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末年，皇太极的“无疾”而崩，引发了一场围绕皇位继承的激烈斗争，清政权内部矛盾尖锐，甚至险些于盛京宫殿内爆发武力冲突。斗智斗勇的结果，是大清王朝产生了一位年仅六龄的幼帝，而这个结果使得皇位争夺战一直延续到顺治初年，直至顺治帝亲政结束。
第一节 皇太极猝死清宁宫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晚亥时（九点至十一点），皇太极端坐在盛京清宁宫内寝宫的南炕上突然停止了呼吸，史称“上无疾端坐而崩”。噩耗突如其来，令所有人都无比震惊。
太宗暴卒，是不可能如清官方史料所载的那样“无疾而终”的。皇太极自幼体质健壮，随父出征，称得上是浴血疆场，战功赫赫。即汗位后，皇太极多次御驾亲征，如征察哈尔，亲临大凌河前线等，特别是在大凌河战役中，身为天聪汗的皇太极并不仅仅是坐镇指挥，也曾“亲以箭射刀砍”，更有过“汗未及擐甲，仅率摆牙喇兵，渡河追杀明兵至锦州城”以至于大贝勒代善奏曰：“汗独自出征败敌，辛苦矣”的经历 ，神勇不减当年。在例行的狩猎活动中，皇太极也是收获颇丰，不仅有一矢贯双（黄）羊的经历 ，而且还曾多次“殪虎”，甚至不是一只，而是五只。但中年以后的皇太极身体趋于肥胖，加上战时要穿戴的厚重铠甲，一般坐骑都承受不了他的重量，所以他的坐骑是大白和小白两匹战马，大白日行仅五十，小白则日行百里。到崇德年间，枟清太宗实录枠中开始出现皇太极生病的记载。崇德五年七月“圣躬违和，率皇后诸妃于申刻出德盛门，幸安山温泉”进行疗养。崇德六年八月，因洪承畴率明十三万大军前来救援，松锦战役进入关键时刻，皇太极调集了各路人马，原定八月十一日御驾亲征，但因患鼻衄流血不止而不得不推迟三日。但三日后，皇太极所患鼻衄并不见好转，军情紧急，皇太极为不贻误战机而如期率大军出发了。一路之上，“上行急，鼻衄不止，承以碗，行三日，衄方止”，可见皇太极当时病得不轻 。皇太极八月中旬带病出征，战役尚未结束，又于松锦前线得知宠妃关雎宫宸妃病笃，随即又马不停蹄地赶回盛京，但仍未能见上宸妃最后一面。九月十三日宸妃薨，上“入关雎宫至宸妃柩前悲涕不止”，随即便出现了因“皇上过于悲痛”、“上居御幄，饮食顿减，圣躬违和”，甚而皇后、诸妃及诸王大臣们要陈设祭物对神祈祷后，“上方愈，稍进饮食”的记载 。宸妃海兰珠的病逝，使皇太极的身心遭受到沉重打击，就连他本人也发出了“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的感叹，表现出意志消沉，力不从心的思想状态。
崇德七年十月“丁巳，圣躬违和，肆大赦，凡重辟及械系人犯俱令集大清门外，悉予宽免”，此时虽未说明皇太极所得何病，但从所采取的举措看，皇太极此次病得不轻，在其统治期间因生病而大赦，这还是第一次。不久，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等又奏称：“皇上天纵神武，德被遐方，以仁心爱万民，以仁政治宇内，凡养民恤民，无不周挚，虽当大业创兴，实为万世之圣主，当代之明君也。臣闻有道者，天赐纯嘏，福履者，景运灵长。今皇上道德醇备，福寿兼隆，虽偶尔不豫，辄获康吉，天之眷我皇躬也昭昭矣，举国臣民不胜欢忭。伏愿皇上保护圣躬，上答天心，下慰人望。近见政事纷繁，动劳睿虑，各旗、六部诸大臣虚设何裨？凡心劳则气动，更愿皇上清心定志，一切细务付部臣分理，至军国大事，方许奏闻。况大业垂成，外国来归，正圣心慰悦之时，亦可稍辍忧劳。且时当食足兵强，皇上宜暂出游猎，以适上心。臣等谬任言官，唯以圣躬为重，伏望息虑养神，幸甚。”当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将此奏闻皇太极时，上曰：“所奏良是。