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文化界,有几位女性颇有声望,比如后汉的班昭,又比如唐代的宋若莘。(《旧唐书》作宋若华)这两位的名字,很多国民并不知晓,其实她们对古代妇女地位的认可和规范,比吕后和武则天有着更为广大的影响。
《后汉书·列女传》曰:班昭,一名姬,字惠班,是班彪的女儿,《汉书》著者班固的妹妹,扶风曹世叔的妻子,博学高才。曹世叔去世得早,班昭很有德行。其兄班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完成就去世了,汉和帝命班昭续完这部著作。班昭多次被召入宫,为皇后贵人讲学,又给刘向的《列女传》作注,号曰曹大家。
史册对她帮助其兄续成《汉书》一事多所称道,孰不知她的《女诫》对后世的影响远大于此。班昭生于光武帝建武年间,当时,豪族地主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族权、父权和夫权的力量也有极大加强。为了使即将出嫁的女儿们少遭受些挫折,班昭把自己做媳妇的经验和对生活的理解写出来,成为《女诫》,并用它来教导自己的女儿。
可能《女诫》适应社会的需要吧,问世不久,就走出了私人教科书的狭小天地,成了通用的女子课本。明末清初儒者王相把班昭的《女诫》、唐代女学士宋若莘的《女论语》、明成祖徐皇后的《内训》、自己母亲刘氏的《女范捷录》(又称《女范》),合称为“女四书”。
《女诫》是我国第一部以儒家正统思想阐述女性教育的专著,共1600 字,全书从卑弱、夫妇、敬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个方面阐述了女性应遵循的封建伦理。今日人们常常提起的“德言容功”,就出在《妇行第四》。“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清闲贞静,守节整齐,行己有耻,动静有法,是谓妇德。择辞而说,不道恶语,时然后言,不厌于人,是谓妇言。盥浣尘秽,服饰鲜洁,沐浴以时,身不垢辱,是谓妇容。专心纺绩,不好戏笑,洁齐酒食,以奉宾客,是谓妇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专心第五》则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离也。”
此类文字,历史上的男性撰著常常乐此不疲,但从一位才貌兼备、有地位的妇女口中亲自说出,则是第一次。女性素来为男性瞧不起,圣人孔丘把女人和小人并列。西哲亚里士多德认为女性本身的痛苦是由其性质决定的。古代男性皇帝后宫佳丽动辄成千上万,女皇帝武则天讨了几个面首,就被世人举为奇淫的典范。男权控制的世界,男性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决定大权,女性无参与的权力。没有权力参与,便低眉顺首,便忍气吞声,便默默忍受,只能使持权者更加猖狂,女性的悲剧程度更加深刻。在男权社会,男人会把无数的网罩在女性身上,如果女性自己始终不作挣脱的努力,作茧自缚,只能悲上加悲。《女诫》以女性自我束缚认同、适应男性社会,结果只能越来越失望。
17 世纪女性主义者普兰·德·巴雷说:“所有男人写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有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
这可算是阅读的一个经验。然而一本书如果出自女性之手,也就是女人写给女人看的书,读者并不作如是观。由于作者本身是女人,那内容就多了一份诱惑。在女性读者看来,完全可以放下警惕性,全盘地接受。
所以以此看来,中国女性的附庸地位,一方面是男性社会决定的,就其程度来说则与女性本身也有关系。这一点似乎与觉醒者不同。法国的西蒙·波娃是一位女性作家,写了许多关于女人的书。她不是凭借作家的话语权力宣扬女人应如何做,而是告诉世界女人是什么。这需要异乎寻常的勇气,是班昭等人所没有的勇气。一个人,没有这种勇气是很难对自身作出客观评价的,只能依附于他人。
班昭凭家庭背景、知识才干,登上高位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不是检讨社会,却使男人奴役女人的世道更加合理化。即使她当初撰写《女诫》的目的在于教育女儿,后人也会抱有微词——因为后来的统治者使《女诫》变成锁住女人灵魂的枷镣。她属文的心理对她个人而言虽然很正常,但无论如何也是女人本身的一种悲剧。唐朝的宋若莘也可作如是观。宋若莘是宋廷棻的女儿,入宫后谈经论史俱能称旨,博得皇帝的称赞,与班昭颇有相似之处。入宫后著《女论语》十二章,全为男性社会下如何做女人的准则。她们的举动,与五代时窅娘缠足跳舞迎合男人是无异的。
一部中国史,是女性的被奴役史,是男人的发展史。史如何作成现在这个样子,所有女性都该思考。这个思考不仅包括咒骂男人,还应该包括对自身的检视。只有如此才是自身发展壮大的正途。
当然,在社会文化结构不发生突变,即在族权、父权、夫权不除的氛围下,《女诫》思想很难连根拔掉。但反思不反思,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否则做了悲剧人物还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