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从镇海城关声远小学（后来的辛成小学）毕业，准备参加升初中考试。尽管校长和老师再三叮嘱，要小朋友努力复习，我还是当作耳边风，整个暑假像放山野马，几乎和同学一起逛遍了整个城关城，从东头招宝山到西边的水门。挥舞竹大刀打仗，走陆战棋，到文化馆借课外书，就是没有复习。
考场设在孔庙的大成殿，坐满了好几百人。我的座位在门边，有凉风，这是天助我也；可是我不识相，老是弯腰去拾被风吹到地下的准考证。连担任考场服务员的学生也看不过去了，就替我拾起来用一块小石子压住。结果那篇《我的家庭》作文草草了事，只写了个提纲吧。过三天镇海县中的升学录取名单发布，贴在大成殿外墙上，我们同一个院子里的女同学阿幼、阿荣两姐妹都高高在榜，就是找不到我的名字。镇海县中是国立中学，考进去是很光荣的。
回到家里，三叔脸上阴沉沉的，三婶只管自己玩牌九，衰老的父亲躺在堂屋后的黑黑小间里没有声息，堂姐走过时怪怪地看看我，她是读到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我虽然年纪小，却觉得无脸见人，躲到角落里偷偷地流泪，想想已经死去的母亲，禁不住捂住嘴巴泪如泉涌。阿达叔叔走来抚抚我的肩背说：“过几天辛成中学还有一场考试，你还来得及准备！”每天看《新民晚报》的阿达叔是我心中的大儒，虽然他靠种青菜和出卖旧家具度日，但他是大学生，美国、俄国的事都知道，唰唰几笔就能画出一张人脸。我就暗暗记住了他的话。
第二天晚上，堂姐叫我去看露天电影，我没去。趁家中安静，我就在美孚灯下静静地看课本。看了三天，又去参加第二场升学考。后来消息出来，我考进了辛成中学（后来的镇海中学西部）。全家人忽然对我客气起来。叔叔、婶婶和父亲不知在嘀咕什么。过一天听说父亲到上海去了。我知道，全家人，没有一个参加工作，只靠在武汉的我二叔、我干妈，以及在上海的我表亲接济。过了约半个月，父亲从上海回来了，脸有喜色，也胖了一些，还让我们看一张照片，是他拄着手杖穿着长袍靠在阳台上的样子。
早晨，三婶对我说，小南门的裁缝很好，你叫她去做一个书包。父亲给了我两块钱。现在想来是奖励了。我在小学从来就没有书包，所以接过钱高兴极了。找到小南门裁缝店，请师傅做书包。师傅犹豫了一下，问要什么样子的啊？我搔搔头说不出来。她说：“我也没见过书包，像解放军挎包那样的做一个好吗？”我连说好。递上两块钱，她说够了够了，你放心。在家里等那只书包完成的日子，比等考试成绩出来还难挨。终于去取书包了，那是用跟军装一样黄色的布缝制的，她还用自家的白布做了夹里，中间也用一层白布隔成两格。外面的盖布正中心缝了一颗鲜红的五角星。书包较大，足可以放进一个讲义夹。黄色的带子可以通过金属扣子调节伸缩，只是那时还没有拉链这种东西。
辛成中学开学那天，我背着新书包上学去了。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不知是中学生背书包显得不够大男孩气派，还是他们少见多怪。回家时书包里只有几本课本，蹦蹦跳跳，轻轻飘飘。
后来见到同学们有钢笔，而我只有铅笔，羡慕在心。有一位同学说，有一种原子笔很便宜，里面的原子油用不完，就像原子弹那样厉害。他就陪我到鼓楼小店去买。果然只需几分钱一支，笔杆是用一张纸缠绕起来的，外面裹一层图案纸，很漂亮。我相当长一段时间就用铅笔和这种原子笔。原子笔虽然没像同学说的有原子弹那样能量，但的确使用的时间很长，于穷困学生有功。直到几十年后，才知道无非是圆珠笔，无啥神奇。我教书时还禁止学生用圆珠笔，以为它太滑溜不易写出汉字神韵，而且日子久了，作业本油腻渗开不好收拾。当时我大约在信中把这事写给武汉我的二叔家堂姐了。武汉堂姐是小学老师，给我寄来了一支钢笔，塑料杆，钢片笔尖，那时也不便宜，虽然笔尖太紧，但是我还是常常用它写作业，希望同学们看到我也有钢笔了。
因为我家庭困难，学校给我全助学金而且减去书费，又让我去寄宿。我就带着书包住到学校去了。书包里有我的宝贝：课本、簿子、钢笔、原子笔、铅笔。父亲卧病，这只军用包一样的书包陪伴着我度过寂寞的少年时光。
外孙又有新的书包了，他还是小学生呢。他的书包是双肩包，背带牢固，两个人像拔河似的拉，也拉不断。料子一流，摸着也舒服，雨淋也不会湿。一格格可以放很多文具书籍，拉链一条条的，一大叠教科书、教辅书、练习册、鼓鼓的铅笔袋、三层的铅笔盒。包外的侧袋里还插着水杯之类，足以让当年给我做书包的师傅瞠目结舌。他出门的时候，我趁他穿鞋，从背后把书包往他身上一套，压得他不禁朝前弯了弯腰。“重吗？”我担心地问。“还可以。”他答。
我的红五星书包如果还在，外孙会不会笑我。一九五三年的书包，您给了我多少甜蜜和苦涩的记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