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给了一个民族挺立千秋的自信，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称谓。这慷慨激昂的三句话，给了一个帝国统治者至高的评价。这位统治者所生存的年代，就是被后世广为传诵的“汉唐盛世”中的汉帝国时代。“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成了时代的最强音。
这个因开国皇帝发迹地为汉水源头而就此命名为“汉”的朝代，其政权统治华夏大地长达四百年。它的存在，标志着帝国文明已走出了秦时期的探索，进入了一个辉煌的阶段。前朝的执政经验，为汉帝国提供了充分而有效的执政理论依据。帝国政权的稳固续存，昭示着帝国文明鼎盛时期的到来。
同时期的亚洲大陆上，游牧文化同样经历了一幕剧烈的盛衰变化，匈奴的神话，月氏的传奇？？一个个动人心魄的故事频露峥嵘。而欧洲大陆上，正处于爱琴文明的晚期。罗马帝国，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即将从欧洲众多的社会群落中脱颖而出，用武力开创古历史中另一段文明。似乎整个人类文明都就此进入到一个繁荣时期，在历史的长河里群星璀璨、熠熠生辉。
汉帝国缘何而生，缘何而盛，又缘何而衰？它和秦帝国有着怎样的关联？在未翻开汉的史卷前，这问题纠缠着我终不得解。然而真的打开了史卷，更多的问题迎面而来，让我不禁惶惑了，难道这就是两千年来备受推崇的“强汉盛世”？
一历史原来可以开倒车秦帝国解体后，项羽将完整的帝国肢解得四分五裂，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这被后世的史学家抨击得体无完肤，称其开历史倒车。然而刘邦的分封却没有遭到任何的非议。这恐怕该是成王败寇逻辑下的双重标准。我们无法将其忽略不计，所以只能任由着历史倒车在这双重标准中大行其道。
关中往事
公元前206年十月，秦王子婴素服白马，带着业已打包封好的，象征着秦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玺、符、节等信物，向一个叫刘季——后来更名作刘邦的男人投降。至此，雄霸四海的秦帝国彻底土崩瓦解。
两个月之后，一个军事天才带着40万人的军队，尾随着刘季的足迹，一路烧杀掠夺地来到了关中地区，随后就把这里变成了惨不忍睹的人间地狱。这个近似瘟神样的天才男子叫项籍，字羽，反秦政府武装组织的首领，后来的西楚霸王。
项羽及其手下的入关，像是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带给关中百姓无穷无尽的灾难，却扣留了仅存的希望。他们一连折腾了三个月，仍然不愿罢休。然而为了更大的利益，他们不得不选择了结束这一切，并离开关中。公元前205年的春天，这群灾星带着满心的憧憬和因掠夺而带来的快感，离开了这片被他们蹂躏得几乎体无完肤的焦土。吸引他们离开的，是各自获封的王位和土地。这似乎让业已消亡十余年的封建制度死灰复燃。后世的历史学家无不对此口诛笔伐，尤其是谴责那只看似主导着这一切发展的幕后黑手及它的主人项羽。主流的说法，认为他开了历史倒车。而持这主流说法的人，往往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常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或称唯物史观，在判定历史进步与否的依据上，有着无法回避的硬伤和缺陷。首先是过于迷信物质因素并弱化人的因素，这直接导致了历史价值观的扭曲，彻底蜕变为只承认成王败寇，即胜利者就是历史的进步方向，失败者就是历史的落后角落，而彻底忽视历史事件中的偶然性。
成王败寇的逻辑，常使得历史事件的判断出现双重标准。以项羽和刘邦为例，他们面临着同样的历史客观条件，相近的历史时间，选择了相似的政策，在历史中却得到了截然不同的评价。项羽的分封就是逆历史发展潮流，开历史倒车，而刘邦的分封就是顺应天意，符合历史进步的发展轨迹？两相对比，不难发现，这些说法荒唐得近乎可笑。
