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勤生坐在邓力群对面，毫不客气地第一个发言，对着这位理论权威直奔主题说：“我叫袁勤生，是江南仪表厂的厂长。我想先说说对乡镇企业的评判问题。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乡镇企业好还是不好？是鼓励发展还是限制生存？是权宜之计还是永久的事业？这些问题多少年来理论界在研究，领导层在考虑，老百姓在深思，这的确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件重要的大事。我们搞乡镇企业的同志，十分热爱这项新生事物，但看到它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也深为忧虑。这些年来，乡镇企业为什么几经周折、几经风浪，肯定、否定一直徘徊不定，这对乡镇企业健康持续发展产生了严重影响，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究竟如何来认识我国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站在什么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怎样来看待和防止乡镇企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如何引导乡镇企业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我感到，这些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是到了应该好好研究，统一认识并确立发展乡镇企业理论，制定正确完善的政策，健全合理科学体制的时候了。”
邓力群非常赞赏袁勤生的观点，插话说：“这位袁厂长说得很好，我们此次来，就是想多听听基层同志的意见，回去后向高层做详细汇报，统一我们对发展乡镇企业的认识。”
袁勤生受到鼓励，心情格外激动。他接着说：“现在，社会上对待乡镇企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反对。其理由是说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三争’，即争原料、争能源、争市场，是以小挤大、以落后挤先进，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后又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再后来又说乡镇企业的发展，会导致基本建设失控、消费基金失控、外汇失控、信贷失控。原苏联东欧国家发生政治巨变后，又有人提出了乡镇企业是‘和平演变的基础’。这种观点无疑是错误的，是极‘左’思想的表现。身在农村的人都明白，乡镇企业充分利用乡村地区的自然及社会经济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对促进乡村经济繁荣和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变单一的产业结构，吸收数量众多的乡村剩余劳动力，以及改善工业布局、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建立新型的城乡关系均具有重要意义。
“另一种观点当然是支持，把乡镇企业看作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财源的重要补充和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这是正确的观点。老百姓是这样描述乡镇企业的：在“以粮为纲”年代，乡镇企业是“私生子”，它只能偷偷摸摸、顶着风险生存在夹缝里。面对“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血淋淋快刀，面对“偏离党的路线”的帽子和棍子的不断打压，乡镇企业从镇头搬到村头，从地上搬到“地下”。在计划经济年代，乡镇企业是“叫花子”。它乞求于大企业的“残汤剩饭”，敢当大企业的配角。它像一只散养鸡，到处寻寻觅觅，不遗余力觅谷找食求果腹。
“我在想，把乡镇企业看作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财源的重要补充和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观点虽然正确，但也有不妥之处……”
有什么不妥呀？在场的陪同人员，特别是常熟市的领导不禁又紧张起来，你袁勤生又要出什么新花样了？此时的邓力群一言不发全神贯注地听着袁勤生的讲话。可能是在讨论一个严肃话题，大家屏息凝听。室内寂静无声，与会者一个个脸无表情。
袁勤生不慌不忙，继续说话：
“把乡镇企业看成单纯的经济作用，我觉得不完备。我认为要弄清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发展乡镇企业？二、如何才能办好乡镇企业？这两个问题是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把乡镇企业的作用完全看作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财源的重要补充和农民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这也是目前从上到下各级领导支持乡镇企业发展的唯一理由。我在这里不客气地说，这是短视的、狭隘的，缺乏战略眼光的。这样，有可能把乡镇企业引入歧路。上述三个方面（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财源的重要补充、农民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的作用，归根到底一句话：一切向钱看，见物不见人。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办乡镇企业，企业厂长经理只知道一天到晚抓产值、利润、奖金，导致少数乡镇企业出现掺水分的产值、做假账的利润、滥发奖金实物，是求高速度、搞攀比、讲排场，只顾眼前利益不管长远利益的小农经济意识，因而不少企业在治理整顿中陷入困难的局面。因此，对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必须有正确的认识，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