朕之亲理万机，非好劳也。因部臣不能分理，是用躬自裁断。今后诸务可令和硕郑亲王、和硕睿亲王、和硕肃亲王、多罗武英郡王合议完结。”不仅立刻同意，而且马上派范文程宣布此谕，并对诸王“但何项事应行奏请，伏候圣裁决定，则诸务庶可办理”的询问，答复为“未来之事何可预定？各部事务须尽心料理，有不能决断者会同诸王贝勒议结。如会议仍不能结者，方许奏闻。诸王每日黎明齐集，有事则奏，无事回各衙门办理部事。傥有当议事务，候旨齐集”。这段记载说明，此前皇太极对于国政事必躬亲，而今因身体欠佳的缘故而放权，诸王们一时还不适应。原因只有一个，皇太极确实是病体难以支撑，才出此迫不得已的下策。同年十二月，皇太极率诸王贝勒到叶赫行猎，至开库尔地方，皇太极再一次“圣躬违和”，诸王大臣奏请停止行猎，车驾回宫以便“息劳静摄”，皇太极称“朕躬偶尔违和”，不能“使如许从猎军士一无所获”而归，可以自己驻跸休息而诸王大臣则率众行猎。“于是仍行猎”，恰巧第九子年方五岁的福临于噶哈岭射中一狍，才使这支行猎队伍得以回銮盛京城 。
崇德八年正月初一，皇太极仍在病中，因“圣躬违和”，皇太极不仅没有诣堂子行礼、还清宁宫拜神，而且连例行的元旦庆贺礼都免了，在其统治生涯中因病而免行元旦庆贺礼这也是第一次。三月“圣躬违和”，大赦，死罪以下咸宥之。四月初一，“圣躬违和”，先“祷于盛京寺庙，施白金”，后“祷于境内各寺庙，施白金”，这也是从前没有过的举动。清廷在间隔如此短的时间内，因“圣躬违和”而频繁采取多样举措，说明皇太极的病不仅连续发作而且是一次比一次重。但此后直至皇太极去世，清太宗似乎又恢复了健康，实录中再没出现过“圣躬违和”的记录。但对比皇太极逝世当天的情况，不寻常的迹象实际上已有所体现。表面看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这一天，皇太极处理国政没有一丝异常，他先赏赐了土默特部落前来贡马的一干人等及其从役银两等物，后奖励了土默特部落护送格隆喇嘛前来盛京的有功人员银两等。最后，“上偕皇后诸妃召固伦公主等至崇政殿，以征明所获缎匹财物之佳者赐科尔沁国和硕福妃、和硕贤妃及固伦公主诸福晋有差。未经阅视者候再查阅，遂还宫”。此前，大清国曾多次入边掠得明的大量财物而归在崇政殿或大政殿前阅视，如崇德四年四月，就曾将征明“所获马驼金银及金银器皿东珠珍珠蟒缎闪缎各色缎匹貂皮猞猁逊皮豹皮虎皮俱陈列于笃恭殿，按旗具册献上，上酌纳之”并赏赐臣下，却从未有过“未经阅视者候再查阅”的情况。从皇太极当晚病逝的结果看，皇太极在举行此项仪式时，极有可能身体已现不适，所以才会发生“未经阅视者候再查阅”而回宫的情况。加上几个月前曾有病情反复发作的旧疴，诸多专家学者论证皇太极患有高血压等病症，一旦发作，瞬息之间便夺去了皇太极看似健壮如初的生命。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逝世，初十日“诸王大臣等迎梓宫奉安于崇政殿”，朝夕哭临三日，举哀七天。九月二十一日，奉安于盛京昭陵，顺治元年八月归葬 。根据其文治武功谥曰：“应天兴国弘德彰武宽温仁圣睿孝敬敏昭定隆通显功文皇帝”，庙号太宗。皇太极称天聪汗九年，即宽温仁圣皇帝位八年，共在位十七年。叱咤风云，戎马一生，文治武功赫赫。对明战争捷报频传，以征服察哈尔诸部为标志实现了对整个漠南蒙古的统治，臣服朝鲜，仿明制全面推进国家制度的封建化，奠基清朝，发展了社会经济，缓和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大大推动了满族社会的历史进程，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第二节 诸王的争位角逐
