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县制是秦帝国在政治制度上的探索与创新，与分封制相比，其对于行政区域的划分更为合理，社会运营成本降低，效率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均有所提高，是历史划时代的进步。然而在秦帝国时期，这进步的制度并没在施行中发挥出它最大的政治效用。究其效果不理想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只不过是新制度施行得过于仓促，而新旧制度交替中间又缺乏必要的过渡，制度上的硬着陆最终遭到了社会的反弹而已。
受政治现实所迫，项羽做了大胆的尝试，采取了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的方式来过渡。实践经验表明，这个过渡非常有必要且行之有效，为再次造就大一统的帝国立下不可埋没之功。这从侧面也反映了，制定如此制度，项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然而遗憾的是，这制度的缔造者却没有成为印证者，反倒是成就了他政敌的千秋霸业。
倘若以推动历史进程及政治务实性为进步的标准，以今日眼光来看，项羽采取分封的理论基础和目的，实为进步之举措，因为它既符合历史现实又推动了历史发展。然而，一直以来，项羽却从没获得过公正的历史评价及待遇，不能不说是种悲哀。
屡屠城为哪般
由史籍的记载我们可知，在秦汉两个王朝的交替过程中，在人性上确有种种开历史倒车的情形，而这一切又皆因经济而起。自项羽分封始，向后倒翻史卷，却发现大泽乡暴乱才是人性倒车的源头。一幕幕武装暴徒将屠刀挥向平民的惨剧自那时起，不时在历史舞台中间上演。
公元前207年正月，项羽奉命带领部属攻打军事要地襄城（今河南许昌南部），经过一番苦战，夺取襄城后，对城内居民进行了灭绝式的屠杀。公元前207年七月，项羽携刘邦共同奉命攻打城阳（今山东青岛北部），在攻占城阳后，又一次采取了屠城的方式来结束打扫战场。公元前206年四月，刘邦率军向西进发，意图进攻秦中央政府所在的关中地区，途中曾在颍阳地区遭遇秦政府组织的阻击。战斗以刘邦带领的反政府军获胜而告终，但是在战斗结束后，反政府军中再次出现大规模屠戮平民的事件。
难道是他们杀人杀红了眼，杀出了瘾？学界研究发现，生物界中，动物会因食物的缺乏而互相残杀，但极少有物种能在对同类的杀戮中感受到快感。然而很不幸的，人类的近亲、灵长目动物黑猩猩就在这极少类中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在族群争夺生存空间时，会因杀掉对方族群的成员而产生异样的兴奋。
在史册记载中，也确有以杀戮为乐的人存在，然而这样的例子并不广谱而具备代表性。这种具备杀人癖好的个案，在暴露出畸形人格后，会持续表现出病理状的杀戮偏好。典型的有三国东吴末帝孙皓、十六国时期前秦厉王苻生、北齐文宣帝高洋，还有明末反政府武装组织头领张献忠。
从史料中看，项羽和刘邦并非持续地进行大规模屠杀，并以此为乐趣。从他们不具备典型的病理特征这一点，基本可以断定他们并非因人格扭曲或心理变态而杀人。那么，他们屡屡屠城又是为了哪般？就历史记载而言，项羽首次屠城的时间是公元前207年正月（以十月为岁首）。根据经济常识可知，这个时段距春季农业播种时间为期不远，正是一年中经济作物相对匮乏的时期。那么，会不会是迫于经济压力，才出现大规模的杀戮行为呢？这可以作为我的一个猜想，而后来逐步分析其是否具备合理性。秦末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成员构成比较复杂，既有昔日的贵族，也有草根出身的平民，还有秦政府的底层公务员，这些人加入反政府武装的理由各异，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可供参考。率先参加反政府武装组织的平民，多是由于经济基础薄弱，在断绝经济来源后，为谋求生计才铤而走险。而其他成员中，除去旧贵族是主动策划者外，剩余成员多是受形势所胁迫，不得不进行武装叛乱。
这里我们应该考虑到一点，旧贵族们虽然曾经是贵族，但是在当时，他们早已脱离了昔日的优势资源，他们所掌握的物质资源，并不比普通平民多出许多。以他们自身经济能力来供养一支军队，基本是无法实现的目标。旧贵族都无法提供出的经济支持，指望组织内其他成员来完成，更是难以实现。基于此可以判断，大部分组织成员的赤贫化，使整个组织面临着极为庞大的经济压力。具体些说，一大群壮汉的吃饭、穿衣，以及手中的武器来源，都是有待解决的持续性经济问题。
