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东路建筑布局
大政殿、十王亭建筑组群是整个故宫建筑群中最具有特色的部分，其平面的布局方式、建筑的形制、装修装饰的特点等都充分显示了浓郁独特的满族早期的建筑文化。
一、独特的八字空间布局方式之空间元素
东路建筑是中国传统古典建筑组群中现存为数不多的开敞的、外向的、与城市公共空间相融的开放空间。
东路建筑空间在构成上相当的简洁、明朗。以轴线中心的大政殿为整个空间的中心，两侧十座王亭呈“八”字形对称排列。东西两侧的十座王亭以点的形式线形排列，在空间之中形成了两条隐含着的线，进而划分确定出一个明确的空间领域。站在空间的起点处，能够感受到在中心的大政殿控制下的，两侧十王亭拱抱形成的巨大的专属空间。而整个空间又是开敞、连通的。在大政殿的近距离范围内，空间中出现了更进一步的小尺度空间元素。在左翼王亭和右翼王亭之间，大政殿前出现了一个月台，月台的南侧东西两端各立有一个石狮。从业已形成的形式来看，在近距离的大政殿范围之内，月台、石狮的设置，丰富了大政殿前空间的层次，在原本开阔的空间之中，通过地坪的抬起升高，点状的空间元素的使用，在大政殿与广场之间界定了一个过渡的空间，形成连续的衔接。
为什么要采用这种八字形的平面布局的方式呢？经过分析，它应是努尔哈赤时期政治体制的写照，是一种建筑象征手法的运用，是军营帷帐的固定形式，是环境气氛塑造的成功示例。东路建筑组群的建造者努尔哈赤实行“君臣合署办公”的政治体制，后来在辽阳、沈阳期间，为了平衡、制约各个势力派别，又使用了有“十固山执政王”之称的十大和硕贝勒共同议政，为此在沈阳故宫中出现了大政殿与十王亭这一君臣联席会议式的特殊的建筑格局，而不是千百年来封建帝王们为体现唯我独尊的朝政体制而形成的那种宫殿布局模式。努尔哈赤建立起政治、军事、生产三位一体的八旗制度，随着国家的逐步壮大，这种制度的优势越发地得到体现，于是努尔哈赤更加钟爱“八”字形。从辽阳的新京大殿到后来沈阳故宫东路的平面布局和大政殿的建筑造型，都一再地使用了“八”这样的布局。这样的布局方式，也非常类似于满族人在行军打仗中的安营扎寨的方式，如枟满文老档枠所记“殿之两侧搭八幄，八旗之诸贝勒、大臣于八处坐”，而且这种方式到了盛清、晚清，也经常地用于皇帝出猎、宴请，或临时居住办公等场合。
二、独特的八字空间布局方式之空间尺度与视觉分析
在中国传统建筑组群中有一个“百尺为形”、“千尺为势”的空间尺度准则。
“形”与“势”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含义为：
形，指近观的、小的、个性化的、局部性的、细节性的空间构成及其视觉感受效果。
势，指远观的、大的、群体性的、总体性的、轮廓性的空间构成及其视觉感受效果。
形与势在空间构成的平面（进深和面阔）、立面（高度）及观赏视距等方面的基本控制尺度为：
形，一般在百尺以内，但非纤芥之形，所谓“百尺为形，非昆虫草木之形”；
势，一般在千尺左右，但非过远过大之势，所谓“千尺为势，非数里以外之势”。
在对空间构成的控制中，形与势是相辅相成而且可以相互转化的。在组群性空间中，形与势共存，统筹其关系，则尤需以空间构成在群体性、整体上的大格局及其远观效果上的气魄或性格特色立意，即以势为本，以势统形，通盘权衡而展开个体、局部、细节性空间构成及其近观效果的处理。而在单体建筑中，又要蕴势于形，“积形成势”，处理好单体的比例、尺度，以及单体与整体的关系。
东路的空间尺度是在整个沈阳故宫的外部空间中最为宏大、壮阔的。从南侧宫门到大政殿的距离在“百尺”的范围之外，在“千尺”的范围之内，这表明在整体空间形象的掌握、控制程度上面，对平面的布局已经有充分的考虑。但同时，从宫门到最南侧的镶蓝旗亭和正蓝旗亭的距离却是在“百尺”的范围内，此时，人们在清晰地体验着空间整体效果的同时，离人最近的这两座王亭通过在小范围内对建筑信息的传递，使得人们对于整体空间气势有了把握，同时对于构成这个空间的元素——十座相同的王亭的形制、细节、装饰、色彩、质感都已经有了比较具体的感知。这个对单体建筑的反映排列在整体空间把握之后，位列第二位。
平面“八字形”的布局方式，除了诸多建筑所隐含的意义之外，对于空间塑造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影响就是在空间中利用了透视学原理，以中心的大政殿为透视的焦点，两两相对的各旗王亭间距逐渐增大，向外扩张成“八字形”，空间呈现出倒转的梯形，中心的大政殿建筑的中心性、重要性被有效地表达。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亭子与下一水平线上的亭子，其间距在误差范围内是相等的，这说明水平方向上的亭子是处在一条水平线上的。但不同水平的组别之间距离的变化却是不同的，由北向南空间逐渐地放开，两组相邻的王亭之间距离放大的数值逐渐减小，再仔细地对比，左、右翼王亭之间的距离与正黄、镶黄旗亭之间的距离的差是最大的，而其他的各组差别几乎相同，这就说明左、右翼王亭其实与其他两组并不在同一条直线上。这样做的原因是在紧邻视觉中心大政殿的空间中，通过左、右翼王亭间距的较剧烈的变化，使得空间透视聚焦的节奏在靠近中心时有一个对比的变化，对中心的聚集更加突出与明显。
以距离最远端的沈阳路边缘一点为视点，在此处与近处的镶蓝旗亭和正蓝旗亭的视角是59.6°，恰恰是人眼水平的舒适视角的最大值60°。在此处与最远端的大政殿的水平视角是 8.16°，稍大于视角为 6 度的人眼极限视角。大政殿建筑高度为17.64米，十王亭建筑高度为8.69米，此处，两侧十王亭的建筑高度只有中心大政殿高度的一半，用以突出大政殿的中心主体地位。两侧十王亭对于中心位置的视觉效果强化，中心感逐渐加强。沿着中轴线向大政殿缓步走去，两侧的十个王亭步步后移，此时的十王亭建筑是人空间感受中在视域两侧的一个界定与围合，行至月台边缘时，驻步观望大政殿，水平视角45.48°，垂直视角26.17°，月台南侧边缘到大政殿南侧边缘的距离是20.53米，这些数据再一次表明修建月台作为观赏功能的辅助，用以提供对大政殿的良好的视觉观赏角度。总之，整个东路建筑组群在空间的过渡都恰当地遵循了“百尺”内对于单体建筑的观赏的尺度、视角的要求。
第二节 中路建筑布局
一、中路朝寝空间布局与分析
沈阳故宫中路建筑在整个的群体布局当中，是中间的核心部分，起到了联系、组织东、西两路的枢纽作用，同时，自身的统一性、完整性与地方性特点，也使得它成为沈阳故宫的代表。与东路大政殿建筑群单一的朝政功能不同的是，中路建筑群符合中国传统宫殿建筑群的前朝后寝的布局方式，通过一系列的牌坊、殿门、院落、大殿、楼阁等建筑元素，有机地将两大功能组合、排列，形成了一系列的空间组合。
第一进大清门前院落
