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小说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是我国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直面社会而取得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也是谴责小说的代表作，首开近代小说批判社会现实之风气。全书从中举捐官的下层士子赵温和佐杂小官钱典史写起，由三十多个相对独立的官场故事连缀起来，涉及清政府中上自皇帝、太后、军机、中堂，下至官场小人物等一百多个大小官吏，并将这些形形色色的官僚们的各种恶行丑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为升官而逢迎钻营，蒙混倾轧。他们或侵吞公款，贪赃枉法；或卖官鬻爵，大发横财；或名“剿匪”，实则害民；或冒名得官，寡廉鲜耻；或媚外惧洋，奴性十足。作品犹如一幅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百丑图长卷，触及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
《官场现形记》写于1901―1905年，1903―1905年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同时由该报馆分五编出版，每编线装六册十二回，共六十回三十册，近八十万字。《官场现形记》在报纸上连载时，几乎震动了整个上海滩，编辑部每天收到读者热情洋溢的信，有时多达上百封。有赞誉作者是“铁面无私的包青天”；有的比拟成“救世的手术师”；有的还夸赞是“锐眼的上帝”。
由于《官场现形记》在晚清官场上风行，写的又多是实人实事，所以震惊了衙门和朝廷。关于此书的种种消息，很快传到了慈禧太后的耳朵里，于是，“慈禧太后索阅是书，按名调查，官吏有因以获咎者”。看来慈禧太后读到此书后很是生气，并把清末政令倒行、法纪废弛的责任都归罪到了官员们的腐败、胡来、不争气上。她把《官场现形记》当成了惩办官员的黑名单，按图索骥，抓人办人。
朝廷上的一些人对小说《官场现形记》恨得咬牙切齿。摄政王载沣就曾下令通缉此小说的作者，并令两广总督端方派人刺杀这个胆大妄为、扰乱社会的作者，取缔连载此作品的《世界繁华报》社。由于当时《官场现形记》的作者署名是“南亭亭长”，因而官府在通缉“檄文”中就扬言：凡抓到“南匪”就格杀勿论！
李宝嘉也不断收到了恐吓信，乃至子弹和砒霜等警告物。他遇险不惊，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世界繁华报》社（其创办人就是李宝嘉）化整为零。他本人迂回于英、法租界中“游击”办公，通过密友的关系，进行地下印刷。李宝嘉始终以一种大无畏的气概，受挫不折，报纸一日未停。为显示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豪气，将笔名干脆改为正名，并且以诗言志：“往日醒尘梦，尔今更抖擞；慷慨告天下，仍作不平鸣。”如此，李宝嘉和他的《官场现形记》终于躲过了劫难。章太炎评价李宝嘉是“固执大义，以文救国”的人。柳亚子先生则盛赞他是“强项不低首，力作扫妖氛”。就连当时远在日本留学的秋瑾女士都寄来热情洋溢的勉诗：“刺破画皮促民醒，元群不愧轩辕孙。”
当时晚清的“谴责小说”，人们喜欢将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与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相提并论。但鲁迅先生评价说：“相比这两部小说，尽管各有所长，多有风骨，但从广度和深度看来，还是李伯元冠其首。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充塞爱国情的反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一书中也曾说，清末的谴责小说以“南亭亭长（李伯元）与我佛山人（吴趼人）名最著”。
李宝嘉，字伯元，一字行，笔名“南亭亭长”和“游戏主人”等，1867年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由于幼年丧父，无法读书，只好投靠在山东城阳做官的堂伯父李翼青处栖身。哪知这位“李大人”不知好好保护自己的“乌纱帽”，死抱着“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固执，和“小百姓”一起抗捐抵税，得罪了上峰受责。他一气之下，扔掉“乌纱帽”，愤然辞职，回到原籍老家常州。但他并没有去“卖红薯”，成天除了写诗著文外，就是辅导、指点侄子李伯元读书。
李宝嘉自小聪慧过人，在伯父李翼青的苦心培植下，到二十六岁那年，他参加考试，中了第一名秀才。翌年赴江阴乡试，按成绩，应名列金榜，可是典试官借口李翼青有“叛逆皇法之前科”而株连子侄，结果李伯元名落孙山。
1896年，李宝嘉只身闯到上海滩，在法租界的一家商行找了一个“庶务”的差使，后进《指南报》社当了一名编辑。1897年6月，他干脆自己独立创办起一份《游戏报》来了。《游戏报》涉及内容广泛：有市井新闻、谐文、诗词、灯谜、碑传、楹联、酒令、论辩等栏目，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更令人叫绝的是，每期约五千字的各类稿件大都出自办报人李伯元一人之手，他文笔诙谐，寓意深刻，写的又都是与民众十分接近的人和事，所以一时间《游戏报》风靡整个上海，成为各阶层市民茶余饭后必读的报纸。李伯元办《游戏报》一方面是供市民休闲消遣，另一方面也是有感于国贫民疲、世风日下而“假游戏之说，以隐喻劝惩”，希望社会能有所改良。
