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孟子》超“子”入“经”
《孟子》向来被看做是一部子书，《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都将《孟子》列入“子”部。至南宋目录学家陈振孙作《直斋书录解题》，始把《孟子》列入“经”部。然《孟子》经典地位的确立实自王安石始。一般都认为《孟子》的升格运动始于唐末，事实上，在汉代《孟子》已由“子”升“传”，开始了《孟子》超子入经的历程。
1.《孟子》由“子”升“传”
《孟子》在先秦时代是作为诸子之书流传的，故在当时还受荀子的非难。进入汉代以后，《孟子》迈出了其超“子”入“经”的第一步：孝文帝置《孟子》传记博士，《孟子》由“子”升“传”。赵岐说：“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
（《孟子题辞》）孝文帝立的传记博士包含《孟子》传记博士，焦循《孟子正义》云：
按《礼记正义》引卢植云：“汉文皇帝令博士诸生，作此《王制》之书。”今《王制》篇中，制禄爵关市等文，多取诸《孟子》，则孝文时立《孟子》博士审矣。
宋王应麟也说：“微哉，汉之尊经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贤传也；而《孟子》首置博士。”（《玉海》卷四十二《汉诸经通义》）虽然《孟子》置传记博士为时不长，武帝建元五年即遭废罢，但其作为“传”的影响已深入人心，儒士在征引《孟子》时仍以传记目之。如《汉书·刘向传》引《传》曰：“圣人者出，其间必有名世者。”《后汉书·梁冀传》引《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说文解字》引《传》曰：“箪食壶浆”等，这里的“传”都指《孟子》。故《汉书·景十三王传》云：“河间献王德……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王充在《论衡·对作》中也指出：“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故尽管《汉志》把它列入儒家类，《隋志》把它列入“子”部，但事实上在西汉时代《孟子》已取得了“传”的地位。所以到东汉时代，《孟子》作为“传”得到更广泛的重视，出现了研究《孟子》的专著。著名的注孟之书就有程曾的《孟子章句》、高诱的《正孟子章句》、郑玄的《孟子注》、刘熙的《孟子注》、赵岐的《孟子注》等。白虎观会议是由统治者直接主持的一次著名的议经大会，在大会上论诸经通义时，以能否引证《孟子》来说明儒家事理作为是否识“道”和知识渊博的标准，可见《孟子》在当时的影响之大。所以赵岐直把孟子奉为“亚圣”，说《孟子》是“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福，粲然靡所不载。……
命世亚圣之大才者也”（《孟子题辞》）。孔、孟并称，《论语》、《孟子》并提，在赵岐这里已是有迹可寻，如他说：
孔子自卫反鲁……作《春秋》。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七十子之畴，会集夫子所言，以为《论语》。《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孟子题辞》）
当然，赵岐对孟子其人其书的高度评价，很大程度上带有其个人的主观爱好，在当时的士人中尚没有形成共识。故进入魏晋南北朝以后，孟子一度受到冷落。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只出现一部研究《孟子》的专著，即西晋綦毋邃著的《孟子注》。时人一般把孟子与荀子并提。三国徐干《中论序》中讲：“荀卿子、孟轲怀亚圣之才，著一家之法。”荀孟并称一直持续到唐中后期。在这段时间内，主要有士人奉孟子为“亚圣”，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承认，其时只有“周、孔”并称或“孔、颜”并称，孟子连配享孔庙的资格都没有。唐太宗命孔颖达等人正定五经，后又以《易》、《书》、《诗》、三《礼》、三《传》，合为九经，用以设科取士，且以《论语》、《孝经》为兼经，作为科举考试科目之一，而《孟子》一书无人提及。直到唐后期，《孟子》才又开始受到关注。
2.唐末《孟子》由“传”升“经”的滥觞
唐代宗宝应二年（763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奏请把“《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拉开了《孟子》由传升经运动的序幕。然这一请求并未得到批准。晚唐皮日休继续向统治者建议以《孟子》设科取士，单独立经，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这比起杨绾又进了一步。然而这一要求仍没有结果。