单独的院落作为整体的院落式布局中的单元，主要是由单体建筑、墙体、建筑小品和自然因素四种要素构成。
中路建筑群共由五进院落组成。第一进院落为今沈阳路南侧的影壁与大清门之间的一组建筑，还包括东西两侧的朝房，位于沈阳路上的文德和武功牌坊。
作为整个中路建筑群的起始点，第一进院落有效地把故宫的建筑空间从城市中分离出来。从功能方面讲，沈阳路上的文德和武功牌坊起到了地标性建筑的作用。同时，又由于牌坊的开放性，使沈阳路的空间增加了层次。在这里可以把沈阳故宫的空间序列与北京故宫的空间序列加以比较。沈阳路上的由路的两端开始至文德和武功牌坊一段的空间效果如同北京故宫中由大清门至天安门一段的御阶千步廊部分。北京故宫的这个空间是一个引导性的空间，行走其间，视线所及只有华表、外金水桥及其后的雄伟华丽的天安门，空间的性质是庄严肃穆的。在沈阳故宫的这一段序列中，其整个的建筑尺度、规模以及空间围合的完整程度与北京故宫有较大的差别，所构成的宏大效果显得较弱，但是在心理的暗示、空间气氛的营造方面仍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北京故宫中御阶千步廊部分是与整个宫城的轴线相重叠，将轴线序列充分地延长；而在沈阳故宫中，首先要经过沈阳路东西方向的行走，一直到了大清门前后，才出现了九十度的轴线的转折，这一点是两座故宫在这一空间序列部分最大的不同。
在这里，沈阳路上的两个牌坊、大清门、沈阳路南侧的影壁与其所形成的广场共同作用，使得中心广场得到扩大化的效果，在整个中路的空间序列当中，起到了转折、缓冲的调节作用。
在这个空间层次当中，作为大内宫阙的正门，大清门是主体建筑。以一个“门”的形式出现，既是候朝空间与常朝空间的枢纽，又对整个空间起到了控制的决定性作用。
大清门是屋宇门的一种。屋宇门是指形态呈现屋宇形态的门，是单体门中应用最为广泛的形式。大清门面阔五开间，进深六架椽，其中前（后）檐明间和左右两个次间（共三开间）为栅栏门，两个尽间为码三箭的直棂窗。室内无柱，现在南侧有两个小柱子。其柱础样式和大小都明显地表示出这两根柱子是后来维修时所加，这是在维修时为避免横梁弯距过大而加设的。大清门是文武百官候朝的室内空间。
在皇太极时期所修建的这一候朝空间里，并没有与大清门所对的五龙影壁，是三间平房，且东西侧的朝房也只有三个开间。建筑的体量偏小，所形成的对于空间的围合感相对较弱，正对大清门的三间平房也没有营造出皇家宫殿应有的威武气势。在乾隆时期，东西朝房各加两个开间，分别改为五开间，又将朝房后面改建成对称的五开间二层的配楼，拆除平房，改建五龙影壁。经过这一系列的改建、修建，这一部分的空间开始变得规整，中心对称的形制更加完善。两侧的朝房由三开间变为五开间之后，建筑顺延中心轴线方向的长度几乎变大了一倍，对于中心轴线方向的广场的围合增强了。新建的琉璃五龙影壁在空间位置上与大清门相呼应，成为这一级空间中的新的视觉中心，凸现皇家之豪华、壮丽。
第二进崇政殿院落
第二进院落是中路朝政空间的核心，是这个序列的高潮部分，是皇帝常朝的空间。这进院落主要由大清门到北部的崇政殿、东西两侧的飞龙阁、翔凤阁构成，另外还包括飞龙阁后的东七间楼、翔凤阁后的西七间楼，紧临崇政殿的东翊门、西翊门，崇政殿前月台等。
崇政殿及其左右翊门是整个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在院落之中起到了主导的作用。崇政殿是盛京皇宫第一批次修建的建筑之一，在修建初期至后来一直是作为皇太极的金銮宝殿使用的，是常朝的主要建筑。这里是举行一般的接见、引见、赐宴、枟实录枠告成礼、常朝，接见明朝降官和外国的使臣、安放梓宫及接见凯旋将领等活动的重要场所。由于崇政殿的这些主要的使用功能，决定了它前面的第二进院落的主要空间气氛是庄严、肃穆、宏大、气派的。崇政殿面阔五开间进深六架椽，是前后出廊的小式硬山建筑。
紧临崇政殿的两侧是左右翊门，三开间前后廊，平面立面的尺度均比崇政殿要小。立面高度约在崇政殿的三分之二处，屋顶同样采用黄琉璃绿剪边，绿底雕龙的琉璃墀头，明间开门，是常朝空间与皇帝临（散）朝的空间过渡。左右翊门在建筑形体上与崇政殿相连，由于本身的建筑体量小于崇政殿，没有对它的主体建筑的地位形成冲突，通过这种建筑体积感的对比，有效地增加了崇政殿在空间中的体量感。
在院落的东西两侧分别有飞龙阁与翔凤阁，两座建筑形成院落围合之势。飞龙阁、翔凤阁均是在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对盛京皇宫进行改、扩建时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之上重新建成的，均为五开间二层楼房，其面向院落内部有檐廊，硬山屋顶。这两座楼阁在建筑的体量方面要大于崇政殿，但是位于院落的东西两侧，建筑形体简洁规整，自然地围合、延续了从大清门至崇政殿的空间方向，视觉效果上依然突出了崇政殿的主体地位，在整个院落之中以背景的方式存在。
现存的建筑布局中，在飞龙阁、翔凤阁之后有东七间楼和西七间楼。这两座楼房也是在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期间修建而成，均为七开间的二层硬山顶的楼房，作为仓库使用。由于处在飞龙阁、翔凤阁的后面，是第二进院落与东路、西路的连接空间中的界定元素。对于第二进院落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但是与改建之前相比，对于整个院落的完整形式的塑造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大清门是第一进院落的主体建筑，但在第二进院落之中却是以空间的起点出现的。这一点也体现了传统建筑中建筑时空之美。
在第二进院落之中，围墙的使用不是很多，只在大清门两侧，左右翊门至东所、西所的入口大门之间出现，长度比较短，不处于视觉的重要位置。在这里，围墙仅仅是作为建筑的补充，围合、分隔院落。朱墙绿披檐，没有其他的诸如花窗、镂空的处理，对空间的围合表现出完全性、绝对性。
乾隆时期在崇政殿前增建了一座高0.5米，东西长22.6米，南北长13.57米的月台。月台上的东南位置有设计时用的石制日晷一座，西南位置设一座嘉量亭。这些建筑小品的使用，在崇政殿前部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进一步划分了空间。月台因为比地面高出五个踏步，又比台明低了五个踏步，所以使水平面处在了不同的标高，在院落中限定了一个不同标高的空间。这个月台所限定的空间，本身与地面之间的高差并不大，对于崇政殿的宏大气势的营造并不多，更多的是崇政殿与院落主要地面空间增加了一个空间的层次，形成它们之间的过渡。这些建筑小品共同作用增加了院落的空间层次，具有相当重要的标志性作用。