邓力群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新观点，显得有些兴奋了。
袁勤生继续说：“……中国有12亿人口，农民占了9亿多。为啥穷？就是整个农村贫穷。要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搞大批农民进城这样的‘1958年式’的‘大跃进’是有历史教训的，是极‘左’的路线和思潮下的过激行为。但是，如果让9亿农民固守在乡村田野上，坚持‘以粮为纲’，死拼稻麦产量，不摆脱几千年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意识、封建主义思想和家族主义的困扰、侵袭，农村的面貌绝不会改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就无法提高。乡镇企业的出现，找到了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一个有效途径。上层领导要把乡镇企业作为提高中国农民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素质的大学校。如果中国农村贫穷落后，农民愚昧无知，那中华民族难以立世界民族之林。我认为，治穷必须先治愚，至少治穷必须同时治愚……”
“说得好，治穷同治愚，有见地！”此时，邓力群插话。
“对的，治穷同时治愚。”袁勤生说，“乡镇企业是农民办企业，工人干部来自农村，在本质上都是农民，因而有其认识上的局限性和方法上的片面性。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时期，农村劳动力跨入乡镇企业，但他们的脐带仍连在传统习惯的土地上，几千年小农经济的劣根性还影响着他们，再加上办乡镇企业一切向钱看的指导思想和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短期行为，导致在企业发展顺利时忘乎所以、目空一切，一旦陷入困境就垂头丧气、束手无策。这状况必然会影响乡镇企业的健康发展。”
“好的，你接着往下说。”你看，邓力群这位理论权威在鼓励这位农民思想家说出心里话了。
“我觉得，中央领导要从治穷同时治愚这一高度来认识发展乡镇企业，应该把发展乡镇企业的根本目的定位，定在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水平上。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途径，如果我们顺着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工业化，不仅不适合中国国情，而且也不符合中国农民的根本利益。乡镇企业的产生就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条工业化道路，它使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农民找到了转化自己能量、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阵地。以苏南农村为例，目前30岁以下的青年农民中大多数在乡镇企业工作，几乎每一户中都有一个。如果对这支进厂不进城的农民职工队伍加以锻炼改造，一方面组织他们搞好企业生产，发展经济，使农村逐步繁荣，使农民逐步富裕；另一方面进行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和科学技术培训，通过若干年的努力，使这支农民队伍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定环境中，潜移默化地得到改造，使他们在经济物质上逐步富裕的同时，思想情操上也增强工人阶级先进意识，成为有远大目标、远大理想的新型职工。通过这一支新型的农民职工队伍，辐射到整个农村的千家万户，从而达到提高中国农民整体素质，也就是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最终目的。我认为它才是我国乡镇企业伟大而深远的意义所在。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去办乡镇企业，搞乡镇企业的同志就能从一切向钱看的狭隘目光下解放出来，自觉地、主动地在改造农村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改造农民的主观世界，把乡镇企业真正办成繁荣农村经济，培育新型农民，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重要阵地。只有这样，才能树立乡镇企业的良好形象，确立其牢固的地位，使乡镇企业在正确思想指导下，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道路，真正肩负起发展中国工业经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到时候，中国农民队伍的素质提高了，中华民族也强盛了……”
袁勤生说得眉飞色舞，陪同邓力群考察的省市领导不禁连连点头。
“袁厂长，你的说法很有见地。发展乡镇企业，一方面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另一方面建设一支新型的农民职工队伍。好呀，你从振兴中华民族经济，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高度来认识乡镇企业，讲得很好。那你说说你们厂提高职工素质的具体做法？”邓力群略作思考后说。
“首先，我们抓了文化知识的普及，提倡爱什么、学什么。为了鼓励职工学习，我们还制定了十六字教育方针：坚持到底，没有关系；半途而废，收回学费。这样就使职工学习能够坚持下去，并且都不甘落后，不但如此，为了营造全厂职工浓厚的学习气氛，厂里还购买了两千多册社科书籍，并规定职工看到自己喜欢的社科学、自然科学类及知识类的书籍，也可买回，报销50％，归自己所有。这些鼓励措施，充分调动了职工们自觉学习的积极性。职工有了文化知识，看得多了，懂得多了，对厂里制定的规章制度和基础管理措施，也就能够理解有致，掌握有度了。我认为，职工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企业的许多问题和管理工作都难以解决和实施，因此，职工文化素质是基础的基础……”袁勤生说。
