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开始于那次晚宴。
S君从深圳飞来，他如今已是深圳一个颇有名气的大公司的业务部经理。在地安门明珠海鲜酒家，他请了原来部里的同事，几个老同学，正好一桌。
结账时，他掏出长城卡，服务员一划单，1500多元。一老先生喃喃自语道：
“我一年的工资差不多也就这些……”
众人似有羞窘之色，仿佛这顿饭是不请自来的。S君似有意打破这种羞窘，又叫服务员送来一条硬盒的“红塔山”，哗哗地撒开，每人丢了一包……
“我不会抽烟。”
我将烟拿回给他。他挽住我的肩：
“走吧，到我那里去坐坐，我保证让你老兄今天吸上烟。”
友谊宾馆，四星级。房间里色调柔和，光线柔和，地毯柔和，令你一进来就置于一个柔和的心境里……
一会儿，我柔和的心境就被破坏了：
“怎么样，家庭生活有改善吗？”
我机械般地笑了一下，笑得有点苦。
“这么说，嫂夫人还是‘三太十部’？”
我又机械般点点头。
所谓“三太干部”，是我两年前去深圳出差时告诉S君的，这是我对我那口子的评价——
太认真。凡事认真，认真到缺乏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生活的必要的弹性。
她是搞商品检验工作的，主要搞的是出口商品的检验。现在国内市场疲软，银根抽紧，谁不想打进国际市场，多嫌取点外汇？有些东西拿出去，实在太丢中国人的脸了，她卡住理所应当。有些东西，还过得去，厂家或者外贸部门通过关系，找了她的部门领导，领导也发了话，她却不同意出口。
有时，弄得对方找到我们家里来，从东北来的，从大西北来的……都是五六十岁的厂长经理，一会儿是一脸喝了黄连水般的苦相，一会儿又挤出公关小姐似的热情笑容，手里拎着几件什么东西，畏畏葸葸，想送又不敢送，你说人家容易呀？她却板着一张大理石的脸，无论你浇多少水上去，都滴水不进。若对方留下了东西，她追不上，就从窗口向下扔出去……
这样，她的人际关系怎么能不紧张？
第二是太好强，好强到事事要与我攀比的地步。
1978年前，可不是这样。十几年里，我拿62元工资，她拿56元，就这100多元钱，她将一对儿子带大，每月发薪的第二天，还给我母亲寄上10元。基本上家里的事，都不要我管我问……
七八年以后就变了，别人上8小时班，她常常膨胀成9小时、10小时。还像朱建华跳高似的，不断给自己提高标杆，读了几年商学院的高级班，又去英语补习学校拾回大学里学过的英语，搞得一星期至多只有三个晚上在家。国家有希望了，想把过去荒废的岁月补回来，这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得有个度。你在国家干部之外，你还有个家，你还是一个丈夫的妻子，一对儿子的母亲，家成什么样子了？
我的胃不好，不能吃冷东西，我却有时只能啃干面包。衣服换下来，没有人洗，直到卫生间里快堆成一座小山了，她有时仍不在意，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便自己开起洗衣机……
大儿子要结婚了，我倒成了母亲。拉着她上了一趟街，要给儿子的房里买点什么东西。她却先一头栽进了王府井的外文书店，要我先去买。等我买了回来，她还埋在书里，我说：
“走吧。”
“你先走。”
“东西太多，我一个人拿不了……”
“那你放一些下来，我带回去。”
待她回来，我一看，少了一对不锈钢的热水瓶！
我有时忍不住说她几句：
“都四十六七岁的人了，十不了几年就得退休，何必这样玩命呢？家不管，乱就乱吧。可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子……”
