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评论词作、词人、词派以及有关词的本事和考订的著作，始于南宋杨浞的《古今词话》（已亡佚）。晚清时期，出现了三大词话，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很大，代表了古代词话的最高水平，它们是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况周颐的《蕙风词话》以及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被誉为“清末三大词话”。
《白雨斋词话》
《白雨斋词话》共八卷，六百九十余则，是近代词话中篇幅较大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廷焯（1853―1892年），字亦峰，江苏丹徒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举人。他自称撰述《白雨斋词话》的宗旨是“本诸风骚，正其情性，温厚以为体，沉郁以为用，引以千端，衷诸壹是。非好与古人为难，独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于中，为斯诣绵延一线”（《词话自序》），是有意识地针对词坛风尚提出和阐述自成体系的论词主张。
《白雨斋词话》主张作词贵在“有所感”，“有所寄托”，反对无病呻吟，也反对“一直说去，不留余地”。陈廷焯提出了自己对词的独特的评判标准，即“沉郁”和“雅正”。后者易于理解，关于前者，陈廷焯自己解释：“所谓沉郁者，意在笔先，神余言外……发之又必若隐若现，欲露不露，反复缠绵，终不许一语道破。非独体格之高，亦见性情之厚。”
与以往正统词评家不同的是，陈廷焯在这本词话中给予苏辛以及之后数百年的陈维崧等“豪放”词人极高的评价：“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迦陵（陈维崧）词，沉雄俊爽，论其气魄，古今无敌手。”称赞温庭筠的《菩萨蛮》十四章为“古今之极轨”（卷一）；韦庄词“最为词中胜境”（卷一）。
陈廷焯尤其推崇王沂孙，认为“词有碧山（王沂孙），而词乃尊”（卷二）。在《白雨斋词话》中出现最多的一个名字为“碧山”（指王沂孙），陈氏对于王沂孙的推崇，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王碧山词，品最高，味最厚，意境最深，力量最重，感时伤世之言，而出以缠绵忠爱，诗中之曹子建杜子美也。词人有此，庶几无憾。”“少游美成，词坛领袖也。所可议者，好作艳语，不鸲地俚尔。故大雅一席，终让碧山。”然而王沂孙词读来，虽然醇美雅正，哀婉含蓄，但失之纤巧晦涩，有时甚至给人以矫揉造作的感觉。不过陈氏又说：“读碧山词，须息心静气沉吟数过，其味乃出。心粗气浮者，必不许读碧山词。”
在《白雨斋词话》，陈廷焯将纳兰性德推出清代一流词人行列，说他“意境不深厚，措词亦浅显”。陈氏以“沉郁”二字框套定论，想是以容若真情流露，不够含蓄为病。此论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容若小词，清新自然，乃真性情之作。陈廷焯对民间文学也表现了鄙夷态度，认为“山歌樵唱”，“难登大雅之堂”（卷六）。
除《白雨斋词话》外，陈廷焯还著有《白雨斋词存》、《白雨斋诗抄》等，又曾选《词则》二十四卷，共二千三百六十首。
《蕙风词话》
《蕙风词话》五卷，三百二十五则。是近代词坛上一部有较大影响的重要著作。作者况周颐（1859―1926年），原名周仪，以避宣统帝溥仪讳，改名周颐。字夔笙，一字揆孙，别号玉梅词人、玉梅词隐，晚号蕙风词隐。临桂（今广西桂林）人。光绪五年（1879年）举人。后官至内阁中书、会典馆纂修，以知府分发浙江，曾入两江总督张之洞、端方幕府。其间，复执教于武进龙城书院和南京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以清遗老自居，寄迹上海，鬻文为生。
况周颐以词为专业，致力五十年，与朱祖谋、王鹏运、郑文焯合称“晚清四大家”。“晚清四大家”是兴起于晚清易代之际的一个词人群体。他们是专业词人，精于治词、论词与校勘词籍，又以其先行者的身份奖掖后进，提携人才，广开声气，直接开拓了近现代词学格局，影响既深且巨。
《蕙风词话》强调词体的“意内言外”之说乃“词家之恒言”（《蕙风词话》卷四），指出“意内为先，言外为后，尤毋庸以小疵累大醇”（《蕙风词话》卷一），即词必须注重思想内容，讲究寄托。又吸收王鹏运之说，表明“作词有三要，曰：重、拙、大”。他论词突出性灵，以为作词应当“有万不得已者在”，即“词心”，“以吾言写吾心，即吾词”，“此万不得已者，由吾心酝酿而出，即吾词之真”。强调“真字是词骨，情真、景真，所以必佳”。但亦不废学力，讲求“性灵流露”与“书卷酝酿”。有其自具特色的词论体系。此外，论词境、词笔、词与诗及曲之区别、词律、学词途径、读词之法、词之代变以及评论历代词人及其名篇警句都剖析入微，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曾任国史馆协修、会典馆总纂总校的朱祖谋（即朱孝臧）曾称誉这部词话，认为它是“自有词话以来，无此有功词学之作”。朱祖谋是“晚清四大家”之一，且排在首位，他的此评，应无溢美之意。
《蕙风词话》的作者况周颐著作，有词九种，合刊为《第一生修梅花馆词》。晚年删定为《蕙风词》二卷。又辑有《薇省词抄》十一卷，《粤西词见》二卷，联句《和珠玉词》一卷。著有《词学讲义》、《蕙风？随笔》、《西底丛谈》、《兰云菱梦楼笔记》等。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在词论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其他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做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
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其流弊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
在诗人与现实的关系上，王国维主张：“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
王国维还指出，词中所写的形象不管是素描式地写出来，还是由作者综合印象创造出来，它们都不是对事物作纯客观的、无动于衷的描写，而是贯穿作者的理想，即按照作者的观点、感情来选择、安排的。这就进一步说明了文学艺术中的形象是客观事物在作者头脑中的主观反映。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词句出自晏殊的《蝶恋花》，原意是说，“我”上高楼眺望所见的更为萧飒的秋景，西风黄叶，山阔水长，案书何达？王国维以此句形容做学问成大事业者，首先要有执著的追求，登高望远，瞰察路径，明确目标与方向，了解事物的概貌。
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引用的是北宋柳永《蝶恋花》最后两句词，原词是表现作者对爱的艰辛和爱的无悔。若把“伊”字理解为词人所追求的理想和毕生从事的事业，亦无不可。王国维则别有用心，以此两句来比喻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不是轻而易举，随便可得的，必须坚定不移，经过一番辛勤劳动，废寝忘食，孜孜以求，直至人瘦带宽也不后悔。
第三种境界：“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是引用南宋辛弃疾《青玉案》词中的最后四句。王国维以此四句为境界之第三，即最终最高境界。指出做学问、成大事业者，要达到第三种境界，必须有专注的精神，反复追寻、研究，下足工夫，自然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就能够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家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