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暴卒。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结构突然失去了原有的平衡，当皇室权贵们从“驾崩”的震惊和哀痛中逐渐清醒过来时，由于皇太极生前并未指定皇位继承人，所以皇位继承问题就成了各方权力之争的焦点。一场诸王争位的角逐不可避免地上演了……
从当时满族继承的传统及封建化进程看，关于皇位继承的斗争主要表现在对“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模式的选择上。从努尔哈赤时代始，在进行权力与财产的分配时，太祖所生育的16位皇子中，元妃所生之子褚英、代善；继妃所生之莽古尔泰、德格类；中宫皇后所生之皇太极即天聪皇帝；大妃所生之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均为努尔哈赤之嫡子，除德格类外，其余诸人均为太祖授予整旗之子，即和硕贝勒的人选是严格限定在嫡子范围内的。努尔哈赤崩后，汗位继承也是在其嫡子中推选出嫡子皇太极来入承汗位，所以努尔哈赤时期即已形成嫡子继承制度无疑。遵循这一原则，此时最具竞争力的皇位继承人选就是努尔哈赤之嫡子对决皇太极之嫡子，即要么“兄终弟及”，要么“父死子继”。
首先，作为天子自将的两黄旗大臣们为了维护自己在八旗中的特殊地位，主张立皇子是他们的唯一选择，即坚决拥护“父死子继”原则。而根据上文已经论述有继承权的皇帝嫡子中，共有三位人选，即豪格、博穆博果尔和福临。豪格为皇太极继福晋所生，系嫡长子，后因其母于天命年间获罪而被皇太极休离，故豪格与当年的莽古尔泰一样，嫡子身份大打折扣。但也必须看到，在嫡庶之分的前提下，满族人也十分强调长幼之序，兄长身份高于弟幼，拥有特权，如四大贝勒即是以年龄大小排序，若嫡出兄弟同为一旗也是兄长为旗主，如阿敏与济尔哈朗，莽古尔泰与德格类，所以由于豪格为皇太极长子，多年来在父亲的麾下久战沙场，声望日著，在皇太极生前已位居和硕肃亲王，弥补了其在嫡子身份上的缺陷，成为热门人选之一。博穆博果尔系麟趾宫贵妃所出，在三位嫡子中身份最为高贵，也是人选之一，缺陷在于此时这位皇十一子仅一岁半，而且其母身份虽比福临之母庄妃高，但其母不是皇后哲哲的侄女，不能代表蒙古科尔沁部族的利益，反而在这场争位战中悄无声息。而福临为皇八子，永福宫庄妃所生，嫡子身份无疑，加上有皇后和母妃的支持，战胜博穆博果尔不成问题，但其此时年甫六岁，尚在冲龄，这一点成为两黄旗大臣立其为帝的最大顾虑。起初，两黄旗大臣一致同意谋立肃亲王，“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指福临）为太子”，因为他们认为“国基未固，需立长君”。从夺位斗争最后立福临的结果看，此时两黄旗大臣的谋划已有预示，立豪格为君，却不立其子为太子，而是立福临为太子，一方面说明豪格嫡子身份的缺陷，另一方面则表明皇后、庄妃所代表的后宫权势也是不容忽视的，此时代表科尔沁部的最高权力人物如和硕福妃（皇后之母）、贤妃（宸妃之母），和硕土谢图亲王巴达礼、和硕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多罗巴图鲁郡王满朱习礼、固伦额驸巴雅思护朗、祁他特、弼尔塔噶尔、和硕额驸多尔济等几乎全部集结在盛京。所以，两黄旗大臣在主张父死子继的原则下，皇位继承者的人选应是两位即豪格和福临。作为皇位继承人首选的豪格认为自己胜券在握，于是命大臣何洛会、扬善去通知济尔哈朗，称“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以求得更多的支持。如其所愿，济尔哈朗表示出同意的意向。