反政府武装组织不同于政府的正规军。正规军的一切经济供养由政府来完成，既有的财政收入体系能及时地将经济给养补充给军队，以供其必要之需。而反政府武装组织除去抢劫外，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方式。由于他们流动扩张，并且拒绝负担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这种等同于流寇的特质，决定了其索取经济价值的方式必然是涸泽而渔。因为这种方式才是最经济的选择。换个角度说，反政府武装组织对所经过地区中的社会及经济秩序带来的破坏几乎是毁灭性的，这也就导致了地区内原居民为自我保护而产生本能式的反抗。然而反抗失败后，生命正在受到掠夺者的屠刀威胁时，居民们仍然不愿交出经济资源，这可能性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的经济资源太有限了，有限到以至于交出去后就丧失了基本的生存底线。
或许这才是项羽屠杀平民的真相：为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而做出不够人道的政治选择。顺着这条线索，我们可以尝试分析他第二次屠城的原因。
第二次屠城的地点是山东城阳，时间是公元前207年七月。山东的主要农作物为小麦，小麦的收割季节一般在农历五月到六月间，鉴于这两点客观常识，我们可以判断，项羽在攻打城阳时，城阳地区已经完成了小麦的收割。依照常理，收获季节刚过，平民家中应该有些储备的粮食，在面对无从抵抗的武装力量时，咬咬牙，拿出一部分粮食赎买自己的身家性命，是天经地义的事。要知道，土匪流寇们杀人是手段，获得经济给养才是根本目的，如果能打着秋风，本不至于非将事情弄到见血的地步。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从历史的时间脉络上看，这距大泽乡武装暴动两年时间，离大规模社会动乱大约一年半时间。这一年有余的社会秩序紊乱逐渐渗透到经济秩序中：农民无心耕种，商人无心经营，在经济的震荡衰退中，将各自的储备消耗一空？？若这种猜想是真实的历史情况，那么由此推论下去，被屠杀的城阳居民也应该没有富足的粮食储备用来赎命，尽管收获的季节刚刚来过。
种种历史迹象表明，项羽麾下的军队一直处于经济窘迫的压力之下，逼着他一路杀将过去，以掠夺的方式谋求基本经济来源。有这样一个历史线索能为当时的经济窘迫情况做出佐证，即钜鹿之战前，项羽在杀宋义时曾提过军中粮食短缺的问题。而钜鹿之战后，项羽与章邯的和谈，也和军中短缺粮食有着不可回避的联系，以至于后来的坑杀秦卒，甚至是楚汉相争的败北，都与经济给养不足有着莫大的关联。
经济资源的匮乏，如附骨之蛆般伴随着项羽的全部戎马生涯，这使得文韬武略，天纵之才的西楚霸王不得不屈从于现实。而经济上的无以为继，则葬送了他的全部江山。临终前那无奈的自嘲——非战之过，如今看来却是充满了不甘的惆怅和深深的悲哀。
无底线的人性，倒退的历史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虽然历史上无明确记载，处于同时代的其他武装组织也有相似的大规模屠杀行为，但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他们取得经济给养是遵循经济交换原则而非暴力手段。劣因换不来良果，社会动荡引发了经济衰退，人们为争夺有限的经济资源而拔刀相向，在当时确是不争的事实。
人类的需求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使得人类的物质文明渐次进步，伴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精神文明也不甘落后地奋起追赶——人性因此而成长。应该说，人性健康成长的方向，才是历史进步的方向。
由上述观点可以推论，经济是人类文明的基石和载体，是历史进步的源动力。若经济系统出现故障，引发经济资源的严重不足，人性就会在那一刹那倒退，甚至直接击穿底线，将人类打回到野兽的原形。因此说，一切恶意破坏经济秩序的行为都是开历史倒车。
历史证明，令历史大开倒车之路的，多是这些打着正义旗号却行着土匪流寇之实的“农民起义”。而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往往其始作俑者又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流氓，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惜捏造谎言，煽动淳朴的农民生事，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被破坏，就会像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波及到经济秩序，导致社会系统就此彻底紊乱。而历史同样也证明，参与动乱的农民，永远不会成为受益者，只会成为野心家牟利的工具和登上高位的垫脚石。