另一个缺陷是执迷于生产力及生产关系中而不能自拔，而全然罔顾经济规律及一切历史事件的本质。典型的表现是，只用条条框框圈定现象，如农民起义等，而不加以理性、客观、具体地分析，就将其一律定义成所谓的“历史进步”。比如陈胜、吴广的反政府行为，其本意也好，带来的后果也罢，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除了破坏经济秩序，引发社会动荡，制造社会创伤外，再无其他意义。如此行为，根本谈不上任何的历史进步，可是却堂而皇之地被历史唯物主义者列入进步行为当中。这过于草率的结论，不只是引人发笑那么简单，而是很容易给后世的读史、学史者带来误导的麻烦。诚然，历史有规律，但不全是一般规律，往往起到扭转历史走向作用的，都是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偶然。这偶然，就好比那左右天平倾斜的最小砝码，放上了，就会打破原有的平衡。一个微小却关键的点失去平衡后，会成为引发一个小系统失衡的因素，一个小系统失衡则会成为一个大系统失衡的因素，这种失衡层层叠加，失衡所带来的震荡效应逐级放大，直到引发整个社会的平衡产生彻底变更，最终产生新的平衡并形成新的系统才算彻底告一段落。
这种初始条件的极小偏差，就可能引起结果的极大差异的情况，在当代科学中被称为“蝴蝶效应”。而如前文所述，社会秩序由失衡再到重新平衡并形成新系统的过程，就是所谓的历史运行轨迹。
如果我们把一段时期的历史运行轨迹当作一个系统，那么就会发现，在诸多的偶发不确定因素存在的前提下，它的变化在一定的时间段里相当难于预测。根据既有的条件，却无法对未来作出准确判断，“规律”二字就无从谈起了，更毋论“必然规律”。
然而在偶然因素介入前，事态发展仍旧按照线性变化逻辑进行着常规运行的社会行为系统，却是存在的。也只有这样的社会行为系统，才能有规律可言。而符合这个标准的，却惟有一个经济系统。
换言之，历史的经济形态才是历史的一般规律。由于其具备可证明性，才称得上科学。而依成王败寇和生产关系条框作为判断依据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缺乏可证明性，所以遍布着伪科学的色彩。
米价高涨后的非典型通货膨胀
有人说，历史是沿着时间的脉络呈螺旋式进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说法过于含蓄了。直接一点的说法是，历史不总是进步的，时常会出现开倒车的情形。从无数个改变历史走向的偶然中，也可以做出这种假想。我认同历史会开倒车，但不认同唯物史观中的倒车论。关于这点，可以重新回到史卷中去印证。
我们姑且不管项羽的分封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也不去过早地给它定性是否进步，只看历史的进程与结果可知，分封并未结束当时混乱的局面，狼烟依旧升腾，战争仍在继续，离天下太平还有那么一段距离。
社会环境及秩序的不稳定，对于经济发展的杀伤力是非常可怕的。如典型的农业、制造业（手工业）生产、商业运输、经济价值交换，都因社会的动荡而无法正常进行。尤其是战争，对于社会环境及秩序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在战争时期，处于战区和与战区接壤的地域，无一例外地都会受到战争的冲击，从而导致相关区域的经济环境急剧恶化。战争的持续使得危害更甚，这会使得经济环境的恶化呈长期性。在这种条件的作用下，经济的衰退、萧条将成为一种必然的结果。
从秦末首次出现武装暴乱起，到三年后的秦朝终结，再到五年后的汉王朝建立，这前后共八年多的时间里，战乱在华夏大地上就没有休止过。凭经济常识，我们就可以判断，在那个时候，社会的经济状况一定不容乐观。然而根据史料记载中了解到的情形，却发现要比想像中的更为触目惊心。《汉书·高帝纪》中曾记载，于公元前205年7月，关中地区米价一度高达每斛米上万钱，这比起秦朝土地制度突变时期的米价还要离谱。食物价格的居高不下，使得当地居民无力承受如此沉重的经济负担，社会中竟然因此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这种反人类、反人道、反文明的现象，无论如何也称不上是历史的进步。反过来说，把这理解成开历史倒车倒是非常妥帖，而且不需有异议。而追究起这现象的根源来，所谓的“义军”是绝对不能逃脱干系的。从本质上讲，他们就不是想依照经济的价值交换原则来获得经济给养，而是通过暴力手段获得，通俗的说法就是明抢。一旦有人开了先河而且没有为此行为付出代价，那么后来者就会更加无所顾忌，以至于使这些名义上的“义军”产生一种错觉，即谁更野蛮，谁更残忍，谁更无人性，谁就能获得更多的经济给养。
无须多言即可知晓，这样的社会氛围只会激活人性中兽性的一面，令这些人竞相比拼着降低自身的人性基准线。无论是文明还是人道，在那一刻皆被尽数忘却。当人抛弃了人性，彻底退化成了野兽，难道这还不是最大的历史倒车？相比之下，分封，这被部分史学家们臆造出的历史倒退，在人性返祖面前根本不值一提。况且，那个特殊时期的分封就是开历史倒车吗？我看未必。
本能的占有欲