她要不不睬我，全当耳边风，要不，扔过一句砖头般的话来，砸得我一肚子的饭菜都要喷出来：
“你也不靠50岁的人了嘛，副教授拿到手不几年，就又想往教授上奔！”
第三是太天真，像个天外来客，年纪越大，越不知人间烟火了。
我有一个堂妹从云南来北京旅行结婚，一辈子就这么一次吧，而且我叔叔是我的恩人。我父亲解放前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少校军医，肃反时被打成“历史反革命”，病死在狱中。我上中学6年，无论刮风下雨都打赤脚，只有天寒地冻了，我才趿拉一双破胶鞋……是叔叔每月寄我10元钱，再加上国家给的丙等助学金，我才上完了大学。大学毕业没两年，就闹起了“文化大革命”，我一直境遇不顺，未能报答叔叔。这几年有了自在日子，想报答他老人家，1983年他却西去了，堂弟、堂妹们也都有满意的工作。这次堂妹俩口子来，于理于情都该热情招待，也算是对在天之灵的叔叔的一份谢意吧……
我不懂烹调，将她叫来一块儿商量：除了请堂妹两口子去“全聚德”吃烤鸭、“东来顺”吃涮羊肉，“仿膳斋”吃宫廷点心，家里每天总要做几个有特色的菜。她按日排了个菜谱，也表示一定下厨房做。做了两天，第三天，她撂担子不干了，板着个脸说是头痛。她身体不舒服。我想也是事实，可她早不说，晚不说，等堂妹两口子游长城回来才说……
还有一次，我病了，躺在床上看书。我带的一个女研究生C来看我。那天是星期天，她在家，是她去开的门，大冷天的，C手里又拎着一包水果，她不先请人家进来，第一句话是：
“你是谁呀，我怎么不认识你？”
C赶忙说：
“蒋师母，我到过您家两次，您怎么忘了？我是蒋先生的研究生呀。”
“你有什么事吗？”
“听说蒋先生病了，我来看看他……”
你猜她怎么说的？
“他呀，没什么了不起的病，现在已经睡了，你用不着来看的……”
C差点没晕过去！
就因为她不会待人接物，这几年得罪了我的不少朋友、亲人。
S君燃起一支香烟：
“毓堃兄！你可不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呢？”
“怎么改变，跟她打离婚？”
“能离婚，自然也行。可你我都不是能离婚的料。我们是老同学了，而且还曾经同爱上一个姑娘，用《围城》里赵辛楣的话来说，我们是‘老情友’，我想坦率地问：在你的视野范围内，你有没有比较中意的异性呢？”
我一下想起了C——
她的那篇刊发于国内一家颇具权威的文学评论杂志上的论文《嫁给尼禄王就能成为尼禄王——论一种女性文化人格和文化意识》。她姣好的容貌，迷人的身段，略带沙哑却由此更富感染力的声音……
我向她分析当前社会科学界的某些非理性化、神秘化现象，谈着，谈着，不经意间，我触到了她那双变得火辣辣的眼睛。我手上拿着的眼镜掉在了地上，我弯腰要拾，她走过来，几缕飘落下来的发丝轻抚着我的脸，丰满的乳部在我膝盖上一触，我好一阵颤栗……
幸好微醺的酒意还在，否则我的脸上藏不住这阵颤栗。我反问S君：
“你有没有中意的女人呢？”
他望着我，颇有意味地笑了笑：
“好，你不告诉我，我也把自己卖给你。我有一个情人，已经一年多了。她是一家公司拓展部的副经理，今年36岁，她虽不是那种一走到街上去就马上会引来男人注意的女人，可在精神生活上，还有性生活上，她绝对是个好伴侣。这么说吧，如果没有这一年多的日子，我这辈子真等于在世界上白走了一遭！你说怪不怪，远的不提了，就提这20年风风雨雨，‘文化大革命’，揪‘五·一六分子’，下放青海，落实政策，调回北京，进第三梯队，又掼下乌纱帽不干了跑去深圳……我经历了多少事，多少大事都记不得了，可这一年多，每一天，每一天和她是怎么过来的，我几乎能扳着指头算给你听……”
