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场虚惊，袁勤生笑了：自己的普通话确实太差劲，半个小时的汇报，都由陪同的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王霞林作翻译。他说：“我是农民，当年洪秀全‘金田起义’攻占了南京。至于我嘛，能不能到北京，还得努力，还要改造自己，更上一层楼”。
和张思卿对话
张思卿：“‘两劳’人员重复犯罪率应该下降。”
1990年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思卿，由江苏省、苏州市检察机关的领导陪同，来到江南仪表厂考察访问。
这位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从事检察工作，1998年起任全国政协副主席，2008年12月任中国检察官协会名誉会长的最高检察官，听了袁勤生关于企业管理和改革的汇报，特别是听了袁勤生“不开除一个职工”的论述后，十分欣赏地说：“你这样做，不把矛盾推到社会上，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是大有好处的。”
袁勤生说：“社会主义的企业，应该有双重任务，一是生产合格的优质的产品，二是培育遵纪守法的合格人才和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生产合格和优质产品，绝对控制劣质品投放市场，这是起码的职业道德；培育遵纪守法的合格人才和高素质的优秀人才，绝对不能向社会推出消极后进的人员，这是对社会负责任的表现。这是社会主义企业区别于资本主义企业的明显标志。”
张思卿说：“一个社会主义企业的企业家，都应该像你这样，不光追求经济效益，还应重视社会效益，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袁勤生说：“在企业管理中，我们注意防止各种矛盾的激化，重视社会的安定团结。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不解之仇的结成，往往都是从微不足道的小事开始的。因此根据防微杜渐的原则，我们努力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有一次，我厂一位车间干部与一个青工在工作上发生争执，这个干部骂了对方一声‘小贼’，刚巧这个青工以前有小偷小摸的劣迹，这样就揭到这个青工的痛处，使他顿时恼怒起来，于是双方大打出手。为了使职工之间的矛盾减少并得到及时处理，我们在修订厂规厂纪时，特地增加了‘不准恶语伤人’的条文。要求全厂职工不管在何种场合，都不能使用诸如‘贼’、‘强盗’等恶语，更不能用一种指桑骂槐的暗语揭别人的短处、痛处，或者用诬陷中伤的语言激怒对方。俗话说，‘良言一句三九暖，恶语伤人六月寒。’由此，企业中逐步形成文明交流的良好风气。此外，我们感到醉酒后容易肇事，提出了‘不准酗酒’的规定。两个人打架，很难分清谁先动手和晚动手，而且晚动手者往往比先动手的要重，因此又提出对方动拳脚，只要在白天有旁人在场一律不准还手的规定……”
张思卿说：“你做得对，社会的安定团结，必须从基层抓起。我回去以后，要让有关部门前来好好地总结一下你们在这方面的宝贵经验……”
袁勤生说：“经验谈不上，只是做了一些具体的工作。现在，社会治安越发严重，不时地听到哪里发生抢劫，哪里出现杀人，为此，各地经常开展严打活动，尤其是你们检察机关，坚持‘严格执法、狠抓办案’的方针，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声势很大。”
张思卿笑笑，说：“是的，社会治安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视。‘严打’是为了解决一定时期中突出的社会治安问题。”
袁勤生说：“张检察长，你是‘严打’总司令，我对此有一点不同看法。我认为严打是必要的，矫枉过正嘛，压压那些歹徒的嚣张气焰，而且在前一阶段也取得了显着成效，但是我觉得严打不应该是一种常态行为，如果是经常性‘严打’就会变得习以为常，对犯罪分子就起不到威慑作用，那就失去了严打的意义。”
张思卿说：“是的，‘严打’绝非长远之计。”
袁勤生又说：“我觉得，解决社会的治安问题是全社会应该重视的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经济、行政、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应该综合治理，依靠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才能预防犯罪，惩罚犯罪，改造罪犯，教育挽救失足者，达到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幸福生活，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目的。‘严打’以后，要着重对犯罪分子进行教育改造，不能‘打’时大张旗鼓，‘打’完就偃旗息鼓。我觉得，打击犯罪分子是重要的不可或缺工作，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同样是一项重要的不可或缺工作。现在，有前科的人重复犯罪率很高，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有些人‘二进宫’、‘三进宫’，破罐子破摔，有人说这是本性难易。我始终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不是说，人之初性本善吗？人的劣根性是不存在的。
通过劳教，要让犯罪人员感恩，不仅监狱干警要努力，而且全社会都要形成尊重刑释人员的氛围。对此，党和政府在相关政策中要给予明确，要求全社会消除对刑释人员的一切歧视，在诸如入团、入党，选举人民代表，评选劳模，各种奖励及一切社会表彰活动中，真正地与正常人一视同仁。从长远的观点看，对社会治安应该确立一个目标，即每年‘两劳’（劳改、劳教）人员的重复犯罪率应该低于成年人犯罪的比率，这一点应成为我们共产党人教育改造人的方向。如果做得好了，也体现了执政党的治国能力。”