秦篇里曾说过，一切政治需立足于现实，这里依然要旧话重提。分封，其实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形势选择的一种政治策略，项羽和刘邦都曾采用过。如果扣除成败因素，其实不难发现，两者采取相同政治策略的内在原因有着太多的相似。最起码主观上，他们并不乐于分封，但是客观形势迫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做。关于此，可以在史料里找到些蛛丝马迹来证明。
《史记·淮阴侯列传》中有这样一笔记载：（项王）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这句话是韩信的口述，意思是说，项羽是个舍不得封赏功臣的人，即便有人立下战功，应该加封晋爵，他也舍不得给封赏，宁可把刻好的大印放在手里玩磨到失去了棱角。
这一说法不排除韩信因个人境遇而出于私心的诽谤，因为依历史上的记载，他在项羽帐下做郎中的时候，曾为项羽提出过诸多作战计划建议，但是都未被采纳，也谈不到有功。所以，韩信的话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在其中，并不足信。但换个角度考虑，假如说韩信这段话属实，或者有八成的可信度，这就又从侧面反映了一个问题，项羽主观上是不愿意别人瓜分自己的权力和资源的。
其实不单是项羽如此，刘邦也是一样。同样还是《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载，刘邦在被项羽围困于荥阳的时候，韩信曾经有过近乎敲竹杠的做法，要求刘邦任命他为代理齐王。刘邦为此气得破口大骂，但是在张良、陈平的提醒下，他冷静地忍了下来，圆回话头，装作批评韩信讨功的魄力太小，反而开出了价码更高的政治支票，任命韩信做了正式的齐王。这里我们可以清醒地认识到，刘邦表面上表现得大度，其实骨子里是极其不愿意这么做的，甚至是相当痛恨韩信的要挟，但是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为之。
对经济或权力的占有欲望，是人的本能意识。就像我们不愿意把自己碗里的肉夹给他人吃，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这点不论是项羽还是刘邦，或者是其他人，本质上并无太大分别。之所以同意把自己的利益拿出去与人分享，最大的可能是因为现实所迫。若是经济上的利益，还有可能是为了谋求更长期的利益而采取的特殊投资形式，至于政治上的利益，则完全可以把这种可能性排除掉。换句话说，促使政治利益的拥有者释出自己的利益，并提供给他人的原因只能是迫于现实而绝非其他。
共同的利益是合作的基础
秦末的武装政变，不是一支由同种政治理念贯穿的军队完成的，而是由利益各不相同的多股政治势力绞在一起形成的武装力量完成的。这样的形式注定不会有任何一股政治力量可以独享秦帝国剩余资源的特权，项羽不能，刘邦也不能。直白些说，各地的军队组织者之所以认同他们作为领导者，是因为他们承诺在完成核心政治目的（如武装推翻秦政府，或消灭西楚政权）后，将给予追随者和支持者足够的政治利益，如领地和政治地位。
众生熙熙，皆为利来，众生攘攘，皆为利往。正是因为有可预期的利益存在，项羽和刘邦才能组织起大批的追随者组成联盟式的军队。若没有分封这样巨大的利益在其中起到支配的作用，联盟也就不复存在了。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也很值得思量。在推翻秦政府后，项羽并没有采取政客们常用的办法——政治支票跳票——恐怕这和他无力全盘控制局势有关。而后刘邦所面临的形势大致和项羽相同。在当时，如果因违背分封约定而引起哗变，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将非常严重，除去将自己孤立并成为众矢之的外，不会有其他任何正面的效果。这种丧失政治信用带来的被动局面一旦出现，将极难扭转局势，即便有更优质的政治信用背书也无力回天。
所幸，两者都没有犯低级的政治错误。从历史上看，项羽和刘邦的差别，只在于政权是否延续并传承下去。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成败。除此外，在政治技术上着实找不到二者本质上的差别。因此说，将分封这种务实的权宜政治措施说成历史倒退是既不科学又不公平的。
殊途同归的分赃，天渊之别的评价
这里还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项羽和刘邦没有开历史倒车，并隐含着他们并不乐于分封的意图。因为两者的分封均是建立在秦郡县制的基础上，即郡县制与分封制并存。如果是乐于分封，完全可以将秦帝国建立的郡县制推翻。没有推翻这个制度，说明两者对消灭诸侯并建立大一统的帝国都有所图，只是成败有所不同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