未及说完，S君站了起来，真的比划起手指，很难说是因为一种强烈的兴奋，抑或是一种因为隐私终于能宣泄出来的快感……
命运真是一个奇怪的家伙。它要是偷懒，便让一个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走着同一条道路；它若是振作精神，叮叮当当地凿下去，又能将一个人雕刻得前后判若两人！
在大学三年级，我爱上了本系二年级的一位女同学。星期天，我特地去市里转了几家商店，买来两打天蓝色的信封。尽管几乎天天能见面，可每封信里都有写不完的情话。对方却始终对我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后来，我发现S君也喜欢上了这个姑娘。思来想去，她的家庭出身是革命干部，本人是系团总支宣传部长，我的家庭属“关、管、杀”一档，而且考验来考验去，思想汇报几乎写了半尺高，我大学二年级才进的团。也许，她若即若离，正缘于此。
咬咬牙，拿出当年赤脚往发烫的沙石路上踩的劲头，我拔掉了自己的初恋，我对S君说：
“今后就看你的了！”
这年暑假，S君和那位姑娘一同去了趟黄山。开学时，我问他：
“黄山对你来说，应该成了一座英雄的山，胜利的山吧？”
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告诉我，除了上山、下山牵牵她的手，没有一点亲密行为。而且一触到她的肌肤，他的心里便马队走过般踢腾得不行……
“你没有这个意思，她也没有吗？”
他说很难说。一次爬到鲫鱼背上，也许是面对脚下茫茫无际的万丈深谷，令人头晕目眩，也许是白云怪石、流泉奇松间，唯有天籁，渺无人迹，人在这时猛然会袭上一股孤独感……她往后退了几步，一下倒在他的怀里，眼睛在秀丽的睫毛下，颤抖得像风中粉茸茸的花萼。约有一、两分钟吧，他不敢伸手去抱住她，又把脸转过去，就那么电线杆似的纹丝不动立在那里……
现在的年轻人对此一定视如天方夜谭。不敢抱她，已经不好理解，怎么还不敢正面瞧她？难道爱不流溢在目光里，辉映在神情中，而是写在后脑勺上？
可当时，我就认为S君讲的话，每一个字都是诚实的。五六十年代塑造出来的人，在情感上就有这么纯，纯得像一瓶蒸馏水。犹如蒸馏水并不好喝，这份纯净的情感也并不一定能生根开花，结果，S君的初恋也和我的一样，都成了一度绚丽的肥皂泡……
“你选择她……真合适？女人到了三十几岁，正是如虎似狼的年纪……”
尽管小心翼翼试探着问，我还是觉得自己颇有点无耻。也许是为了掩饰，我下意识地拿起了一支香烟，S君拿起桌上的电子打火机，“啪”地一声为我点上了。他自己也接了一支，毫不介意地说：
“在没遇上她之前，我真认为我阳萎了。前几年，与我那口子，每月有那么一两次，后来就愈来愈少。对方没有欲望，我也没有兴致。妻子为此有一番感叹：‘岁月不饶人呀，怪不得人老了，该有个老伴……’即使弄成了，也谈不上什么享受、情趣，只感到是妻子的施舍与怜悯，还有一种眼见四周暮色日愈逼近生命窗口的苍凉。和这一位，我们的确是好伴侣，这不但是指在性生活上能彼此满足，主要是指在心理上，像是走过了一个长长暗暗的隧洞，生命的垂暮之感，还有因为传统与现实的种种矛盾压迫你、纠缠你而产生的困顿感，都统统丢进了这隧洞里。而隧洞外面，每一天都显得那么新鲜，让你觉得在这一天里，你一定能做出什么有意思的事来……我想，这和我能适应深圳的那种快节奏生活，有很大关系……”