从大清门至崇政殿间的第二进院落是作为皇太极的常朝空间来使用的，类似于北京故宫中太和殿前巨大的院落空间。但是沈阳故宫空间氛围却不似北京故宫那般威严、肃杀，相反却处处体现出亲切、适宜的空间氛围和尺度感觉。造成这种效果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整个院落中的建筑尺度与院落的尺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崇政殿高11.85米，面阔23.80米，连带东西翊门总宽度45.80米，崇政殿本身的建筑尺度在“百尺为形”的尺度范围之内，本身的尺度是宜人的，体量适中，在近距的视觉范围之内可以准确地掌握建筑的细部、装饰等建筑细节。北京故宫内最重要的九五之尊的太和殿，殿身的高度为27米，连同其下高8米的三层汉白玉须弥座，加起来也不过35米，没有超过百尺之限。但通过与太和殿的对比可知，崇政殿的建筑体量还不足太和殿的一半，所以对于人的威慑感、崇高感就会大大地减弱了，相反表现出了一定的亲切感。飞龙阁、翔凤阁高12.06米，面阔19.12米；大清门高11.50米，面阔22.79米，这些建筑的尺度都在“百尺为形”的尺度范围之内，虽然相互之间的体量有差别，但都统一在一个标准的尺度范围之中。
第三进凤凰楼院落
中路的第三进院落现存有崇政殿、高台上与之同处中轴线上的凤凰楼、分立院落两侧对称布局的师善斋与协中斋、日华楼与霞绮楼。根据原来满族王府的形制，这进院落应该是原来皇太极王府的第一进院落，是整个王府空间的开端。
崇政殿、凤凰楼位于中轴线上，是整个院落的主干，而其中凤凰楼是整个院落的主要建筑，是院落空间形态、空间气氛的中心与决定因素。按照满族人“高台筑屋”的建造习惯，台上五宫地平较第三进院落高出3.8米。凤凰楼是作为台上五宫的宫门出现的楼阁，面阔进深各三间，高三层，每层都有周围廊，为三滴水式的歇山屋顶，其山面垂脊没有像明清习惯做法那样做成“歇山收山式”，而是采用了盛京皇宫早期的做法，以硬山加周围廊形成歇山的形式。一层是开敞的门洞，作为台上五宫的院门。在皇太极时期曾经是皇帝召见大臣，饮酒、设宴的场所，到后来康乾时期，改作供奉、存放“圣容”的场所。凤凰楼本身的建筑体量在整个的沈阳故宫中并不是最大的，但是由于建造于高台之上，其与崇政殿之间的第三进院落尺度又较小，所以凸现出凤凰楼的高大雄浑，展现了皇权的气派，对于台上五宫的守护城门，也表现出了强大的心理威慑作用，成功地塑造了该院落的威严的空间景象。
师善斋与协中斋，日华楼与霞绮楼，位于院落的东西两侧，并非早期的建筑，而是修建于乾隆十一年至乾隆十三年，作为存储盛京皇宫内的备用杂物的库房使用。师善斋与协中斋位置偏北，五开间，是一层平房；日华楼与霞绮楼位置偏南，三开间，两层的楼房。这四座建筑在整个院落中起到了围合东西两侧空间的作用，全部在面向院落一侧使用檐廊，封闭空间的同时，也丰富了院落的立面视觉效果，增加了空间的层次。在建筑当中，邻近凤凰楼的师善斋与协中斋虽然面阔较大，但是只有一层；靠近崇政殿的日华楼与霞绮楼虽然只有三开间，但是建筑为二层的楼阁。这样布局是为什么呢？从空间布局的方法角度分析，虽然在功能上同为仓储用房，但是一层的师善斋与协中斋与地处高处的凤凰楼在建筑高度上面差别明显，两者的相对的高差要比在此处建造一座二层或更高的楼阁大得多，通过这种对比，使得凤凰楼在绝对高度不变的情况之下，相对的高度得到了最大化的彰显。该进院落东西长、南北短，整体呈现东西方向。而中路的轴线方向是沿着南北方向纵深发展的，并且位于轴线上的凤凰楼在垂直方向又突出于院落中的其他建筑，所以，院落的东西方向性与轴线的南北延伸性和凤凰楼的垂直高度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结果更加突出了院落中凤凰楼的主体地位与相对的建筑的高度，空间序列中节奏的变化更加彰显。
第三进院落的总体空间尺度较第二进院落明显缩小，空间气氛由前者的广阔、舒畅转变为紧张、压缩，空间的压迫感增强。空间中场地的尺度，建筑单体的建筑体量决定了这种空间氛围的改变。师善斋和协中斋之间，日华楼和霞绮楼之间与飞龙阁和翔凤阁之间距离几乎相同，这表明在当初的修建时很可能是规划布置在了相同的纵向的轴线上面。崇政殿至凤凰楼的水平距离是31.908米，从院内地坪至凤凰楼顶的垂直高度为 20.67米，凤凰楼本身的高度为16.87 米，而崇政殿高11.85米，这里凤凰楼的高度近乎于崇政殿高度的两倍。师善斋与协中斋之间，日华楼与霞绮楼之间的距离近乎崇政殿至凤凰楼距离的1.5倍，所以整个院落的空间方向从第二进院落的顺轴线的南北方向长转变为顺轴线的南北方向短，形成了水平、横向的院落与垂直、竖向的凤凰楼之间的空间构图的对比。在空间方向的转变和建筑尺度的变化两重因素共同作用下，凤凰楼在整个第三进院落中主体地位得到提升空间，巍峨之势也自然形成。按照这个布局的数据分析，整个院落中的单体建筑尺度，院落的平面尺度都符合这样的对建筑近距离的单体表现的数值范围。
从院内地坪至凤凰楼顶的垂直高度为20.67米，崇政殿至凤凰楼的水平距离是31.908米，站在崇政殿前观看凤凰楼的垂直视角是25.25°，水平视角是31.17°，通过数据的分析可看出，崇政殿与凤凰楼这两座院落中的主要建筑水平视角在54°最佳视角以内，竖直方向的视角虽然比前面院落明显增大，但仍然在27°的舒适竖直视角的范围之内。凤凰楼的设计，恰到好处地解决了既要突出高耸、威严的建筑性格，同时又要在舒适的观看欣赏范围之内的矛盾。
第四进“台上五宫”院落
第四进院落也称为“台上五宫”，是沈阳故宫中与前朝空间相对的“寝宫空间”，建于3.8米的高台之上。高台上的正门是凤凰楼，院内一正四厢，它们分别是中宫清宁宫、东宫关雎宫、西宫麟趾宫、次东宫衍庆宫、次西宫永福宫，在清宁宫的东西两山墙外还有东西配宫。高台庭院东南角有索伦神杆。
与中路前面的三进院落相比，台上五宫的院落空间尺度大大缩小，建筑形体趋于简单，建筑的尺度也更加地宜人，以适应居住功能的需要。正宫清宁宫与其他四座配宫、凤凰楼共同围合成院落，相互间距离非常近，整个院落中主要以建筑作为空间的界定要素，同时在清宁宫前有月台，在院落的东南角有一索伦杆，这两个建筑小品作为空间中的另外一种元素丰富着院落空间。
凤凰楼是整个第四进院落的门楼与起点。拾阶而上，穿过凤凰楼底部的门洞，中宫清宁宫跃然眼前。归纳起来，凤凰楼在此处有以下的作用：
凤凰楼在第三进院落与第四进院落不同高差之间起到了过渡的作用。
凤凰楼是第四进院落后宫部分“台上五宫”的门户，是与外界联系的主要通道。