相对于两黄旗大臣的谋立活动，主张“兄终弟及”模式的一方，以不甘示弱的两白旗诸王大臣为主。在“兄终弟及”的原则下，当时有资格成为皇位继承人的是代善、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代善此时已年逾花甲，根本无心于此。而代表两白旗利益的诸王中，地位最高、威望最著的是多尔衮，他身兼和硕睿亲王、正白旗旗主并摄吏部事务数职，得到了两白旗诸王大臣的一致拥戴，成为豪格最有竞争力的对手。太宗崩逝后，当时多尔衮在朝门，“坐帐房中，英王、豫王皆跪”，“请即尊位”，谓“两旗（指两白旗）大臣属望我等者多，诸亲戚皆来言之”。此言非虚，因为两白旗与两黄旗的矛盾由来已久，太祖时，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所在的是汗自将的两黄旗，拥有特殊的权力与地位。太宗时，皇太极将自领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将太祖赐给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使之地位下降。所以，两白旗诸王大臣强烈反对两黄旗立豪格为君，认为“若立肃亲王，我等俱无生理”。此种情势对多尔衮极为有利，作为竞争者，其内心无疑希望如此，但其城府极深，对于两位同胞兄弟的请求，他的表现是“端坐不动”，并且说“尔等若如此，予唯有一死而已”。阿济格和多铎信已为真，见多尔衮不同意竟“长跪”不起。比较之下，两白旗与两黄旗双方虽然都是“私相计议”，但彼此之间的力量均衡，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崇德八年八月十四日黎明，皇太极驾崩后第五天，代表两白旗的实权人物多尔衮匆匆来到三官庙（今沈阳故宫太庙址）召见两黄旗大臣索尼，与之议论皇位继承人的问题。索尼对于多尔衮并没有隐瞒两黄旗大臣的观点，直言不讳地回答说“先帝有皇子在，必立其一，他非所知也”。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索尼说的是立皇子，而不是立豪格，本可以理解为是对多尔衮的隐讳回答，但从后来议立皇嗣时豪格退场表示弃权的史实看，可以认为两黄旗大臣的此种变化应与当时后宫之主孝端文皇后和庄妃有关 。翌日，议立嗣君的诸王大臣会议在大政殿召开。此次议政王会议之所以在大政殿而不是崇政殿召开，是因为一则朝鲜史料有明确记载“诸王会于大衙门”，二则是因为皇太极时期，其议政、会议的地点是大政殿而非崇政殿（详见第五章）；第三则是此时皇太极的梓宫正安奉在崇政殿内，议政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并“列坐大殿东西两庑”议事，与礼不合。此时，各持“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之见的双方已毫不隐晦自己观点，皇位之争进入到白热化状态。从史料看，两黄旗大臣借天时、地利占有先机，首先，两黄旗大臣在大清门又一次盟誓，坚决要立皇子。同时先发制人，“令两（黄）旗巴牙喇兵（皇宫禁卫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以全副武装的护军包围了包括议政王会议所在地在内的盛京皇宫，其威慑作用可想而知。