无论这些秩序的破坏者最终的牟利目的是否达到，历史终会因他们的倒行逆施而开倒车，整个社会也都将被迫为他们的私心支付额外的成本。那些无奈地被混乱裹挟着，又渴望安定生活的平常人，只能在恪尽职守中痛苦地生存。他们多么希望历史从此不再倒行。然而可悲的是，人性在继续，历史也在继续，贪婪和野心的频繁出没使得人性屡屡击穿底线，令历史的书卷上写满血迹斑驳的篇章，永不停息。
资料篇：钜鹿战役中的一些不合理之处
钜鹿之战起因是赵地军事告急。事情的发展是：秦政府北方集团军司令王离接到急调令，由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急调至河北，对赵地武装叛乱分子进行军事镇压，在邯郸地界取得初步胜利后，继续进军，意图全歼叛军，取得彻底胜利。赵地反政府武装首领赵王歇及其助理张耳在首战失利后，决定退保钜鹿。由于军事实力上的差距，被王离麾下的军队包围在这一地区。这时，中原集团军在司令章邯的指挥下，已经在东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败项梁领导的反政府武装组织，之后西进增援王离的北方集团军。
在钜鹿面临朝不保夕的危机面前，赵王竭力派出使者向其他反政府武装组织求援，但是回应者寥寥，惟独陈馀象征性地派遣了5000人救援，结果全部阵亡。此役后，陈馀再不敢发兵。任凭钜鹿城内呼救连连。这一过节，成了日后陈馀、张耳这对昔日好友交恶的直接理由。要说清楚的一点是，其实导致两者日后形同陌路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在利益的根本矛盾上。由于两者的利益有分歧点，相互间又不愿意妥协，于是就撕破了脸皮，翻脸成仇。当然，这只是题外话。
在钜鹿城失守指日可待之时，先前被章邯击溃的楚地反政府军却神奇地出现在漳河北岸，先是多次骚扰章邯军的粮道，小胜之后，项羽按捺不住获胜的欲望，将自己手下的所有士兵集结起来，孤注一掷地越过漳河，与章邯带领的政府军厮杀起来。经过一番血战，章邯所率领政府军战败，退守于钜鹿以南的安阳。随后项羽率领军队开始疯狂地进攻王离的军队。在榜样力量的鼓舞下，其他反政府军陆续投入战斗。此战后，反政府军取得了对秦作战的决定性胜利，秦军主力损失过半。
关于史上记载的钜鹿战役，个人觉得有些疑点，退一步说，起码是令我感觉很费解的点，这里列举出来仅供读者参考。
第一，为什么章邯军队抵达钜鹿之后，没有协同王离的军队直接强攻处于守势的赵军。根据项羽杀宋义时的说法（“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大意为：不率领部队渡河去从赵国取得粮食，跟赵合力攻秦），从中可以挖掘出一条隐藏信息，那就是赵军所占据的钜鹿城内粮草还算充足。假设秦政府军有一种打算，那就是封锁住钜鹿城，让城内的经济给养消耗空，城不攻自破，那么这种可能必定要建立在他们有足够的经济补给的基础上。因为这是消耗战，只有自身控制的经济资源多于对方才能有胜算，由此假设，可以引出下一个问题。
第二，从军事技术角度考虑，可以利用被围困的钜鹿城做诱饵，采取围点打援的方式来吸引其他反政府军营救，从而形成主力会战的形势，一次性将反政府军彻底击溃。如果做好这个准备，那么依章邯麾下军队曾经表现出的战斗力来看，绝不该仅是具备歼灭陈馀5000人的小股部队的实力，而抵挡不住项羽的区区三万人。
第三，以章邯卓越的战争头脑和丰富的战场知识来看，他不该意识不到经济补给线对于部队的重要性。那么着力保护粮道就应该是他战略部署的重中之重，而多条经济补给途径无疑是分散、降低风险的必然手段。任何有军事常识的人，都不会在率领部队中只保留单一的粮道，更不会任由其被攻击而无动于衷，不做防范。就史书中所言来看，这显得太不合情理，除非有一个巨大的陷阱隐藏在其背后，否则就难以解释得通。
第四，如果章邯为项羽布下了一个陷阱，那么后来的败退又成了一个无法解释的话题。根据史书上的说法，章邯军队的败退有相当大的成分是因为准备不充分。由上述的种种自相矛盾之处不难看出，这段历史若不失真，那么其中必然又隐含着些特殊的信息。
应该说，章邯与王离这两个集团军司令间的沟通出现了重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