张思卿听了，赞许地点点头。说：“劳改、劳教人员的教育改造问题必须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两劳’人员重复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原因很多，这里确有社会歧视、亲情缺失的问题，也有监管缺位，机制匮乏等问题……”
袁勤生说：“另外，司法公正也是十分重要。我在基层实践中感到，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对法官自由裁量权、院长操纵审判委员会和上级法院干预下级法院审判活动等方面的权力，也应进一步规范。”
这天，两人侃侃而谈，气氛热烈而融洽。
和陈作霖对话
陈作霖：“应该监督和约束一把手的权力。”
1988年5月22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副书记陈作霖一行，在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陪同下考察江南仪表厂。袁勤生向这位早年参加新四军的老革命汇报了江南仪表厂挽救失足青年以及不开除职工的一些情况。陈作霖很感兴趣，高度赞扬袁厂长治厂有方，并说：“要是全国所有企业都有你们的管理水平，那治安形势就大不一样了。”
袁勤生说：“现在，社会治安形势确实不容乐观，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屡有发生。另外，党政和企事业单位的腐败案件也居高不下。”
陈作霖说：“应该说，我们的检察部门和党政机关，包括司法系统各个部门都在采取措施，不仅加强打击力度，而且在源头上加以控制，尽最大限度地给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
袁勤生说：“今天，我想斗胆地在陈书记、曹书记两位纪委书记面前谈谈我对治理党内腐败问题的想法……”
陈作霖说：“好呀，党内不是有广开言路的传统嘛。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你有什么想法尽管大胆地说。”
袁勤生笑笑，说：“我这人没什么本领，就是胆子大，敢想敢说，敢作敢为。”
陈作霖也笑了：“好，我喜欢这样的个性。”
袁勤生说：“……我觉得，造成党内腐败的原因很多，有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也有机制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后，拜金主义等资本主义文化中腐朽没落的东西大量涌入，许多党政一把手逐渐弱化和淡化了‘公仆意识’、‘为人民服务意识’。我觉得，对党政企一把手的权力监督，目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陈作霖说：“袁厂长你说得对，这是问题的关键。应该监督和约束一把手的权力，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党内的腐败问题就很难得到解决。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在加强对各级党政一把手监督制约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制定了一系列加强党内监督的法规制度。但从总体上看，对一把手的监督和制约仍显薄弱。”
袁勤生说：“目前不少一把手自律意识淡薄，不愿接受监督，养成了独断专行的作风，把权力的触角延伸到领导活动和私人领域的各个层面。需要指出的是，上级组织对下级一把手也存在着重使用、轻管理，疏于监督。一些地方往往只注重对一把手的工作实绩，特别是只注意工农业产值等经济指标完成情况，忽视对其思想、作风，特别是廉洁自律情况的监督。由于一把手掌握着决策、审批、管理、提拔、分配等大权，不少部门和单位领导班子的其他成员不敢或不能行使监督权。有的班子成员怕多提反对意见被误解为‘闹不团结’，怕被‘穿小鞋’。更有甚者，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监督不成反而成为‘帮凶’。由于体制的缺陷，政务不够公开，权力的运行缺乏透明度，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群众很难真正有效地行使民主监督权。”
陈作霖说：“袁厂长，你说得很准确，很到位，提的问题也很尖锐。我们在各种场合也经常讨论这些问题，有的地方恐怕比你说的还严重，确实让人焦虑！”
袁勤生说：“如何约束党政企一把手的权力？我觉得必须强化对一把手决策权和调控权的监督，特别是对其在人员安排、资金调拨使用、重要项目的审批等方面的调控权要重点监督。应该说，用人权是一把手的核心权力之一。在提名、票决、酝酿等关键环节上，必须建立票决制、个人推荐实名制、个别酝酿制、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选拔任用程序纪实制和工作表现档案制等制度，以制度规范用人权。建立党政一把手选人、用人失察、失误的问责制度和干部选拔、任用职责离任检查制度，进一步强化党政一把手在干部选拔任用上的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和卖官、买官现象。”
陈作霖说：“请袁厂长你具体说说监督和约束一把手权力的想法。”
袁勤生说：“我认为，必须拓宽监督渠道，着力构建一把手监督管理机制。首先，上级党组织及组织人事部门要承担起对下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监督的主要责任。要建立健全定期谈心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函询回复制度，使上级对下级的监督经常化、制度化；建1988年5月22日，中纪委常务副书记陈作霖一行，在江苏省纪委书记曹克明、苏州市委书记高德正陪同下考察江南仪表厂。
立健全惩戒制度，对那些长期拉帮结伙、工作平庸、群众意见大的一把手，上级组织部门要及时发出诫勉通知，限期改正。对没有改正甚至出现新问题的，要进行组织处理。这些监督措施的有效实施，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必须追究责任，即哪个地方、哪个部门的一把手出了问题，必须追查在提拔、任用这个人过程中是谁拍板定调的。这要成为一项纪律。