利用高台与建筑自身高度的组合变化，凤凰楼的建筑尺度与整体环境相适应。从第三进院落观看凤凰楼，位于高台上的凤凰楼巍然耸立，是空间中的高点。而在第四进院落“台上五宫”回望凤凰楼时，凤凰楼本身的建筑尺度却是与整个的台上五宫建筑的尺度相协调的，与其他五座建筑的高度差并不是很大，有利于突出中宫清宁宫的主体作用。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皇帝后宫的众多皇后、嫔妃之中，以中宫的皇后为尊，“母仪天下”。所以院落中的主导者自然是中宫清宁宫。清宁宫是皇太极和皇后博尔济吉特·哲哲的寝宫，其坐北朝南，面阔五间，是前后廊式的硬山建筑。大门没有居中设置，而是开在了偏东的东次间，也称为“口袋房”，即在房间内将几个开间打通，形成一个类似位于尽间位置的口袋状的大房间，这是满族民居中典型的平面布置方式，主要是为了满足屋内萨满祭祀活动使用。清宁宫建筑，无论是从建筑的等级特征，还是建筑细节装饰的使用，建筑的材料与色彩等等方面，都表现出平民化的特点，屋顶使用黄琉璃绿剪边，山墙上没有了墀头的装饰，檐下的木构件装饰简单，正面墙上开窗很大，窗格采用了马三箭的式样，纹样简洁。其他的四座配宫，建筑的尺寸，形式都与中宫清宁宫相仿，只是面积稍有区别，东西两宫面积小于中宫，但是稍大于东西次宫，都采用了硬山前后廊的建筑形式，但是四宫的门都开在中间。这些建筑的特征，决定了整个院落的朴素、亲切、宜人的浓郁生活气息。
第四进清宁宫院落的空间气氛是生活、宜人、静止的，尺度是近人、舒适的。无论是建筑之间的距离还是单体建筑各自的尺寸，全部在近距离的宜人尺度范围之内。在这样的尺度中，无论站在院落中的哪一个位置，建筑对人的距离都可使人准确、轻松地掌握建筑的整体建筑特征，建筑的细节装饰等。但是院落中现存的布局状况中，衍庆宫、永福宫与凤凰楼，与院落的尺度关系并不是非常适合的。这两座宫殿的建筑体量在五宫中是最小的，位置也远离中宫清宁宫，这与礼制中对于两宫主人的地位是相符合的。衍庆宫、永福宫两宫主人的地位在五宫皇妃中是较低的，永福宫主人皇太极庄妃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即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又是最低的，所以这两座宫殿布置在院落的南侧两端是符合皇家建筑中宫殿布置的原则的。但是两座宫殿前面的院落空间部分却被凤凰楼所占，于是在东西次宫的门前，会感觉到空间被凤凰楼所拥塞，距离给人以压迫感。从凤凰楼进入院落之后，两座宫殿几乎在视线之外了。那么是什么决定了这样的布局方式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枟盛京城阙图枠成图于乾隆十一年以前，我们在图上找不到皇太极的王府，而只有中路的大内宫阙。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努尔哈赤迁到沈阳至他死前，皇太极住在什么位置？
努尔哈赤在沈阳的执政时间太短，仅仅一年零五个月，也就是说皇太极的王府仅仅存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又开始了新的建设。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利用原有高台进行宫殿扩建是非常可行的办法，那么现在台上五宫的位置就是原皇太极王府的位置。根据枟盛京城阙图枠上汗王宫和诸王府的布局，可以想象出皇太极王府的情况：近方形的宅基地，有两进院落，第二进院落位于高台上，高台上正殿三开间，东西配殿各一间。
我们现在看到的清宁宫是五开间，其他四宫也是五开间，比枟盛京城阙图枠中的王府建筑体量大得多。由此可推测皇太极即位后，将原来的高台扩大，重建了原王府中的各宫，不仅增加了配宫的数量，而且扩大了建筑的体量，又在高台南侧续建了外朝部分。重建情况是这样的：原三开间正殿改为五开间的正宫，三开间的东西配殿改为五开间的东西宫，在院落的山门处建凤凰楼，分别又在原两厢之前的位置上兴建了现在的东西次宫，这样一来我们对此两宫与凤凰楼所形成的局促空间就可以理解了。以上是根据枟盛京城阙图枠和台上五宫的室外空间现状所作出的推断。
台上五宫院落由于院落尺度较小，建筑体量相近，建筑之间的距离也比较近。清宁宫位于院落中轴线上，在凤凰楼处对清宁宫的水平视角是50.69°，竖直视角为17.42°，对东宫关雎宫、西宫麟趾宫的水平视角为128.76°，对清宁宫的视角在 56°这个舒适水平视角的范围之内，竖直视角在 27°的舒适竖直视角范围之内。可以说，台上五宫由于建筑、院落的尺度方面较好的控制，有利于形成了适宜于人居住的功能空间，置身其中，能够感觉到家庭的聚合力与亲切感。
第五进院落
第五进的院落与前面的四进院落之间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可从两个方面反映出来。首先，在功能方面，第五进院落主要是专为后宫的帝后供应御膳之用，属于生活空间的配套附属功能，在空间序列中的地位显然不是很重要的角色。其次，由于是配套附属功能，与中轴线上前四进院落的联系并不强烈。
第五进院落及其北部区域有御膳房、磨房、碾房、二十八间仓等。各房间在皇太极时期就已修建，康、乾时期又对其进行了重修。在修建过程当中，尽量遵照原有建筑的式样建造。此后，经过历史的风雨，目前的院落格局、功能与旧制有了很大的改变。目前除二十八间的粮仓的位置基本保持原址外，其余建筑都已不复存在。
二、东所空间分析
东所由四进院落组成，沿轴线方向依次是琉璃宫门、垂花门、颐和殿、介祉宫、宫门、敬典阁，是皇太后办公、生活的宫殿群，整个组群中建筑体量小巧、精制，空间尺度宜人，组合相对简单，表现出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在沈阳故宫群体建筑中，东所、西所与中路朝寝空间的组织关系是最为规整的一部分，类似于北京故宫中东西所与中路空间的关系。但是在功能方面，两部分没有实际的联系。东所位于中路崇政殿左翊门之东，原通天街的位置之西。
第一进院落
第一进院落是琉璃宫门与垂花门之间的空间。在东所的序列中呈起点的作用。现在存留下来的院落之中已经没有屋宇殿堂，只有两座门成为空间中的建筑元素对空间进行限定，其余周边都用墙体限定。据记载，在第一进院落即琉璃宫门与垂花门之间院落里，原东西各有阿哥房三间，但是现在这两处房间已经消失，院落中的实际使用功能已不复存在。院落的尺寸与崇政殿前广场的空间尺度相比，大大地缩小，琉璃宫门高约4米，围墙高约3米，无论是建筑还是围墙，尺度都非常小巧，与人体的尺度更加接近。
第二进院落