会议由睿亲王多尔衮主持。会议伊始，索尼和鳌拜就明确表示一定要立皇子，多尔衮命其暂退，由诸王发表意见。资历最高的礼亲王代善认为豪格作为“帝之长子”而“当承大统”，事先得到通知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也表示出附和的态度。事情似乎朝着两黄旗大臣的初衷发展着，但最出乎大家意料的却是肃亲王豪格的表态，人们印象中志在必得的豪格在态度上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几天前踌躇满志的样子全然不见，竟声称自己“德小福薄，非所堪当”。情势发展至此也不奇怪，因为皇太极当年也是推迟再三才继承的汗位，可接下来豪格的行动表明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因为说完上述一番话之后，豪格“固辞而罢去”了。这表明豪格彻底退出了皇位竞争，这与其此前的表现反差太大了，虽然没有史料明确记载其原因，但从福临即位的结果看这其中又确确实实有后宫影响力的存在，只有如此原因，才会使雄心勃勃的豪格如此怨望，他的政治表现是不成熟的，为其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豪格的弃权，使得两白旗诸王异常兴奋，白旗两王阿济格和多铎“劝睿亲王即帝位”，但多尔衮比豪格成熟得多，没有两黄旗大臣的最后表态，他是不会贸然应允的，所以“犹豫未允”。此时，多铎忍不住了，因为推举兄长多尔衮是因为他即位的希望最大，只有他和豪格可以竞争。如今竞争对手已去，多尔衮又不明确表态，那么自己也应有份，就提出“若不允，当立我，我名在太祖遗诏”，但多尔衮的回答是“肃亲王亦有名，不独王也”。多铎是主张兄终弟及的，既然多尔衮不应，自己也不行，就干脆提出“不立我，论长当立礼亲王”，代善并不想搅进矛盾的漩涡，立即表示“睿亲王若允，我国之福。否则当立皇子。我老矣，能胜此耶？”一提及立皇子，两黄旗大臣再也按捺不住了，“佩剑而前曰：‘吾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会场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代善率先声称“吾以帝兄，当时朝政老不预知，何可参于此议乎？”准备一走了之，阿济格也随之而出，多铎也不再言语了。面对此情此景，多尔衮深知自己已决无即位之希望，权衡利弊，一旦兵戎相见，不但自己身家性命难保，而且还将危及大清国的前途与命运。所以，多尔衮随机应变，对所有与会诸王大臣说，“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豪格）既让而出，无继统之意，当立帝之第三子（应为第九子福临）。而年岁幼稚，八高山军兵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分掌其半，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当即归政”。多尔衮不愧为政治家，一举数得，不仅化解了当时的危机之势，而且结局对其也颇为有力，因为拥立了一个冲龄幼帝后，对于皇权，多尔衮还是有机会的。与此同时，多尔衮还把自己从一个争夺皇位的实权人物，转瞬变为手握拥立之勋的功臣。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尔衮确实达到了目的，其虽无皇帝之名，却有皇帝之实，大权独揽，炙手可热，成为大清国实际的最高统治者。
清太宗逝后的这场诸王争位的斗争表明，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父死子继”战胜“兄终弟及”而成为有清一代的嗣位制度。于是，六岁的福临登上大清国皇帝的宝座，是为顺治帝。
第三节 六龄皇帝福临登基
崇德八年八月二十六日，顺治帝的登基大典在盛京皇宫的大政殿隆重举行。这表明大清国已安然度过了最高权力结构失去重心的危机阶段，开始了它新的前进步伐。
