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的最初几年内，举国上下热烈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这种局面在现代所建立的政府中极为罕见。经受了一个世纪的军事侵略，加上中日战争以及国内战争所造成的重大损失，中国人民终于有机会按照自己所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来建设自己的国家了。
以苏联为榜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建国初期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而大学的社会主义改革作为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上而下、自始至终是在政府制定的全面学习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方针政策指导下进行的。事实上，如果不是冷战和朝鲜战争等国际政治环境促使新中国与苏联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的话，从国际经验来看，也许会有更多样的、更有选择余地的因素融合进入中国人的视野。1但是，基于社会主义中国百废待兴的现实，基于巨大的国外军事压力，基于建国后采用的计划经济本质，大学作为一种体现自主和学术自由这样西方传统核心价值的学术研究机构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全面贯彻国家意志、“成为政府宣传代理人”2的国家机构。而当高等教育的专业培训被精确地调整到满足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时，便产生了一种机械呆板的文化模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校园形态——效仿苏联、以古典主义为基础的形式主义校园构筑模式、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和民族形式的校园形态。
3.1社会主义政权和中国大学的社会主义改造
1949年10月，新中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高等教育历史的新篇章——根本改变了近代大学的性质，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大学模式。
1949-1957年中国大学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建立苏联式大学为目标的，本节拟从中国大学社会主义改造的起因、展开、结果这三个角度探讨这一阶段大学的社会价值取向。
3.1.1改造的起因：社会政治制度的改变
为什么中国在1949年建国后必须进行大学改造？其直接原因就是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根本转变。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中国有步骤地建立了计划经济体制，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上层建筑（政治、法律、文化、教育）与经济基础的适变关系，以新的高等教育模式取代旧的模式就成为必然。
首先，转变大学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确定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无产阶级性质，将如何培养工农知识分子提上中国高等教育日程。因此，一是对所有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取缔、撤销以及并入公立大学的社会主义改造；至此，中国大学地办学形式、管理、运营模式全部社会主义国有化。二是在1949年12月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作出了设立工农速成中学的决定，这是1949年前解放区大学干部学校的经验与苏联在建国初期为培养工人干部在大学中设立“工人科”作为大学预科结合的体现，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都附设了工农速成中学，到1954年工农速成中学87所中有57所附设在大学内，亦由此在当时的大学校园形态中出现了时代性新元素。
其次，大学的功用在很大程度被定义为迅速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因此，大学中设立了专修科。关于这一点在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为适应培养大量建设人才的需要，各高等学校应视具体条件……设立各种专修科、训练班，或函授班。”专修科是中央有关部委委托大学设立的，由中央部委负责解决和决定设立的费用、房屋设备和课程设置问题。
例如：林业开垦部委托北京农业大学、西北农业大学、南京大学等十所大学设立森林专修科。实际上，这种完全视实际需要由国家调配的大学专业、课程、招生及学制的关系也直接体现在当时中国大学物质环境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配备上。
最后，导入马克思主义政治课程和教学上的民主集中制——成立教学研究组、实行集体主义的活动方式。与“旧”的大学校园环境不同，当时中国各个大学内部的主要单位不再是学院或系，而变成了专业；教师的工作和生活是以教研室为单位加以组织，同一专业同一班级的学生生活在同样的宿舍和校园中，并且不同专业教师之间、学生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支持这种交流的空间被忽略。这使大学的教学活动、校园生活乃至物质环境营造同时染上了强烈的组织性、计划性的色彩。
3.1.2改造的展开：计划性与集权性
5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改造是以自上而下、计划性、集权性为主要特点的，无论是院系调整、专业设置，还是教学计划的统一化、教学研究组的设立，都体现了政府计划的主导性，大学被认为是国家机构的一个部分，政府负有指导大学改造的全部责任。
建国后到1957年的大学改造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1952年上半年，主要是恢复大学正常教学秩序、接收教会大学、改造私立大学，并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试点运作苏联大学模式；第二阶段从1952-1957年，以仿照苏联大学体制的“院系调整”和以专业设置为中心的教学制度改革为开端，全面建立了以苏联模式为蓝本的社会主义大学制度。如果借鉴英国着名教育社会学家巴兹尔·伯恩斯坦使用“分类”这一术语来界定不同的专业或知识领域，以及课程知识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用“结构”这一术语来界定教师的教学风格及教师和学生关系的本质。从这一角度来看，可以认为中国这一阶段高等教育的特点是：专业分类过细并且课堂结构严整；而由此强化了大学内部的森严等级，也强化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等级。
3.1.3改造的结果：苏联模式的移植
参照外国模式进行本国的大学改造，在世界高等教育改革史上并不少见，但是像50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改造那样，从大学体制到教学组织、教学内容全面学习外国经验的则不多，这也成为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大学被全面否定的导火索5。中国在1957年左右建立起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大学，其特征主要包括：
（1）架构了由文理科综合大学和单科院校组成的，并以单科院校为主的大学结构体系；
（2）架构了“大学——系”，系内设专业、教学研究组的大学内部组织结构；