第二进院落的主体建筑是颐和殿，三开间、前后廊、单檐歇山顶、明间开前后门，后门通向皇太后的寝宫介祉宫。在颐和殿的西侧，开有一墙门，与后进院落连通。该进院落中，只有主体建筑颐和殿和院墙两种空间元素，空间的构成简单明了。院落的平面尺寸南北为15.06米，东西为21.29米，颐和殿面阔14.83米，在院落中所占比例比较大。在此处使用了垂花门这种典型的民居建筑的符号。垂花门的第二层关闭时，将颐和殿的视线全部遮挡，分割出了里面一个空间的层次；当第二层门板打开时，在垂花门第一进门处观看颐和殿时，水平视角为52.42°，垂直视角为19.05°，均在适宜的视角范围之内，可以比较轻松地把握全貌。与第一进院落相比，院落的平面尺寸相差不多，所以两进院落的空间尺度感觉、空间的氛围没有大的变化。
第三进院落
第三进院落中的主要建筑介祉宫是皇太后的寝宫和日常生活的地方，五开间，单檐硬山建筑。院落内仅有建筑与围墙界定、点缀在空间之中，空间的构成简单。院落内介祉宫与颐和殿之间的距离仅有8.746米，东西院墙距离21.29米，介祉宫面阔18.17米，几乎占满了整个院落的面宽仅在东西两侧留有两个通往敬典阁的小的墙门。
第四进院落
第四进院落也是最后一个院落，主体建筑是敬典阁。敬典阁两层重檐歇山，面阔进深均为三间，但略有不同，外带围廊，北廊有楼梯直通二层，主要是用来存放玉牒的大柜。敬典阁院落的空间是局促的。从功能上来看，敬典阁存放玉牒之物，是作为一种礼仪性的藏储空间出现的，平时的使用频率相当低。对外界人员的进入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制，有专门的司仪官员管理。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客观用地条件的限定，使得院落空间拥塞。敬典阁面阔15.45米，进深15.30米，高度16.12米，院落的面阔21.29米，建筑体量将空间完全充塞，院落大门至敬典阁的距离仅有11.57米，垂直视角达到了44.55°，在入口处正常的视角内无法看到建筑的全貌。
三、西所空间分析
西所平面位置与东所相对称，面积略大于东所，是专为乾隆皇帝东巡谒陵所修建的行宫，包括供皇帝办公、居住，后妃居住以及存放档案。整个序列中，沿轴线依次是琉璃宫门、垂花门、迪光殿、保极宫、继思斋、崇谟阁和七间殿。
西所与东所建筑的功能基本相同，院落的功能组合沿着轴线的方向依次是办公、生活、礼仪性的藏储建筑，所不同的是西所乾隆皇帝的院落中多了一座供随行的后妃起居的继思斋。为什么皇太后居住使用的建筑组群布置在东侧，而乾隆皇帝使用的组群布置在靠西侧的位置呢？在清朝入关之前，自清永陵开始形成了“左昭右穆”的典制，以“左”为上。西所在整个盛京皇宫的平面布局当中是偏西的，东边是皇太极时期的崇政殿建筑群，东所是皇太后的住所，所以中轴线以东是皇帝祭祀祖先、追怀太祖，拜望母亲的区域，把先人、尊长都安排在了东方。满族的发源地240
在东方，这正被凤凰楼上御书匾“紫气东来”一语道破。
第一进院落
第一进院落以琉璃宫门起，垂花门止，与东所相似。在院落东西两侧还布有东西值房三间。院落小巧，东西值房宜人、简洁，空间气氛沉静，为第二进院落提供了很好的准备与过渡，两侧的值房沿轴线布置，庭院的方向直指第二进院落的垂花门。
第二进院落
第二进院落是为乾隆皇帝处理政务之用。由垂花门起，主体建筑是迪光殿，皇帝在此处理朝政、接见、受拜。建筑与东所中的颐和殿相同，具有三开间、前后廊、单檐歇山顶、于明间开前后门，前后廊与后部庭院的抄手游廊相连。原来东西两侧各有配殿三间，是在乾隆四十三年为方便皇帝办公兴建，西配殿在民国年间拆除，现只存留了东侧配殿。这进院落的平面尺寸，建筑的体量、尺寸都与东所的颐和殿相同，建筑宜人，尺度舒适，生活气息浓郁，在垂花门第一进门处观看迪光殿时，水平视角52.42°，垂直视角19.05°，均在适宜的视角范围之内，可以比较轻松地把握全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东所不同，西所中专为皇帝使用的道路高于地面的地平，即从迪光殿后门至皇帝生活的保极宫、后妃生活的继思斋，有一条御道相连。而在第二进院落中的西侧墙门是为其他随从人员所使用的。这样的路线安排也完全体现了皇帝至高无上的皇权地位，同时也形成了院落中丰富的路线联系方式以及空间的层次。
第三进院落
第三进院落中的主体建筑是保极宫，是皇帝的寝宫和起居之所，形制与西所中的介祉宫基本相同，五开间，单檐硬山建筑。东西两侧有抄手游廊与前进院落的迪光殿后檐廊相连，两座建筑之间有供皇帝行走的御路升起地面，在西侧有一小的宫门，连通了西所与西路组群。此院落是整个沈阳故宫中极具特色的院落之一。保极宫与迪光殿两座建筑之间围合感强烈。两侧的抄手游廊依墙而建，把原本单调生硬的墙体的边缘空间软化。除此之外，在院落靠近迪光殿一侧，中央御路的两边，设置了两处花坛。所以，院落中的生活情趣、意境油然而生。前后建筑在院落中都由檐廊作为院落空间与室内空间的软过渡，建筑的外立面在此处就成为了庭院的立面，与东西侧的抄手游廊相配合。院落空间尺度小，围合感强，停留感强。自然因素，园林点景因素的引入，又平添了一分人文气息，使得天象、花木在其中存留。在如此的一个小的庭院之中，蕴含了诸多的空间流动。
在保极宫之后仅5米距离处修建了继思斋，二者用连廊相接。在东所的布局中，没有类似继思斋的建筑，继思斋是专为随驾东巡的后妃居住的处所。在继思斋之后仅仅4米的距离处修建了崇谟阁，这两个建筑之间没有形成相对完整的院落空间，所以在这里把它们看成是在保极宫之后的大庭院中的两个建筑来分析。继思斋开间11.85米，进深12.24米，平面近似于方形，开间进深均为三开间，无外廊。室内空间用四根柱子和隔断分成了大小相同的九间，俗称“九宫格”。南北方向都开有大面积的支摘窗，东西两侧中间山墙位置开小窗，这样每间对外都有自然的采光与通风。由于继思斋与保极宫之间有连廊直接相连，加之院落狭小，建筑位居中间，所以给人感觉保极宫与继思斋好似同一座建筑。继思斋的另一个巧妙之处在于屋顶的设计。屋顶采用了三波浪的卷棚式勾连搭做法。建筑屋顶的式样与构造的做法是紧密联系的，这种建造方式，有效地降低了建筑屋顶的高度。同时，这样的建筑处理，有效地降低了继思斋的建筑高度，在水平的两维尺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之下，第三维度的竖直高度降低以后，建筑对院落空间的压迫感就会有效地减小了。当人从保极宫一侧进入院落时，建筑与院落外围的墙体之间的通路成为了环绕中心建筑的观赏路线，建筑的三维立体之美得以完美展现。
继思斋后的崇谟阁与东所的敬典阁位置相对，建筑形式相同，面阔、开间都是三间，面阔15.45米，进深15.30米，高度16.12米，阁内安置大柜，为盛放圣训、实录之用，著名的枟满文老档枠也放在这里。二层高的崇谟阁建筑体量在它所处的狭小的院落空间中，显得过于拥挤。它与前几进院落所形成的宜人尺度不相适宜，更与东路建筑群所形成的皇家气派形成对比，造成这样的空间布局，可能是因为早期修建中路台上五宫后的御膳房、库房等第五进院落时，已经限定了北侧的建筑范围。为了与原有建筑格局相对应，不得已地选择了这种狭窄的布局。