从议政王大臣会议议定皇太极的第九子为皇位继承人，到顺治帝正式举行登基大典，在这短暂的十几天里，大清国内并不风平浪静。既然确定了皇位继承人，依惯例，所有诸王贝勒及满、蒙、汉大臣进行了盟誓以示效忠之心。代善、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阿济格、多铎、阿达礼、阿巴泰、罗洛宏、尼堪、博洛、硕托、艾度礼、满达海、吞齐、费扬古、博和托、吞齐喀、和托等，共十九位王公昭告天地，表示要“遵先帝定制”，若犯有“藐视皇上幼冲”、“私结党羽”等罪则“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阿山等八旗大臣数十人也盟告天地，称要竭力事君，不“谄事本主”，不“预谋悖乱”，若徇私结党，“即加显戮”。两位辅政王特立誓言，宣称如不“秉公辅理，妄自尊大，漠视兄弟，不从众议，每事行私，以恩仇为轻重”，则“天地谴之，令短折而死”。这边盟着誓，那边就发生了国舅阿布泰“无人臣礼”，“国家有丧，不入内庭”而与多铎游玩之事。更有甚者，八月十六日，前一天刚刚参与盟誓的两红旗多罗郡王阿达礼（代善孙）和固山贝子硕托（代善子）就已违背誓言了。首先，郡王阿达礼向多尔衮表示“王正太位，我当从王”，接着即往济尔哈朗处称“和硕礼亲王命我常至府中往来”探听消息；而固山贝子硕托则派吴丹前往睿王处，“言内大臣图尔格及御前侍卫等皆从我谋矣，王可自立为君”。然后，两人又一同偕多罗贝勒罗洛宏前往代善处，时代善正患足疾，阿达礼、硕托“登床附和硕礼亲王耳，语曰：‘众已议定立和硕睿亲王矣，王何嘿嘿？’”代善则劝止云“既立誓天，何出此言？更无生他意！”但这两个人并不听劝，而是“往问于九王（指多尔衮），则九王牢拒而入。往十王（指多铎）家要见，则十王……始终不相见。复问于大王（指代善）”，代善怕此事祸及自身遂首先告发，并和多尔衮一道将此事公布于众。结果，阿达礼、硕托因“扰政乱国”而被“露体绑缚”，以叛逆论死；阿达礼之母、硕托之妻和吴丹一道以“结党助逆”之罪伏诛。籍阿达礼财产归代善，籍硕托财产并其子归多尔衮，以阿达礼之弟勒克德浑、杜兰给豪格，自此，“刑政除外，大小国事，九王专掌之。出兵等事，皆属右真王（济尔哈朗）。”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八月二十三日，又发生了一起宗室巴布海（太祖庶子）夫妇的投匿名书案。巴布海以匿名的形式揭发“皇帝固山执政将领谋不轨”，投匿名书的地点是“九王家”，多尔衮对其的处理是不顾诸王“人命至重，杀之似过”的劝阻而迅速将其处死 。巴布海揭发的是谭泰 ，其家产一半入官，一半归谭泰。有学者认为，从后来谭泰投靠多尔衮的史实看，多尔衮有灭口之嫌是有道理的。与此同时，两黄旗一边也不是波澜不兴。八月二十二日，两黄旗大臣、侍卫包括图尔格、拜尹图、谭泰、塔瞻、锡翰、多尔济、伊尔登、额克尔戴青、巩阿岱、车尔格、图赖、鳌拜、希福、范文程、刚林、索尼、陈泰、穆成格、遏必隆等两百多人盟誓，表示主上虽幼冲，但我等誓靖共竭力如效力先帝时，“若谄事诸王、贝勒、贝子、公等结党谋逆、潜受贿赂，及与人朋比，仇陷无辜，娼嫉搆谗，蔽抑人善，徇隐人恶者，天地遣之，即加显戮”。不久，图赖、索尼、巩阿岱、锡翰、谭泰、鳌拜六人又立盟誓，“愿生死一处”，“誓辅幼主，六人如一体”，试图以此种形式来表示其保全幼主的决心。此距顺治帝举行登基大典的时日只间隔了短短的十余天，一边是为驾崩先帝皇太极依礼举行祭奠活动，一边是皇位之争余绪的腥风血雨，所以，八月二十六日在大政殿举行的福临即皇帝位典礼着实令人精神为之一振。
