四七年整个夏天我都在写这本书。后来我有机会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会后我到获鹿的一个村子住了四个多月，再次参加了土改工作。只是到了一九四八年四月，我才又得以认真地写起这本小说来。
当我获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正在译成俄文，将在中国读者所熟悉的《旗》杂志上发表的，我感到无限幸福。我把苏联公众对我这部长篇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兴趣，看成是我的巨大的荣幸。
同时，我感到我在苏联读者面前负有多么重大的责任，他们将会把我的书当作了解中国农村、了解土改情况、了解中国的新时代和中国新人的一个源泉。
苏联读者在阅读我的小说时，可能会对于因中国的独特环境形成的一些特点，感到费解。
例如，共产党员文采这个人物就可能引起某种疑惑。因此，我想说一下我为什么要塑造这一形象。
文采是一个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的党员，他还没有克服个人主义，没有掌握必要的实际工作经验。
他书呆子气十足，好夸夸其谈，这自然要引起周围的人对他的讥讽。我在农村工作时，这类书呆子碰到不少，他们一作报告，能一连唠叨上六个小时，把农民折腾个够。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有几篇文章就是批评这些书呆子的。
可是在描写文采的同时，我也竭力使人们相信，像他这样的人，只要认识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劣根性，并得到了改造，他们是能够也应该成为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斗争的真正的战士的。
在地主李子俊果园里，农民正在本村党员的领导下，第一次收获他们应得的果实，而文采却感到自己是多余的、没人需要的人。在这一场面中，我想说明这个人的思想已经有了一些进步。文采目睹一切，信服了：在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何等巨大的潜力。
再谈一下我书中的另一个人物——农民顾涌。他是个家境富足的农民，但他自己辛勤劳动，不雇工，生活俭朴。这样的人常常很保守，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但是在中国，他们与富农显然是不同的。
最后，还要谈一点。
苏联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书中的一些妇女不按照名字称呼？
这是因为，在中国的农村中女孩子只取小名。当大姑娘出嫁后，小名就不用了，开始按丈夫的姓名来称呼，没有自己的名字。这进一步表明中国妇女处于完全被奴役的地位。在新中国农村，妇女有了自己的名字，这是她们获得解放的标志之——。
文学作品其实无需解释，它应该由作品自身来说明问题。可是我觉得上述说明会有助于苏联读者了解我的小说中的某些特殊现象。
一九四九年五月五日写于莫斯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