四、中路建筑群室外空间的发展、变化分析
崇政殿前的这个第二进院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由于历次的修建与改建，建筑的空间布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建筑的功能性、礼仪性日渐完善，空间布局也越加地完整了。
在皇太极初建中路建筑时期，崇政殿前东侧是三间平房，在其后部偏北的位置修建了东七间楼，作为仓库。西侧在当时被称为“财帛库”或“银库”的七间楼房，后部偏北是西九间楼，用作仓库。在该楼的南侧是十一间的转角楼，同样是仓库的功能。另外，在崇政殿左翊门的东侧曾建有一座三间二层的“通道楼”。从当时建造的这些建筑的位置、功能来看，除了崇政殿有明确的朝政功能之外，其他建筑的空间布局相对分散、零乱，使用功能都是作仓库，这些都与该院落作为皇太极行使皇家权力的空间气氛不相符合。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早期的沈阳故宫建筑的过程当中，受原来比较原始的满族生活习惯的影响较大，对于传统的中原地区建筑的布局、礼制的了解与掌握还不够准确，在实际的建造中也就呈现出了布局的不完整与不成熟。在早期的建筑中，大量的房间作为仓库使用，这与满族人早期以游牧渔猎为主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这种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对于食品、物品的储藏相当地重视，而且早期的中路建筑是由皇太极的王府改建而成，传统的生活方式则较之更为明显，说明建筑的社会功能还比较弱。
沈阳故宫在历史上经过两次大的修建与改建过程。一次是在康熙三年至五十九年间，另一次是在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之间，现存的建筑格局基本是在那时形成的。崇政殿前的院落在这两次大的修建、改建过程中是与原有布局变化最大的一组院落。
大清门、崇政殿这两座主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在建造的初始阶段一直到后来都没有改变，这与中路建筑是由皇太极的王府发展而来有关。在满族的民居布置中，院门不似北京的四合院大门偏置偏东的位置，而是直接地位于院墙正中，早期的满族民居中门内设置照壁，满族人生性豪爽，又加上功能上经常需要出入马车，所以后期的满族民居中门内不再设置照壁。在传统的满族民居中，院落两侧布置的厢房，体量较小，且与主体建筑并不相连，也不是严格对称的布局形制。在皇太极初建崇政殿前院落时，两侧的厢房无论在建筑选址、建筑规模、建筑的功能方面都没有成为完全对称式的布局，但是主要院落的围合与中国传统院落空间组织原则是一致的。在崇政殿的东侧，坐东朝西布置了东七间楼。在东七间楼的前面，即西侧布置了三间平房。大概在相应的位置，崇政殿的西侧布置了七间楼的财帛库，它的体量大大地超过了与之相对的平房。在其后又布置了西九间楼。这些建筑大多用作仓库，因此无论是建筑的形式还是功能，都与这个院落的使用性质不相对应。
乾隆十一年至十三年间，在这一进院落中，拆除或改建了大清门与崇政殿间的旧建筑，形成东、西对称的建筑布局，又在崇政殿前加建了月台，这种空间布局保存至今。可以看出，沈阳故宫在历经百年的不断修建完善的过程，也是不断地吸收、学习、运用中国传统的中原建筑文化的过程，时间越长久，掌握的程度就越高，运用的效果就越发显著。
凤凰楼始建于皇太极时期，曾被称为“翔凤楼”，同期建造的还有一座“龙楼”（亦作“飞龙阁”）和一座“凤楼”（亦作“翔凤阁”），位于台下崇政殿后两侧。乾隆十一年至乾隆十三年，将原有建筑拆除，在原来的院落当中新建了东侧南部三开间的二层楼日华楼，北部五开间的师善斋；西侧与东侧建筑完全对称，南为霞绮楼，北为协中斋。比较两次修建的空间效果，原有建筑布局紧凑，龙楼、凤楼之间的距离较近，对从崇政殿到凤凰楼之间的空间挤压效果明显，空间中显示出强烈的通过性特征。但是原有建筑比较集中地布置在了院落的中间位置，使得整个院落比较拥塞，周围的剩余空间无法得到很好的利用，失去了院落空间所具有的良好场所的调试功能。同时，凤凰楼的左右两侧透视角度的观看视点被遮挡，建筑的形体之美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在经过康熙、乾隆年间的修建、改建之后，原本比较紧缩的院落得到了舒展、扩张，空间比较开阔，与前一进院落的尺度比例也比较协调了，不致使人从第二进院落进入时感到变化过于剧烈。相比之下，四座建筑均靠在院落的边缘建造，这样可以对建筑的院落进行有效的利用，把面积聚合到中央的院落中，让场地的使用更加完整。作为主体的凤凰楼，通过两侧建筑高度的安排，对比衬托出宏伟的气势，同时由于其两侧的视域更加开阔，楼体的雄浑、挺拔得到了多角度的展现。
第三节 西路建筑布局
西路建筑与中路的东、西所皆属于沈阳故宫中的晚期建筑，是乾隆又一次大兴土木留下的成果。该建筑群位于中路的西侧，包括有文溯阁、嘉荫堂、戏台、扮戏房、转角房、仰熙斋、碑亭和九间殿等文化娱乐性质的斋堂殿阁一百六十余间。始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兴建速度极快，乾隆四十八年即全部造就。整个西路组群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由嘉荫堂、戏台、扮戏房、转角房组成的观演部分，一个是由文溯阁、仰熙斋、碑亭和九间殿等组成的书院部分。两部分南北并置，中间有一条通路与中路的西所相连。
一、嘉荫堂、戏台的观演空间中表现出服务客体的唯一性
沈阳故宫中观演空间的历史沿革
在入关前皇太极时期，沈阳故宫内就有了戏剧演出活动，枟皇朝通典枠（卷六十三）中载：“天聪九年（1635），停止元旦杂剧，八旗筵宴止用雅乐”。当时的演出活动是附属于其他如筵宴、庆贺等活动的，还没有单独被列为一项娱乐活动，这样也就没有专门的演出场地。
随着清朝统治者进入中原后，受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日渐加深。康熙皇帝自幼就对汉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并且成为了一位对汉文化造诣颇深的君主。到乾隆皇帝，清朝达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化空前繁荣时期，各种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此时，在北京故宫中也先后出现了多处的戏曲观演空间，此时成为了戏楼的鼎盛期。