但尽管唐统治者不立《孟子》为经，而在唐代现实中《孟子》已被当做“传道”的经书为士子所奉行。唐中后期古文运动的领袖韩愈大力推崇孟子，对《孟子》的升格具有重要的意义。韩愈说“孟氏，醇乎醇者也”（《原道》）。在韩愈提出的儒家的“道统”中，孟子是紧接孔子之后的道统传承者；而在孟子之后的一千多年内，道统不得其传。所以孟子的特殊地位就表现在：儒家之道不管是追本溯源，还是开辟未来都必须自孟子始。故韩愈又说：“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秀才序》）韩愈的“道统”说，首次把孟子的名字升到孔子之后，始以“孔孟”之称代替“周孔”或“孔颜”，孟子真正上升到汉代赵岐所说的“亚圣”的地位。韩愈提出的“圣人之道”既然是指“孔孟之道”，而《论语》和《孟子》就是载“孔孟之道”之书，那么韩愈实际上已把《孟子》看成是一部儒家的经书。
3.宋初尊孟思潮的形成与《孟子》地位的上升
赵宋建国初年，基本上承袭唐代旧制，国子监所祭仍为“孔颜”，明经取士仍考“九经”。然而表面上看似一切都遵循旧制的经学领域，实则孕育着一股上承韩、皮等人的尊孟思潮。在宋初三代时，就有列《孟子》入“经”部的记载，见于《宋三朝志》（太祖、太宗、真宗）。
该书将经书的排列顺序是：《易》、《书》、《诗》、《礼》、《春秋》、《论语》、《孟子》、《孝经》。尽管其他史书皆不载此，说明立《孟子》为“经”还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意识，所以后来的史书又把它列在“子”部，但由此可见在宋初三代时《孟子》的地位比起唐代已是一大飞跃，表明《孟子》地位的抬高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宋初统治者推崇的结果。宋真宗大中祥符中命孙奭等人校勘《孟子》。孙奭“请以孟轲书镂板”（《涑水纪闻》卷四），并撰成《孟子音义》二卷。与此同时，宋学者也大力推崇孟子，代表是古文家柳开。他说：“杨墨交乱，圣人之道复将坠矣，……故孟轲出而佐之，辞而辟之，圣人之道复存焉。”（《答臧丙第一书》）“其能继孔氏者，轲之下，虽扬雄不敢措一辞。”（《补亡先生传》）他也把孟子看作辟杨墨、复“圣人之道”的第一功臣。
“尊孟”思潮的形成是在庆历前后。庆历之际，理学思潮兴起，尊孟亦成为一种理学的价值取向，直接促成了四书学的兴起。先是理学先驱者如欧阳修、范仲淹及宋初三先生孙复、石介等人尊奉孟子，欧阳修曾说：“孔子之后，唯孟子最知道。”（《与张秀才第二书》）孙复与石介皆以孟子有辟异端以及传承儒家道统之功而大加尊奉。孙复说：“孔子既没，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说，夷奇险之行，夹辅我圣人之道者多矣。
而孟子为之首，故其功钜。”（《孙明复小集·兖州邹县建孟庙记》）石介亦说：“杨、墨之徒，充塞正路。孟子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辟杨、墨；说齐宣、梁惠王七国之君，以行仁义。”（《与士建中秀才书》）孙复与石介对孟子的高度评价显然是受韩愈的影响。至此，尊孟思潮已成为宋初儒学复兴运动中的主潮。
4.《孟子》经典文本的确立
庆历之后，学派纷呈。当时有二程的“洛学”、张载的“关学”、邵雍的“数学”、周敦颐的“濂学”以及王安石的“新学”等，均属尊孟一派，其中最为重要的首推二程、张载和王安石三家。张载把《孟子》一书与《论语》并提，曰：“要见圣人，无如《论》、《孟》为要。《论》、《孟》二书学者大足，只是须涵泳。”“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二程的言论中有关尊孟的思想极多，直称“孟子有功于道，为万世之师”（《遗书》卷五）。二程对《孟子》其书也是推崇备至，认为“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论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遗书》卷二十五）。《孟子》的地位几乎要高出六经之上。
