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构筑新价值网络
相互纵横交错的价值链就构成一张不可分割的价值网络。斯莱沃斯基等人在《发现利润区》中提出的价值网概念认为，成员企业和合作伙伴共同构成了价值网，从而把相互独立的客户联系起来。宏达电正是以谦逊的态度精心编织了自身能恰如其分地融入其中的价值网络和生态系统。
（1）超过50家的运营商客户网络。和苹果与AT&T签订独家销售协议不同，宏达电采取了多多益善的运营商客户策略，并把这一优势发挥到最大。目前宏达电拥有超过50家的运营商客户网络，包括沃达丰、AT&T在内的欧洲、美国的前四大电信运营商、日本最大的运营商NTT、DoCoMo都是宏达电的客户。越多的运营商就意味着宏达电可以利用越多的客户网络最大限度地获得市场。在宏达电的拳头产品HTCTouchDiamond上市后，正是借助了运营商的力量，手机从一开始就能够在34个国家进行销售，而最畅销手机iPhone上市伊始也只是在22个国家内销售。
（2）与彼此竞争的对手同时保持良好的合作。宏达电谦逊的精神还体现在它与微软、Google这两大彼此竞争的软件商都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以一种富有平衡性的机制确保在与一方合作的同时不损害另一方的利益。宏达电和微软保持了密切的合作关系由来已久，对微软的每一款操作系统都予以了充分的配合。因此，在苹果对宏达电提起一项诉讼，指控HTC侵犯了20项与iPhone有关的专利时，正是微软站出来帮助宏达电，对其进行不公开的专利授权。截至本文写作完成时，苹果与宏达电之间的专利诉讼依然在国际贸易委员会等待仲裁，诉讼也从侧面反映出价值链主导者对竞争企业的战略遏制。
（3）代工与品牌并存。推出品牌之后，代工业务仍然是宏达电的一个组成部分，意味着原有的价值网络依然对企业的发展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转型后，宏达电降低了每一代工客户的业务比重，为一个代工客户的营业收入占代工业务总营业收入的比重不超过10%。同时，宏达电要求代工的产品与自身产品定位存在差异，避免代工产品与自有品牌之间存在同质竞争。这些都是宏达电在新、旧价值网络中对业务模式的一个重构。
价值网络对企业产品起到的显性和隐性推动力是不可低估的。在不附加广告费用的同时，宏达电的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运营商或微软的商业广告中，微软与电信运营商的关系为宏达电带来了更多运营商用户，而运营商的价值网络又给宏达电带来了更多的最终用户（消费者），其中甚至有美国的政府部门采购订单。这一切正是宏达电把整个产业价值网络产生的力量与自身核心能力相结合所缔造的成果。
四、结论与启示
从宏达电的案例以及其他一些企业的运营经验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企业向高端、或向新链跃迁时应当注意的几个关键战略节点：
（一）要从整体设计跃迁的方向和组织能力更新
价值链跃迁是一个从整体上实施价值创新的过程，无论企业是在原有的价值链上攀升还是跨入一条新的价值链，几乎每个内部的业务单元都要作出相应的改变。如果企业在跃迁时仅仅重组了部分的业务模式，其他业务模式没有更改，那么跃迁将很可能失败。对各环节业务能力的培育不仅需要作出一定的投资，更存在时间压缩下的不经济性，在跃迁之前需要有一个较长跨度的提前期做好各项准备。
（二）抓住关键环节的变化趋势
跨国企业虽然凭借对现有价值链的关键环节的掌控而获得了强大的市场势力，但这一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如曾经的小型计算机市场领先者DEC没有把握住关键环节向个人PC的移动而丧失了PC市场的机会，美国的福特、克莱斯勒等公司没有把握住油价攀升和金融危机后，关键环节从汽车信贷向节能环保技术制造转变从而深陷亏损泥潭。对身处低端的企业来说，如果能把握机会，根据价值链变动的趋势培育新的能力，使企业主营业务向新的关键环节实施跃迁，就能改变原有的力量关系对比，在价值链中逐步占据主导权。
（三）遵循循序渐进的路径
从OEM到ODM再向OBM转变是许多代工企业采用的跃迁路径。除了本文提到的宏达电以外，韩国的三星、台湾的宏碁等等都是分别从OEM起步，先升级到ODM阶段后，再在合适的时机进入OBM阶段。企业如果从OEM运营直接跃迁到OBM运营，面临的风险将大幅增加。其原因之一是OEM和OBM强调的核心能力存在较大的差别，前者的核心能力更多存在于技术、生产环节，后者则强调综合能力，包括学习能力、创新能力、营销和融资能力等等。第二则是企业从OEM进入ODM往往也符合订单客户的利益，能够在给出更好的产品设计的同时，对客户的市场势力不构成严重挑战，不会在战略上激起他们的强烈反弹。
（四）重视价值链末端
位于产业链中间链条的企业常常专注于满足订单客户的需求，而忽视了顾客是价值链结构的末端环节，也是价值链真正的价值支撑点。上游价值链创造的价值只有满足了客户价值需求，顾客认为购买能够获得让渡价值而愿意购买时，价值才能够真正得到最终的实现。即使是价值链主导者忽视末端变化也会导致主导地位的丧失。例如：索尼公司掌握了从核心部件生产到整机生产的价值链中的全部价值，但由于其强烈的技术驱动和技术崇拜的精神，习惯于让顾客来适应自己产品的功能，而不是让自己适应顾客的需求，最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亏损。
徐晓望1972年日本东都大学的井上清教授在其文中论证了钓鱼岛列屿自明清以来属于中国所有。其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一些质疑。本文主要论证钓鱼岛列屿在明代就由福建省管辖，清代先由福建台湾府管辖、后由台湾省管辖；清朝甲午战败被迫割让台湾后，才失去对钓鱼岛列屿的所有权。日本“二战”失败后，被迫归还中国的领土台湾，因而，从法理上而论，钓鱼岛列屿已经回归中国。
一、钓鱼岛问题的以往研究