沈阳故宫嘉荫堂、戏台观演空间中的空间特点
嘉荫堂戏台建于乾隆四十六年（1780），建筑面积为1500平方米，为五开间，卷棚硬山式建筑。明间开门，东西次间做成暖阁，是皇帝（后）赏戏时的座位。戏台在嘉荫堂的对面，呈面阔9米的方形平面，为卷棚歇山式建筑，东西北三面开敞，台基高900毫米。戏台背倚五开间卷棚硬山顶的扮戏房，扮戏房明间开门，为前后廊格局，但为扩大面积都把槛墙推到廊下。围合嘉荫堂和戏台、扮戏房的是转角房，形成一个封闭的四合院，转角房面向四合院的一面完全开敞，名为“房”，实为“廊”，它是王公大臣赏戏的地方。转角房的东西山墙上有供王公大臣和仆役出入的便门。
服务客体的明确性与唯一性
作为沈阳故宫中唯一的一处观戏的空间，嘉荫堂、戏台具有明确的服务客体的唯一性——服务于皇帝、后妃看戏。这一处建筑是沈阳故宫中最后大量兴建的建筑群，主要是为当时的乾隆皇帝在沈阳东巡谒陵期间的文化、娱乐生活而造，而且据史料记载，使用过的次数也并不多。
观演空间以服务主体为主导的布置方式
在中国古代建筑组群的营建中，建筑序列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强调序列的南北秩序性。在沈阳故宫西路的整体建筑组群组合中，为了实现、体现对乾隆皇帝一人服务的主旨，与中路皇帝居住的保极宫院落直接对接，建筑的序列方向是东西方向的，皇帝可以以最便捷的方式进入到西路院落。在西路，嘉荫堂与文溯阁宫门相对，分别转动9 0°以同一条道路与西所相连。这条路线就成为了服务于皇帝一人观演的过渡、引导的空间。行走过这一段路程，开启嘉荫堂的扇门，就直接进入了供皇帝看戏的“观众厅”。除皇帝之外，其余的王公大臣、扮戏的演员，都要从位于南向的直接朝外的后门进入，由此，就出现了序列的颠倒。在嘉荫堂与戏台两侧的转角房，是专供大臣看戏的场所。为了突出皇帝的尊严和保证最佳的观看位置，留给大臣们的却是视觉条件不甚理想的“偏座”席位。在两侧还开有专门的小门使人员疏散，不至于影响皇帝的使用。至于扮戏的艺人，后台的各种工作人员等，都通过扮戏房开向外部的通道出入。这种功能组织、交通流线的安排倒是很像现代的观演建筑中后勤、演职人员路线与观众路线的分离布置方式。同时，这样的方式也是更加有利于为皇帝一人使用，体现服务主体的唯一性、明确性。
与其他类型的观演建筑使用方式不同
中国传统私人宅第中的观演空间，服务对象人数少而明确，建筑营建精美，而在这类建筑中，出现在皇家宫殿中的戏台、看戏房则是最为华丽的，服务的中心对象只有帝后而已，一般台口前的空间被空出，在视线、声响最佳的位置设置了主要的赏戏坐席或者建筑，然后在周围布置环状的次要坐席。北京故宫宁寿宫畅音阁大戏台，观演的阅是楼组合与沈阳故宫中嘉荫堂与戏房组合在演与观的关系上是一样的。从乾隆五十四年所画的枟弘历观剧图枠可以看出，皇帝坐在戏台对面的看戏房内，众多文武大臣在看戏房与戏台之间的院落中向皇帝跪拜、行礼，而在两侧的围廊中，已有大臣就座，等待着戏曲演出了。畅音阁三层的戏台，通常使用第一层大台，与畅音阁相对的阅是楼分两层，是皇帝、皇后等看戏的地方。每逢元旦（春节）、万寿（皇帝生日）等重大节日，帝、后和王宫大臣都来此看戏，大臣分列两侧回廊。在畅音阁、阅是楼之间为空，没有设置坐席。这与沈阳故宫的方式完全一致，也由此可见，沈阳故宫嘉荫堂、戏房的布置方式也是对北京故宫同类建筑的一种效仿。试想当年乾隆皇帝从居住的保极宫恬静、淡雅的小院向西一折，出得小门，已经隐约听到了序幕的声音，仅仅行了数十步，转身之间，皇帝已经坐在了嘉荫堂的御座之上，大戏开场了！
空间视线设计
当代研究成果指出，人的双眼合并视野，最佳视角在 60°以内，一般以水平视角在54°时为最佳视角，人眼垂直视角在15°~30°范围，超过30°时辨认物体形状的能力迅速减弱，故最大俯角不宜超过30°。在嘉荫堂分别取若干视点，然后同戏台台口连线来计算一下观众的水平视角。连线所形成的夹角没有超过 40°，一般在29°~36°之间，且正面嘉荫堂观众水平视角大部分位于眼睛转动的最大角度30°左右。在对比之后发现，皇帝所坐的位置，视线效果好于王公大臣的坐席，这一点也体现出了整个观演空间服务客体的唯一性。嘉荫堂与戏台垂直视角的计算，向上αl=11°，向下α2=3°，在人眼垂直视角的最佳范围0°~15°，所以其垂直视角也是合理的。
空间设计有助于良好音质的形成
在中国传统的戏剧中，全部依靠演员的自然发声，没有任何的扩音设备。传统的戏台顶棚都比较低，不会超过4.5米，而且与后部所依的房间、后台屏风以及两侧的墙体、建筑都成为了演员声音的反射器，使得声音得到了加强。另一个重要的声场效果是保证混响时间。在沈阳故宫的戏台建筑中，戏台建筑屋顶本身，与戏台相邻的扮戏房，两侧环绕布置的供大臣赏戏的转角房，在其实际的使用功能之外，都起到了院落中演员发声的反射器作用，有效地将声音收拢，四周嘉荫堂、戏台、转角房相互连接，围合成一个封闭的内院的形式，有利于声音在这个封闭的环境中不断地反射，从而得到足够的混响时间，以提高在嘉荫堂赏戏时的声音质量，使得皇帝所坐的位置得到最好的音响效果。
二、文溯阁—仰熙斋的空间
文溯阁建于乾隆四十六年，是乾隆皇帝为加强其文化统治，广开学路、博采群书，于乾隆二十八年（1773），设四库全书馆，编纂枟四库全书枠，“……先后抄录七部”分别存放在全国拟建的七个完全一样的藏书点，每个都是以宁波天一阁为蓝本，完全模仿其建筑形式而建。它们是紫禁城文津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行宫文津阁、沈阳故宫文溯阁（俗称“北四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和镇江金山寺文宗阁（称为“南三阁”）。
文溯阁是重檐硬山二坡顶，外观二层，内部三层的古代图书馆类型的建筑。其平面六开间，是少见的偶数开间，第六间比其他五间要小，是专门的楼梯间。底层平面前后出廊，前（南）廊在两山墙上有门洞，有踏步直接到室外，后（北）廊在两山墙处有抄手游廊相连接。夹层空间类似跑马廊，与一层空间贯通形成一个中庭。上层平面全部是藏书空间，书架沿轴线方向并列布置。文溯阁东为碑亭，呈方形平面，四出踏步，盔顶。亭正中置石碑，正面文枟文溯阁记枠，背面文枟宋孝宗论枠，是对文溯阁的兴建过程及命名进行的记载。在文溯阁与仰熙斋院落中，两座建筑的组合呈现出中殿式的总体院落空间布局，文溯阁与仰熙斋之间有一院落，同时两建筑与围合成西路的围墙之间有比较大的距离。文溯阁与仰熙斋作为主体建筑居于院落中央，院门到文溯阁前廊的距离是11.2米，东侧山墙距离围墙16.5米，西侧山墙距离西侧围墙14.1米，空间都比较开阔，建筑的三维的形体之美在空间中完美展现。但是在文溯阁对院门空间还是有一定的压迫感的，入院门文溯阁直接呈现眼前，面阔26.2米，视距只有11.2米，水平的视角达到了98.76°，远远地大于人的水平舒适视角57°，只有转到东、西两侧时才有全面的掌控。