快10点了。S君送我下来，一定要叫出租汽车送我回家。我坚持要走回去，学校在海淀，离友谊宾馆不太远。他像是觉察出什么了，不再坚持，挽住我的肩，又陪我走了一段：
“毓堃，本来今天晚上，我想听听你的情况的，结果反而卖弄起我的幸运。你不会觉得我浅薄吧？我一直觉得你是可以换心的朋友，所以才告诉你这些。我只希望你适度地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下次再来北京见到你，你该有一个幸运的故事讲给我听！”
像是头被打伤了的动物，踽踽地回到家，是妻子开的门，她什么也没问，径直去了她的房。我们家是三间一厅，她住一间，大儿子、媳妇住一间，小儿子还在上大学，另一间是我的书房：一边墙是满壁的书，另一边放了一张单人钢丝床……
我觉得今天晚上自己必须做些什么。
我还没有S君的那股洒脱劲儿，听凭几十年形成起来的某些生活信条，说倒就像一堵墙似的哗哗倒下来，虽说它基脚已有了松动，墙灰开始簌簌地掉下来，但是若支撑起几根钢筋，还来得及……
我走进她的房里，她正铺被子，想是要睡觉了。
“宛玉，我们谈一会好吗？”
“出了什么事吗？”
“没有什么事。我只想谈谈现在我们的生活现状……”
她转过身，颇为疑惑地盯着我：
“那我问你，我们生活得不至于太好，也不至于太糟糕吧？”
我不能不点点头。
“那不得了，十家有八家都这样。谈什么呢？你也去睡吧。”
她脱了衣服一下上了床。我很长时间没有和她在一起温存了，那张钢丝床，过去只是我写稿熬夜时偶尔睡睡，白天便收起来，这一年多便没有再收过。与S君没碰上情人之前以为自己阳萎了一样，我也感觉自己这方面不行了……此刻，我却有了与她温存的欲望，也许是S的话，在体内唤起了一种越来越骚乱的生理反应；也许是想通过肌肤的亲近，来和妻子取得某种精神的沟通……
我脱了衣服也上了床。
关掉灯，将身子依偎在她身旁，什么都不说，只是抚摸着她，像抚摸一脉沉稳、起伏有致的山峦。我极力去回想妻子年轻时的模样：松松、乌黑的长辫。鹅蛋型的脸，修长的眉隐在疏疏的刘海底下。我总是被她线条玲珑的嘴唇所吸引，若是笑起来，随贝齿的白光一闪一闪，两腮便泛起一圈深深的梨涡。而且，这时她丰润如玉的小手背上，若细细拂过，也像有一串小梨涡在绽开……
我将她的手放在怀里，没有了柔滑，没有了细腻，类似一种摸鼓皮的感觉，尤其是手心沿上面四指的一罔，还有点粗砺，一股温情漫了开来——
不管怎么说，在犹如当今盛行广告一样在盛行给每个人贴政治标签的岁月，是她撕掉了身上的红标签，和我这个贴黑标签的人站到了一起；
在长期拮据得吃素菜也只有常吃那堆在人行道上、几角钱就可买一大堆粗菜的日子里，是她为我生儿育女，并把孩子一口饭、一泡尿地抚养大；
在万家灯火、万幢高楼、万户忧乐的北京城，是她给我操持起了这块大抵可以称得上是家的地方……
坎坎坷坷里，我们相互依傍着，已经走了20多年。有什么理由我们不能再好好地走完人生的这条路呢？
我做了一个动作，妻子微微地叹了一口气。我固执地做了第二个动作，这动作过去我也做过，可现在再做时，浑身的血都在汹涌沸腾，连手都有些颤抖……突然，遥远得像是从地心深处传来的：
“我说你要谈什么，你就为这个？！要行，你就来吧。”
她转过来，平躺着，伸开了腿。
一瞬间，热血陡然落到冰点，双手也一下颓然松了。我压在了她的身上，她暂且未动。我也动不了，肉体的分量，肉体的感觉都失去了，剩有的只是一个念头：我被她视为一只叫春的猫儿……
我想哭，为刚才我春风般泛滥开来的温情而哭！为刚才那来自生命的渴望、生命的激情的热血而哭！
她踢了我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