束景南王晓华
中国经学中的由汉学向宋学的划时代转型，实际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它的思想渊源可追溯到汉唐以来的四书的“升格运动”，而以四书学的形成作为宋学生成的标志。儒家的经学体系是由“五经学”与“四书学”两大诠释体系组成的。从经学的历史发展看，汉学的经学重心是“五经学”，宋学的经学重心是“四书学”。在宋以前，经学重心原为五经；入宋以后，随同理学的兴起，四书上升为经，进而为经学的重心，成为儒家十三经经学体系中的独立专门。宋初思想的转型，汉学向宋学的转型，经学向理学的转型，就是以“四书学”的兴起为标志的。
但四书本来都不是经，它们经历了一个由传升经、超子入经的“升格运动”。成为宋代理学家建构其理学思想体系的最好的诠释文本。四书由汉唐到宋代都由子升为经，反映了后儒们对这四部书的新认识，从四书中发现为经师俗儒所忽视的儒家心性道命义理之学，给以新的经典诠释。因此四书这种超子入经的“升格运动”过程，实际也就是一个儒家确立新的经典文本进行理学的“诠释运动”的过程，理学家得以借“四书”的经典文本建构和诠释其义理心性之学。理学家的四书学的“诠释运动”是同四书的“升格运动”分不开的，考察宋代汉学向宋学的转型，必须追溯到四书上升为经典诠释文本的历程。
一、四书由传升经与超子入经的“升格运动”
四书本来都不是经，它们成为儒家的经典并纳入儒家的经学诠释体系，经历了一个不断升级的历史发展，这就是四书的由传升经、超子入经的“升格运动”。周予同先生曾把《孟子》的超子入经名之为“升格运动”，事实上，《论语》、《大学》、《中庸》也都同《孟子》一样经历了超子入经、由传升为专经的升格运动，为宋学的生成准备了新的经典诠释的文本依据。
（一）《论语》由“子”升“经”
1.《论语》由“子”升“传”
先秦时代儒家只是诸子之一，所以《论语》自然只是一部子书。到汉初《论语》开始被看做是解释“经”的“传”或“记”。西汉扬雄《法言·孝至篇》引《论语》原文，就谓：“吾闻诸《传》：老则戒之在得。”《后汉书·赵咨传》引《论语》原文，亦谓：“《记》曰：丧虽有礼，哀为主矣。又曰：丧与其易也，宁戚。”东汉王充《论衡·正说》也曰：“《论语》者，弟子共记孔子言行，……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所以王应麟说：“汉世通谓《论语》、《孝经》为传书。”《论语》由子升传始于孝文帝立传记博士时。赵岐说：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孟子题辞》）
据西汉末的刘歆在《移太常博士书》中云：“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天下众书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诸子传说，即《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等。《汉书·平帝纪》也称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言、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
如纪所说，则文帝时《论语》、《孝经》、《尔雅》当置博士无疑。
武帝建元五年，设置五经博士，废罢了传记博士。《论语》博士虽遭废罢，但其实际地位并未因此而下降。汉时《论语》、《孝经》相当于汉中学科目，五经相当于汉大学科目，罢传记博士，事实上不过是把中学的科目放到大学科目中，地位反而有上升趋势。故刘向父子作《七略》，把《论语》、《孝经》、《尔雅》附于五经之后。后来班固著《汉书·艺文志》，仍沿袭了《七略》的分类。正因为“受经与不受经者皆通习之”，《论语》的普及程度反倒远比五经要广，其社会影响也在五经之上。尽管如此，它仍是“经”的附属，在时人的眼里它仍是“传”，不过是最重要的“传”罢了，正如《汉书·扬雄传赞》中曰：“传莫大于《论语》。”
2.《论语》由“传”升“经”
《论语》由“传”到“经”的飞跃发生在东汉后期。随着孔子的日益神圣化，记录孔子言论的《论语》也日益受到推崇。赵岐的《孟子题辞》曰：“《论语》者，《五经》之管辖，六艺之喉衿也。”《论语》成了与“五经”密切相关的一部重要的著作。熹平四年，灵帝诏诸儒正定经王应麟：《玉海》卷四十一。