中国与日本分界的钓鱼岛问题，历来是两国争论的焦点。在日本学者中也分成两种观点。奥原地敏雄主张钓鱼岛属于日本的冲绳县，奥原敏雄：《尖阁列岛的领有权问题》1971年3月。《季刊冲绳》第56号，1971年3月。而井上清教授在《尖阁列岛——钓鱼诸岛历史的解明》一文中，经过详细的考证，论证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领土。井上清：《尖阁列岛——钓鱼诸岛历史的解明》，日本现代评论社1972年。井上清教授的文章最早发表于1972年，本是其专著的一部分。1996年又由东京第三书馆出版《尖阁列岛——钓鱼诸岛的历史剖析》专著。井上教授搜罗的钓鱼岛相关中日文献十分详尽，论证也十分有力，因而在中日两国产生巨大影响。其后，中国学者中，杨仲揆、丘宏达、沙学浚、方豪相继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成果。大陆学者中，吴天颖于1994年发表专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地敏雄诸教授》，吴天颖：《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兼质日本奥原地敏雄诸教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该书在详细辨析史料的同时，对日本奥原地敏雄诸人的观点进行了批驳。1998年，郑海麟在香港发表《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一书，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香港，明报出版社，1998。该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西文舆图史料，并从国际法的角度批驳了日方的观点。正如陈捷先所说：“咸认该书征引史料丰富，研究深入彻底，论证公允客观，并为钓鱼岛列屿主权之归属中国，提出了如山的铁证。”陈捷先：《评郑海麟著〈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引自郑海麟：《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277页。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郑海麟著作《钓鱼岛列屿之历史与法理研究》增订本。原著有22万字，增订本达30万字。21世纪以来，中日双方都有新的著作问世。鞠德源所著《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鞠德源：《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以较大的篇幅详细论证了钓鱼岛列屿属于中国。其后，作者在2006年又出版了《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鞠德源：《钓鱼岛正名：钓鱼岛列屿的历史主权及国际法渊源》，北京，昆仑出版社，2006。进一步论证了钓鱼岛归属中国的观点。和慈毅在其《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一书中，从日本与琉球的关系讨论中，论证了钓鱼岛列屿属于清朝的版图。和慈毅：《明清时期琉球日本关系史》，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在日本方面，2002年浦野起央著有《尖阁诸岛·琉球·中国》一书，仍然坚持钓鱼列岛原是无主岛的观点。浦野起央：《尖阁诸岛·琉球·中国》，东京，三和书籍，2002。浦野起央还与在日本的中国学者合作，编著了《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一书，浦野起央等：《钓鱼台群岛（尖阁诸岛）问题研究资料汇编》，东京，励志出版社，2001。书中罗列了中国与日本双方的主要资料和观点。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者不肯公示有利于中国的日文史著，如1719年新井白石所著《南岛志》，新井白石：《南岛志》（1719年刊本），原田禹雄译注：《南岛志》，新井白石原著，冲绳，榕树社，1996。1785年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国说》，以及《冲绳志》、《冲绳志略》等书。
在中日学者的争论中，日本学者也向井上清及中国方面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日本有人说：在陈侃出使琉球的明代嘉靖年间，中国的统辖权尚未伸及台湾岛，所以，作为台湾附岛的钓鱼岛也不可能是中国领土。日方学者因而主张钓鱼岛是无主之地。对这些问题，有必要认真回答。我认为日本学者观点之不当在于，他们有意无意忽略了琉球与福州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而忽略了琉球与福州之间早就形成的疆界，这一疆界不只是自然疆界，而且是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之间的疆界。
二、琉球与福建关系的建立
冲绳群岛位于亚洲大陆架东面的海洋之上，大致处于中国的东面、日本的南面。因而冲绳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中国文化及日本文化两方面的影响。南宋末年，冲绳主岛出现了独立的国家，由舜天王统治。明代该国受中国之封，取名为中山国。中国史籍也称之为琉球。
明代福建与琉球往来的港口最早的泉州，后改到福州，对这一问题学术界的研究成果颇多。大致来说，自唐宋以来，福建的主要对外贸易港口从福州转到泉州，其原因应与福州港的弱点有关。福州港是闽江的内港，进入闽江口之后，还有100多里布满礁石的航道，才能抵达福州港。所以，福州港历来被航海家称为最险的港口。除了本地人，外来的船只不敢随意进入。这就限制了自身的发展。事实上，当时从海外进入福建领水贸易的船只，大都愿意到泉州的港口，而不是到福州。其次，福建南部的闽南人，是中国海洋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唐宋时期从中国出发的船只，大都属于他们所有。在他们的经营下，泉州与亚洲多数港口都建立了联系。对外商来说，只要进入泉州港，就可与各国商船贸易，买到自己想买的商品。这是泉州港胜过福州港的原因，也是明朝将三大市舶司之一设于泉州的原因。在前述背景下，可知当时琉球与泉州之间的航路是二者之间的主要航路，闽南的民众也常私下到琉球贸易。如正统三年（1438），“龙溪民私往琉球贩货”。《明英宗实录》卷四七，第905页。可以证之历史的是，在琉球国度起到重要作用的明朝移民，如蔡、郑、林、梁、金等居住于琉球的久米村，他们多为闽南人的后裔。他们应是在琉球人到泉州进贡的时代结识了琉球人，而后有机会到琉球发展，并被奉为上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