《游戏报》问世后，颇受读者的欢迎，发行量很快由几千份上升到几万份，一度出现洛阳纸贵、供不应求、报贩加价出售的现象。为了对官场进一步的暴露和讽刺，他独辟蹊径，另外办了一份《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是中国小报的鼻祖，它谈风月，说勾栏，刊载社会新闻，但更多的是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李宝嘉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
《官场现形记》虽然没有一个从头到尾的完整故事，但每一回都有一个独立或相关的故事，而且写的多是实有人物，只是改易姓名而已。胡适曾在为此书做的序言中论说过这种情况：“就大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
胡适对《官场现形记》做过较深入的研究和考据，他的话无疑是有根据的。当然，实际上小说中的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物也未必完全是影射某一个人，而可能是包括这一个在内的几个实有人物的集合。比如小说中的华中堂，可能主要指的是荣禄，但也可能包括了其他某些官僚。小说中华中堂回答贾大少爷请教的问题时说：“多磕头，少说话，是做官的秘诀。”华中堂说的这个秘诀，荣禄可能的确说过，但据清人朱克敬《暝庵二识》载，大学士曹振镛也曾对下属说过，清人汪康年《汪穰卿笔记》又载，曾国藩每见到地方上来人到京，也总是教以“多磕头，少说话”。这种情况表明，“多磕头，少说话”实际上已成为晚清官场上通行的做官诀窍，同时也说明《官场现形记》确是如孙宝所说，“多实有其事”，又如胡适所说，“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
李宝嘉因乡试“名落孙山”，没有进过官场，他何以对官场其内容、情节了解得如此真实具体呢？原来他的素材除部分亲眼所见的表象外，绝大部分都是他伯父李翼青提供的。李翼青的同僚幕友中，上至尚书、御史、钦差大臣，下至州官、知府、县令乃至盐司，几乎无阶不有。官场腐败，从崇洋媚外、卖国求荣，到逢迎拍马、贪赃枉法、尔虞我诈、欺上压下，及至吸毒嫖娼、敲诈勒索、迫害人命等，都有无数事例。李伯元透过现象深析其本质，认识到：“封建制度造成官场魑魅魍魉靡所不有，实为历史一大污点。然数千年以来，颇少有为之发其奸而摘其覆者。”他用犀利的笔尖挑破了位高、权大、名贵、威重的帷幕，将晚清官场的黑暗统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淋漓尽致地解剖了贪官恶吏的魂体：“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虎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
李宝嘉的作品除《官场现形记》外，还有《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活地狱》、《海天鸿雪记》以及《庚子国变弹词》等。《庚子国变弹词》是写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史称“庚子之役”），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上签字后，“海内沸腾，国人激于义愤。而议和照样糊成，以至当朝昏官骄侈淫佚，敷衍塞责成风，演变成种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罪恶”。开篇就令人触目惊心，推出清王朝杀戮无辜群众的场面：“这一杀，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刽子手们似觉忘了人生还有父母兄弟姐妹，连自己却祖宗不识、六亲不认，鸡犬不如。”接着就揭露帝国主义侵略者用氯气炮攻天津的惨无人道罪行和八国联军血洗北京城“一鼓破城恣抢掠，宝物尽入洋贼手”等残酷手段和种种罪行。李大钊对李宝嘉的《庚子国变弹词》评价甚高：“《庚子国变弹词》不但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信史，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受难史、帝国主义的侵略史。”
李宝嘉的元配钟氏是山东雒口批验所盐大使钟履祥之女，继室庄竹英是浙江候补府庄义准之女，侧室王氏是台湾人。因无后，立堂兄宝章十子祖？为嗣。1906年4月7日，李宝嘉因积劳成疾，病故于上海亿鑫里寓所，年仅三十九岁。国学大师章太炎为之亲题墓志铭曰：“一代爱国才子，千秋流芳人间。”可谓对李宝嘉传奇人生的盖棺之论。
被列为中国古典十大珍本小说之一的《官场现形记》，近年来又屡获殊荣：1998年，香港《亚洲周刊》组织海内外著名华人专家、学者、文学评论家，历时八个月之久，评选本世纪一百部优秀文学作品，晚清作家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被列入前十名。无独有偶，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亦组织众多专家、学者、评论家，评选二十世纪一百部优秀小说，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又进一步升级，被列为排行榜的第一名。李宝嘉如泉下有知，亦当欣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