邓力群原来对乡镇企业是持否定态度的，这几天一连走了不少地方，对乡镇企业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现在听了袁勤生一席话，不禁暗暗赞叹：面前这位农民出身的乡镇企业家，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深入思考，看问题竟然如此深刻。他欠了欠身子，说：“袁厂长说得好呀，看来我们应该从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来看待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各级领导，各条战线的同志，应该充分认识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全力给予支持……”
座谈会结束时，常熟地方领导要邓老留下墨宝。他没有推辞，欣然挥毫，“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几个大字顿时跃然纸上。在场的省市领导、宣传部门负责人和企业厂长，立即报以热烈掌声。这是邓老对乡镇企业全力支持的一个明确表态呀！
会议结束时，一位省里来的领导附在袁勤生的耳边悄悄地说：“袁厂长，你了不起呀，把对乡镇企业持有偏见的邓力群的思想打通了！”
和段君毅对话
段君毅：“应该发挥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
1987年5月15日，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书记、铁道部部长段君毅一行，在江苏省、苏州市有关领导陪同下，来到江南仪表厂视察访问。这位早年参加“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冀鲁豫军区豫东指挥部政治委员、中共鄂豫区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开国将领，风尘仆仆来到江南农村这个乡镇企业进行实地考察，和厂长袁勤生促膝交谈。他的平易近人，热情真诚让袁勤生深为感动。袁勤生就如何加强企业政治思想工作这一问题继续和段君毅进行探讨。
袁勤生向段老汇报说：“江南仪表厂近年来得以快速发展，完全得力于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得力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的贯彻实施。”
段君毅说：“我是知道你们在做‘人’的工作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而且取得显着成就。当前，企业改革正处于探索阶段，也可以说是攻坚阶段，是难点、矛盾较多的时期。越是在这样紧要关头，我们越要坚持发挥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解决思想工作的关键问题，加大思想工作的力度，以便更好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袁厂长，你具体地说说，你们是如何探索创新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的。”
袁勤生说：“一个企业只要调动了人的积极性，抓住人的要素，企业就能兴旺发达，而且长盛不衰。我们的‘以人为中心’开明管理思想，主要是尊重人、关心人和培育人，真正把工人当主人。在新的形势下，要切实改变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导向性。如今，党员、职工群众在思想观念上有明显的变化，如群体意识在减弱，个体意识在增强；从言不及利到注重实惠，从好人规范到能人效应，从谦让到自我推销、竞争意识增强等。总之是越来越追求物质利益，越来越采用横向比较的思维方式。正是由于思想政治工作对象发生了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和方法也必须随着变化。我们应该讲究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导向性，通过即时工作，从大处着眼，小事入手，点点滴滴，日积月累，逐渐使职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袁勤生又说：“思想工作是一门大学问，思想工作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人是有感情的，情是思想工作拥有力量的一个重要源泉。
对群众、对同志有了深厚的感情，这是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企业领导者要端正对人的态度，把自己工作的对象视为兄弟、同志、朋友，尊重对方的人格、尊严，信任对方的首创精神、进取精神，关怀对方物质上、精神上的需求和疾苦。同志之间互相尊重，互相体谅，情同手足；领导和群众之间，同甘共苦，亲如一家，那么做思想工作就会有很好的效果。从根本上端正对人的态度，尊重人、信任人、关怀人，这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的前提。”
段君毅说：“听说你们早些时候已经总结出一套‘四改一渗透’的经验，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改革和建设中。能说说你们的‘渗透’经验吗？”
袁勤生说：“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探索。要说是做得比较成1987年5月15日，曾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铁道部部长，时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段君毅和袁勤生促膝深谈。
功的话，首先，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疏通引导，以理服人。其实，要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就不能光搞强迫命令，而要采取教育引导的方法启发觉悟。但思想工作也不是万能的。我们讲疏导不排除必要的‘堵’，严格的纪律和强制性的制度规定是需要的，有些事情即便思想不通也要按规定执行。我们在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就是制定了《厂规十条》，严格规定‘十个不准’。没这‘十个不准’，企业就不能步调一致，不能保证高度的集中统一。其次是情理结合，预测动机，疏通思想，引导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