当时学术界处于执牛耳地位的是王安石的“王学”。促使《孟子》超“子”入“经”历程的完成，王安石为第一功臣。《四库全书总目》曰：“考《孟子》之表章为经，实自王安石始。”王安石把孟子与孔子并提，认为：“孔孟如日月，委蛇在苍旻。光明所照耀，万物成冬春”（《扬雄三首》）。王安石在给欧阳修的答诗中自称：“欲传道义心虽壮，学作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奉酬永叔见赠》）王安石对孟子的尊崇，时人即已有评价，官修编年史实录中之《王安石传》（今保存于《琬琰集删存》卷三）说：“安石早有盛名，其学以孟轲自许，荀况、韩愈不道也。”其弟子陆佃评价乃师曰：“言为《诗》、《书》，行则孔、孟。”（《陶山集》卷十三《祭丞相荆公之文》）连其政乱司马光也这么说他：“介甫于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老子之言。”（《传家集》卷六十《与王介甫书》）
王安石第一个将《孟子》表彰为经，用行天下。一方面他亲自为《孟子》作注，作为经典标准的注说；另一方面他着手进行科举制度的改革，首次将《孟子》作为经列入科举考试的科目。《宋史·选举志》载：“于是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士各专治《易》、《诗》、《书》、《周礼》、《礼记》一经，兼《论语》、《孟子》。”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无论主修那一经，《论语》、《孟子》是必考的。科试《孟子》，以王安石、王雱、许允成所诠解的《孟子》为本，“场屋举子宗之”。《孟子》实际上已成了一部与《论语》同等地位的官定儒家经书。据《郡斋读书志》卷十著录有二部注孟之书：
《点注孟子》十四卷，右皇朝熙宁中，蜀州张简点节经注，附以释文，以教童子。
《五臣解孟子》十四卷，右皇朝范祖禹、孔武仲、吴安诗、丰稷、吕希哲元祐中同在经筵所进讲义，贯穿史籍，虽文辞微涉丰缛，然观者诚知劝讲自有体也。
可见在王安石时代，士人已把《孟子》作为儒家经书来注解，而《孟子》也成为经筵上进讲的重要经书。在王安石以后，尽管不断出现各种贬孟思潮，但《孟子》作为儒家经典的地位已不可动摇。
（三）《大学》与《中庸》独立专经的确立
《大学》与《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经过汉唐直至宋代近千年的发展流变日渐凸现，由传升至为专经，成为两部有特殊思想价值的经典，纳入到四书学体系之中。
1.《礼记》由“传”升“经”的历程
《礼记》是后儒汇集而成的孔子及其后学传礼制、论礼义的著作，属于“传书”。《汉书·艺文志》载：“《礼古记》五十六卷，经七十篇，记百三十一篇。”“记”指对经义的说明、补充和发挥，故《礼记》就是对《礼经》经义的阐释和发挥，它一开始并没有独立成书，而是依附于礼经之后流传的。直到东汉末郑玄为《周官》、《仪礼》、《礼记》三书作注之后，始有“三礼”之名称，《礼记》亦始独立成书。但它仍然是礼经的“传”或“记”。
“三礼”之学在魏晋南北朝成了世家豪族的显学，《礼记》的地位亦有所抬高，首先表现为与《周礼》、《仪礼》并列于学官。《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肃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立于学官。”《高贵乡公纪》记高贵乡公幸太学之问，所问之《易》为郑玄注，所讲之《书》为马融、郑玄、王肃之注，所讲《礼》为《小戴记》，亦郑玄、王肃之注。可见魏时学官所立诸经，已为贾、马、郑、王之学，《礼记》已设博士。《晋书·荀崧传》曰：“元帝践阼（太兴初）……修学校，简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尚书》郑氏，《古文尚书》孔氏，《毛诗》郑氏，《周官》、《礼记》郑氏，《春秋左传》杜氏、服氏，《论语》、《孝经》郑氏博士各一人。”
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在魏晋南北朝，有关《礼记》的著作就有二十部左右，尤可看出当时《礼记》学的盛况。
唐太宗命孔颖达等撰定《五经正义》，标志着《礼记》由传升经，正式被统治者确立为儒家经典文本。虽然在此之前，南朝时已有明确将《礼记》列入“经”类的记载。（见《宋书·官志》）隋代陆德明著《经典释文》，亦把《礼记》归入“经典”类。然这都是把《礼记》与《周礼》、《仪礼》合为一经，简称《三礼》。《礼记》只是作为《周》、《仪》二礼的附从，如《经典释文·序录》中曰：“《周》、《仪》二礼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礼记》虽由戴圣所录，然忘名已久，又记二礼阙遗，相从次于《诗》下。《三礼》次第，《周》为本，《仪》为末，先后可见。”《三礼》之中，以《周》、《仪》为重。唐高宗永徽四年，《五经正义》最后定稿，颁布于天下。所谓五经即是《易》、《书》、《诗》、《礼记》、《春秋左氏传》。孔颖达等人于《三礼》中独取《礼记》为五经之一，标志着《礼记》已完全取得独立的儒家经典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