仰熙斋位于文溯阁之后，是五开间，前后廊硬山式建筑。文溯阁、仰熙斋之间及两侧抄手游廊组成一个封闭的四合院。这使得它们二者的组合越发从空间独立出来。文溯阁是图书馆，仰熙斋是皇帝读书写字的地方。仰熙斋在功能分区上属于静空间，处于文溯阁后面，抄手游廊在此处向院落的内部敞开，朝向外院落一侧完全封闭，形成内向、封闭四合院，使读书活动可以闹中取静，同时可以从室内向室外渗透延伸，读书的环境得到了改善。
第四节 宫与城的关系
盛京宫殿始建于公元1625年，最终形成于公元1783年前后，经过长达一百五十余年的建造、维修、改建和陆续增建，使这座塞外皇宫愈发完整并最终形成了今天这个以东路、中路和西路三个部分组合而成的宫殿建筑群。东路和中路分别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皇帝早期建造的宫殿建筑群，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体现着满族建筑的发展过程，是满族建筑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重要遗存。西路以及中路东、西所主要是乾隆年间增建的具有“行宫”性质的建筑群，更多地反映了满文化融入汉文化体系之后的建筑形制。这种文化上的传承与融合正是满民族由建州（今辽宁新宾）肇兴，到沈阳雄起，再走向北京登上中国王权之顶，这一政治与经济实力的攀升和文化递进关系的显现。这种关系又鲜明地固化在盛京宫殿的建筑当中。
满族人建都筑城与汉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都城之中不再另建紫禁城，皇宫与城市融为一体，而不是将它从城中孤立出去。早期的女真古城是这样，进入沈阳以后，皇太极建盛京城时，虽然尽力学习汉人营建之制，但在这一点上他仍保留了其传统的做法。由此而产生的结果，虽然给皇宫的安全与防御带来一些不便，也对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突出不够，但将全城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必然使城市的规划更为合理，从而避免了许多既要把宫城放在城市的中核位置，又要将它绝对封闭而给城市规划造成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盛京城的建设中，汉族都城皇宫居中的思想被采纳，皇宫在城中适当地加强了安全防御设施，但仍坚持了以城市为主，宫城结合的主导思想。若从今天的城规理论来看，这是一种更为合理，更为有全局性的客观结果。北京故宫宫城界限分明，形成“城中之城”的格局，是防御性极强的内向型空间。紫禁城内部也是围墙重重，每个生活区域又各自封闭。北京故宫的这种格局不仅是为防御外敌，而且是为防御内部的袭击。这种民族心理是多疑的、内向的，与聚众的、对外协同一致的民族心理大相径庭，从而形成看似相同，实则不同的城市格局。
努尔哈赤时期，宫与城的相融关系，仍完全地继承了女真古城的城建思想，宫与城是一体的。其办公常朝之殿与生活起居之宫分设于城中两处，皇帝穿城而过是经常性的和必不可少的。因此，就根本没有丝毫紫禁城的概念。甚至对大政殿、十王亭一组建筑，当时也并未把它们从城市中绝对地分隔出来，而是犹如一个城市广场，构成整个城市空间的一部分。如果说努尔哈赤吸收了汉文化的部分，不过是将大政殿一组建筑选在接近于城市中间的位置，而将他的汗宫放到了城市中线上，这不同于以前他所建的几座古城对宫与殿的选址完全取决于地形的具体情况——随机而无定式，但这一次选址的依据也不应该完全归结到汉文化的影响上，因为女真人总是习惯于将最重要的建筑建在自然地势最高处。在沈阳古城中地势最高点恰在城市的中心部位。正是这双重原因促成了老汗王对其皇宫宝殿位置的选择。而汗宫又是按满族的传统做法，以人工筑台，高台建院。不仅汗宫如此，大多亲王、贝勒在沈城内的王府亦然。
皇太极改造、扩建盛京城时，较多地吸收了汉族都城的营建思想，但他仍十分巧妙地保留了其城市规划中强调紧密宫城关系的传统。在改造旧城和选择新建大内宫阙的位置时，所受到的局限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一是十字形街道与新皇宫位置居中的矛盾；二是已建大政殿、十王亭与新皇宫位置的矛盾；三是大政殿、十王亭与新城系统之间的矛盾；四是原皇太极王府位置与新建宫室的矛盾；五是令皇宫居中后与城市交通和城市空间功能之间所造成的矛盾。高明的城市规划者完美地解决了这些难题，十分得当地化解了城市现状与改建规划之间的诸多矛盾，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规划方案，并将之实施，在中国城建史上留下了一个不朽的杰作。
为使皇宫居中，又不影响城市交通，规划者既没有机械地套用中国传统的“旁三门”、“九经九纬”的王城模式，也没有继续维持在城墙每边中间仅辟单门的现状，而将城墙每边改辟成二门，将十字形街道改为井字形。于是，城市平面呈现为中国传统的九宫格系统，又避免了由皇宫居中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明智之策。
甚为重要的是，令西连怀远门、东达抚近门的今沈阳路大街从皇太极新建的皇宫范围之中横穿而过，在街上又以等同于“中路”建筑的宽度为间距，相对建起文德和武功两座牌坊，从城市中划分出“大内”空间，同时城中的井字形街路格局未遭破坏。使位于沈阳路北侧的大清门及门内的四进宫殿庭院与南侧由奏乐亭、司房、朝房、影壁和东西两侧的文德、武功牌坊共同构成的朝前空间遥相呼应。沈阳路既作为城市的一条重要道路，又作为宫与城的联结纽带，将皇帝朝寝的宫殿与贝勒大臣的办公朝房相互分隔又相互连接，它也成为文武百官上朝、候朝的过渡性空间。从而使宫与城在空间上相互借用，相互渗透，相互交织为一体。这种紧密的宫城关系在历代皇城与皇宫建筑中是绝无仅有的。
后期由乾隆皇帝增建，今天被称之为“西路”的一组建筑，进一步发挥了当年规划者的这一构思，将西路南大门向北推移了50余米，使西路“建筑”门前与沈阳路一起形成了一处城市广场，一方面派作轿马场使用，同时又与“东路”的大政殿广场（原广场南侧并无高大的围墙）形成呼应。这些处理，虽非同期所为，但使得沈阳路大街连同城市空间有收有放、有张有合，充分体现出空间的律动与节奏，犹如一气呵成，令人叫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