书文字，把五经与《论语》一起刊刻石碑。《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均记载蔡邕有今文石经《论语》二卷，杨龙骧《洛阳记》说：“太学在洛城南开阳门外，讲堂长十丈广二丈，堂前石经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易》、《尚书》、《公羊传》十六碑存，十二碑毁；南行，《礼记》十五碑，悉崩坏；东行《论语》三碑，二碑毁。《礼记》碑上有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名。”熹平石经残存一千九百余字，见于宋洪适《隶释》，包括《鲁诗》、小夏侯《尚书》、《仪礼》、《公羊春秋》、《鲁论语》。熹平石经中有《论语》自不待言。实际上对熹平石经向有“六经”、“七经”之称谓。冯登府《汉石经考异》序云：“后汉熹平四年，诏立石经于太学，据《灵帝本纪》及《儒林传》、《宦者》二传，皆曰五经。蔡邕、张驯传以为六经，隋《经籍志》又以为七经。”
《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典学孔子七经……受业得百有余人。”《后汉书·张纯传》亦云“七经”，其自注曰：“七经，谓《诗》、《书》、《礼》、《乐》、《易》、《春秋》及《论语》也。”熹平石经何以有五经、六经、七经不同的称谓，王国维在《魏石经考》中作了分析，认为：
……以碑数与经文字互校，汉石经经数当为《易》、《书》、《诗》、《礼》（《仪礼》）、《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
故汉时谓之五经，或谓之六经，《隋志》谓之七经。
由此可见，五经、六经是对群经的统称，而七经则是刻石的确数。
《论语》实际上已初步取得了“经”的地位。
《论语》确立为经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使广泛流行“七经”的说法。晋傅咸作《七经诗》，王应麟注曰：“《艺文类聚》、《初学记》载傅咸《周易》、《毛诗》、《周官》、《左传》、《孝经》、《论语》等，皆四言而阙其一。”（《经义考》引）《隋志》载有樊文深《七经义纲》二十九卷，又有《七经论》三卷。有关“七经”的著作常见于史料记载，《宋书·官志》记载：
国子助教十人，《周易》、《尚书》、《毛诗》、《礼记》、《周官》、《仪礼》、《春秋》，《左氏》、《公羊》、《谷梁》合为一经，《论语》、《孝经》合为一经，合十经，助教分掌。
毫无疑问，《论语》在六朝时代已取得了与五经并列为经的地位。
尤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也从目录学上将《论语》确定为经。魏晋南北朝的目录著作有魏郑默、晋荀勖的《中经》、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等。阮孝绪《七录》序略曰：
昔刘向校书，子歆撮其指要著为《七略》，有《六艺略》。今以六艺之称不足标榜经目，改为经典，故序《经典录》为内篇第一，《易》部五百九十卷，《尚书》部一百九十卷，《诗》部三百九十八卷，《礼》部一千五百七十卷，《乐》部二十五卷，《春秋》一千一百五十三卷，《论语》部四百一十六卷，《孝经》部一百四十四卷。
阮孝绪的《经典录》完全继承了汉代确立的“七经”的经目。
3.唐代孔子地位的上升与《论语》经典地位的再确立
孔子及其《论语》的地位在唐初一度下降。太宗李世民鉴于当时南北经学版本不一、注释分歧，命孔颖达等人正定《五经正义》，没有《论语》这部儒家经典。李唐统治者对《论语》的忽视是同其崇道贬孔的态度相应的。武德中高祖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孔子的地位下降。至贞观二年十二月，尚书左仆射房玄龄、国子博士朱子奢提出建议曰：
武德中，诏释奠于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享。臣以周公、尼父，俱称圣人，庠序置奠，本缘夫子，故晋、宋、梁、陈及隋大业故事，皆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配享。