“其次是强化班子内部监督。班子成员既要自觉维护一把手，尊重一把手，支持一把手，又要大胆监督一把手，防止独断专行，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要强化党内监督。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党内监督制度，如坚持和落实‘三会一课’、党员领导干部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等党的组织生活制度，使一把手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接受广大党员的监督。各级执纪执法部门要坚持原则，敢于碰硬，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再次，强化包括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监督的社会监督。严格实行政务公开制度，把有关重大事项的决策原因、决策依据、决策执行过程和结果，通过一定的形式向干部群众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把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重要手段。对领导干部行使人事权、财权进行监督和审计，扩大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的范围。我的想法是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有效做法，定期公布一把手的资产，真正接受群众的监督。要把组织、纪检、监察、宣传、司法、审计等部门的力量组织起来，形成卓有成效的横向联动机制，实施对领导干部的全面监督，把党内监督与司法监督有机结合起来。还可以考虑让群众参与有关领导班子的决策，这样可以让决策机关直接了解民情、掌握民意、吸纳民智。特别对地方区域内的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群众利益由政府决策的大事，都应在地方报纸上详细登载，这样不仅让百姓知道领导的所思所想所为，体现人民当家做主，而且也是接受全民监督的具体措施。
“张书记、曹书记，你们在这方面是专家，我上述的想法还不够成熟，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我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中，尤其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向我们涌来的今天，我们执政的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处理他们手中的权力？是维护司法公正和做为人民服务的人，还是做滥用权力，欺压百姓的人？同样是领导干部，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都拥有重要的权力，都接受着各种严峻考验，但他们有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一种是自律禁欲，永远守廉，始终保持高度的革命风格。而另一种在物质利益面前失去一个领导干部应有的原则，成为历史的罪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出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映？最根本的是自身素质的问题。所以，任何人都不应该放弃学习，不应该放弃对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做到学而不厌，警钟长鸣……”
陈作霖说：“袁厂长，你的话对我启发很大呀！尽快建立起对一把手权力监督和约束的机制，这项工作是到了应该重视的时候了。”
不知不觉已交谈了近两小时，两人言犹未尽。看看时间不早，陈作霖等起身告辞，说：“袁厂长，你看问题很深刻，有机会你到北京来，我们继续聊。”
“好呀，欢迎你常来常熟。”袁勤生说。
两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和邓力群对话
邓力群：“治穷同治愚，有见地！”
中国乡镇企业的出现，改变了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各不相干的二元经济结构，打破了农村、农业、农民“三位一体”的自然经济格局，走出了一条实现农村工业化，让农民脱离贫穷的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但在乡镇企业萌动之初，由于“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不少人对乡镇企业有偏见，在思想理论界也存在着严重分歧，个别人竭力加以阻挠。然而，乡镇企业这一“草根工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在夹缝中求生存，终于拼出了一条艰苦的发展道路。
1986年5月22日，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后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邓力群，由《求是》杂志副主编吴建国、江苏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于登等陪同来到常熟，他正是带着“乡镇企业的地位和作用”这一专题前往苏南考察的。
在江南仪表厂会议室里，邓力群首先说：“各位领导，各位同志，我们这次来，想听听各方人士对乡镇企业的想法，不带任何偏见，希望在座各位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什么说什么，讲错也没关系，是座谈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