（3）以专业为中心，按照同一的教学计划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学制度。
事实上，这种苏联大学模式的移植不但彻底改变了中国大学体制，而且还改变了大学在中国城市以及城市空间中的布局，并开始了大学建设与城市发展方向、城市产业以及城市精神的融合之旅。例如：从1951年开始，国家对华北、华东和中南地区的所有院校进行重新调整，规定各个地区建立一到两所综合大学，一到三所农业大学和其他院校；这样，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失去了它们原有的应用学科及大部分专业课程，并在校舍、设备上作相应调整。
对北京大学而言，其由原本位于城市中各院分散布局的校址迁入被停办的位于城郊的教会大学——燕京大学校址，而北京大学原设于罗道庄的农学院，设于西什库的医学院等则在原址上成立了单科院校。再以华中理工大学（今华中科技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的成立为例：
坐落在武汉的华中理工大学是国家确定的中南地区重点工科大学。因此将原武汉大学、湖南大学、南昌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工程学科迁入这所大学；此外，1952年原本高教部决定在武昌东郊关山地区兴建华中理工大学和中南动力学院两校，而在建校过程中本着确保中心地区重点大学的原则将中南动力学院并入华中，并因此在两个校园交界的武治公路到喻家山地带增建了主楼（南一楼）及配套建筑，形成整体校园。西北工业大学的成立则要追溯到国家在50年代对国防工业基地的地理选择和技术、人才支持，这样南京华东航空航天大学迁入西安并与当地一所工程学院合并成立了航空工业部下属的西北工业大学。
当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中国通过国家计划完成了大学在全国范围的调配，结束了此前大部分大学集中在东南沿海城市的地区不平衡；高等院校的总数由227所减少到181所，大多数院校都具有自己特殊的专业功能，并且由与它们的专业特点相对口的国家部委管理。国家对大学计划性与集权性的调配最终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性主义者的如下梦想：与国家产业布局相匹配的大学地区分布，与专业特点相匹配的校园布局，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匹配的教学模式和校园生活环境以及与资本主义自由、无序、重叠大学建设相反的有序大学建设。
3.2国家意志和苏联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在旧大学从社会价值取向、学制、教学方法等文化、政治领域上全面效仿苏联模式进行改造的同时；带着与旧时代大学校园所象征的腐朽资产阶级精神彻底决裂的决心，中国大学校园的物质形态也走向国家意志下的苏联模式化。这一阶段，由于苏联城市规划理论的主导性地位，城市中多规划了高校集中的文教区，新建院校也多以莫斯科大学为蓝本；同时由于苏联式社会主义大学改造而使学院建筑组团不再有存在的理由，千篇一律的“一系一楼”开始盛行；而单科大学的模式也造成了同专业大学在校园形态上的类同。当然，这里我们要重申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个全国人民统一目标、统一信仰的年代，不可避免大学校园形态亦是这个时代的印证。虽然今天我们看来这些校园流于呆板、形式主义甚至显得粗糙简陋；但在国内经济短缺、面临国外封锁和巨大军事压力的社会现实下，运用国家集权、统一计划并由国家出资建设的苏联模式大学，既迅速培养出国家建设所需的合格人才，亦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自豪感。以下将从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的原型苏联大学起始对大学校园形态发展作具体探讨。
3.2.1苏联大学模式：高压政治的工具
十月革命胜利后，1918年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与新中国成立前相仿，苏联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前也是封建落后的农业国家。从1926年起苏联历史由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进入了国民经济改造时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和中心环节；而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造就大批技术和管理干部，是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斗争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建设计划和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直接挂钩造就了国家功利主义性质的大学调整和改造。当然就1926-1942年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国家发展而言，这种调整是成功的，在短时期内大工业的产量比1913年增长了近11倍，在国民经济部门工作的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达到90.9万人，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居民占人口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因此，国家统一调配、计划下高等教育对工业化发展支持的成功前例，亦成为后来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亦步亦趋追随苏联大学模式的重要原因和动力之一。
上层建筑决定了物质形态，同样的国家意志也体现在大学校园建设上。由政府出资并委派建筑师规划设计的大学与苏联同时期其他重要的城市公共建设一样，强调通过这些宏大的建设项目来突出表现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取得的重大成就，体现民族优越感，强调民族团结的政治目的。如何在大学校园规划中体现社会主义社会优越性的有序建设、按需建设呢？如何在“社会主义大学”的意识形态中，不再颂扬技术精英化6，重组教师和学生、人与校园、大学和城市之间的关系呢？现代主义功能分区方法作为国家统筹大学建设的有力工具被普遍应用到校园规划中；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和战胜资本主义校园无序发展的赞颂，建筑和校园环境紧密结合，呈现出从校舍到环境的一体化设计以及校园形式化的趋向。当然，其校园建筑亦以古典主义手法为基础，结合俄国东正教传统建筑和俄罗斯民族建筑，突出“民族内容、社会主义现实”的风格象征。
1949-1953年，苏联政府建造了最具代表性意义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群——莫斯科大学；其也是后来对中国建国初期大学校园形态影响最大的大学。莫斯科大学创办于1755年，1953年在莫斯科市西南外的列宁山上建立了占地约4000亩的新校园区，整个学校园区有27座主要建筑和30座附属建筑，还有植物园、博物馆、天文台、体育场、游泳馆和图书馆等。莫斯科大学校园选址和布局要与当时的莫斯科城市规划放在一起来看：莫斯科市在1935年的总体规划中继续保存了该城传统的放射性结构，街道布置由中心向外放射，分成七个片区围绕中心区，并在围绕市中心的环路上布置了七栋摩天楼作为分区中心，用夸张形式语汇展现城市公共区域，恢复了欧洲先锋派艺术业已摒弃的形式概念。而1953年莫斯科大学新校园所在的列宁山就是城市规划中的西南片——科研、文教区的中心区域，那么校园形态必然要与其周边城市形态协同塑造，大学主楼、广场、环境都要置于城市形态坐标下进行构筑；因此，大尺度、大规模、与城市一起严格形式化的校园形态被选择来体现社会主义城市优越性和国家民族自豪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