显庆二年七月十一日，太尉长孙无忌等人也议曰：
据永徽令文，改用周公为先圣，遂黜孔子为先师……仲尼生衰周之末，拯文丧之弊，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宏圣教于六经，阐儒风于千世……胡可降兹上哲，俯入先师？……今请改令从诏，于义为名。其周公仍依别礼，配享武王。
在这些儒臣的呼吁下，孔子的地位有回升的趋势。贞观十一年，尊孔子为宣父，作庙于兖州。至唐玄宗封颜渊为“亚圣”和“兖国公”，封“孔门十哲”和“七十子”为侯、伯。孔子地位的上升，也使《论语》相应受到重视，统治者又开始把《论语》视为“经”，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高宗上元元年十二月天后上表曰：“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登科记考》卷二）到唐玄宗时，《论语》和《孝经》正式成为明经科所必考之科目，玄宗天宝十一载敕：“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帖各有差。”（《登科记考》卷九）
文宗开成二年（837），于长安国子临门前立石，刻十二经作为士人传习和考试的文字定本。十二经即是原来的九经加上《论语》、《孝经》、《尔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零九云：“《易》九石，《书》十石，《诗》十六石，《周礼》十七石，《仪礼》二十石，《礼记》三十三石，《春秋左传》六十七石，《公羊传》十七石，《谷梁传》十六石，《孝经》一石，《论语》七石，《尔雅》五石，《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共十石。”《唐六典》记秘书郎掌四部图籍分库庋藏，将《论语》归入“经”部，《论语》的地位又恢复到汉时高度。故《旧唐书·薛放传》载唐穆宗问曰：“六经所尚不一，志学之士白首不能尽通，如何得其要？”薛放对曰：“《论语》首列学官。”《论语》被奉为六经的菁华，其作为经的地位之高直有凌驾六经之势。
4.宋初《七经疏义》的颁行与《论语》经典文本的正式确立
五代时期，仍有雕版印刷《九经》和蜀石经的刻石，王昶《金石萃编》卷一百二十二《成都记》载：“伪蜀孟昶有国，其相毋昭裔刻《孝经》、《论语》、《尔雅》、《周易》、《尚书》、《周礼》、《毛诗》、《仪礼》、《礼记》凡十经于石。”但在儒学式微的时代，《论语》的实际地位是不高的。直至赵宋立国之后，宋统治者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政权，一开始便大力提倡儒学，兴起了儒学复兴运动。宋太祖诏有司增葺国子监祠宇，塑绘先圣及亚圣之像。宋太宗加封孔宜为“文宣公”，恢复被周世宗废除了的孔子后裔的免税权。宋真宗亲自到曲阜拜祭孔庙，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宋初统治者大力尊孔，自然对《论语》倍加崇奉，直把它看成是一部有特殊经邦治国作用的儒家经书。宋初宰相赵普对宋太宗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太平。”（《鹤林玉露》乙编《论语》）后来司马光甚至主张宋代资荫出身的人初仕只需要考《孝经》、《论语》，他说：“若使之尽通《诗》、《书》、《礼》、《乐》，则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习《孝经》、《论语》，倘能尽其年之功，则无不精熟矣。此乃业之易习者也。然《孝经》、《论语》其文虽不多，而立身治国之道，尽在其中。”（《传家集》卷四十二《再乞资荫人试经义札子》）鉴于唐代只有《五经正义》，而没有《论语正义》，于是先在开宝五年，太祖令判监陈鄂与姜融等四人校《孝经》、《论语》、《尔雅》释文。至宋真宗咸平年间，又命国子祭酒邢昺等人在校订《五经正义》的同时，重定《论语正义》。咸平四年十月，邢昺等人重新校订的包括《论语正义》在内的《七经疏义》凡一百六十五卷，摹印颁行天下，标志着《论语》真正作为儒家的经典正式纳入儒家的经学体系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