福临生于崇德三年的正月卅日，枟清太宗实录枠称其诞育时，红光照耀宫闱，经久不散，永福宫香气弥漫了数日；枟清世祖实录枠称其生前即其母庄妃“娠时有红光绕身，衣裙间如有龙盘旋状……如是者屡”，更神奇的是在其诞生前一日“孝庄文皇后梦一神人抱一子授之曰：‘此统一天下之主也。’”显然是后世文人的溢美之词。但从其在登基大典上的表现看，六岁的福临还是聪慧明理的。登基之日，侍臣为他拿来一件红里子貂裘，福临不穿，因为一则父丧在即不应着红，二则自己已贵为天子，按礼制应穿黄里子貂裘。升辇之时，其乳媪想像往常一样抱福临同坐，他不允，称皇帝御辇他人不得擅坐。当福临登上大政殿宝座时，依礼询问侍臣：诸位伯父、叔父及兄长朝贺，是非应答礼？得到不宜答礼的回答后，即端坐于上接受两辅政王率诸臣所行的三跪九叩礼。典礼上，正式宣布福临即皇帝位，以明年为顺治元年，颁诏大赦。典礼结束时，已是顺治帝的福临坚持让年龄最长的伯父代善先行，一切颇如人意。
福临即位，两宫皇太后应该满意了，主张“父死子继”的两黄旗大臣似乎也得胜了，但仔细推敲却不尽然。顺治帝虽是皇帝，但实质上他不过是一个衣食于乳媪的六岁孩童，生活尚不能自理，又如何懂得争权夺利、治理国政的大道理？此时皇太后的权威尚未确立如清入关后那样至高无上，两黄旗大臣毕竟与诸王特别是辅政王有着等级地位上的本质差别，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从郑亲王济尔哈朗在皇位之争中的表现，其善观风色，凡事以保全自己为要，何时能与睿亲王多尔衮抗衡？展望前程，危机重重，因此，顺治登基只是获得了皇帝之虚名，而皇帝之实权却是要旁落了。
第四节 争位余波
顺治登基，大清国制有所变更，因顺治帝福临年方六龄，故确立起二王辅政的新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多尔衮原有“太宗之位，原系夺立”之念，在皇太极逝后仍不能了却夙愿而只能做两位辅政王之一，自然心有不甘，于是他开始行动了。
皇帝虽年幼，但国政却要照旧。在二辅政王发誓秉公辅政听从众议后的第四个月即顺治元年十二月十五日，辅政王变成了摄政王，多尔衮就迈出了他独揽朝纲的第一步，即罢诸王、贝勒、贝子、公管理部务，而由摄政二王总理大政，六部承政改名尚书，直接受命于摄政王。郑、睿二王传集八旗王公大臣宣告：“前者众议公誓，凡国家大事，必众议佥同，然后结案。今思盈廷聚讼，纷纭不决，反误国家政务。我二人当皇上幼冲时，身任国政，所行善，惟二人受其名，不善，亦惟我二人受其罪，任大责重，不得不言。方先帝置我等于六部时，曾谕：‘国家开创之初，故令尔子弟辈暂理部务，俟大勋既集，即行停止。’今我等既已摄政，不便兼理部务。我等罢部事，而诸王仍留，亦属不便，今概行停止，止令贝子、公等代理部务，尔大臣以为何如？”抬出先帝，名义上征询，实已成定论。军国大政不再由诸王大臣集议，废太宗时诸王分管部务的旧制，各部大臣只能直接听命于摄政王。八旗大臣与摄政王身份地位相差悬殊，自是应允。然后，二摄政王才把此意“言于和硕肃亲王、多罗豫郡王多铎及多罗贝勒等”，已成定议的事诸王再不满也只有遵从。紧接着，八月十七日，二摄政王又谕都察院各官，“王贝勒等应听尔衙门稽察，有事应纠参者，须据实奏闻，方可称职”。都察院官可纠参诸王，都察院还听命于二摄政王，无形中二摄政王的地位又高出诸王一截。
顺治元年正月二十日，济尔哈朗传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堂官，谕告说“今后凡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白于我二王者，或有记档者，皆先启知睿亲王，档子书名，亦先书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俱照前例行”，此应是多尔衮走的第二步。上述事实说明，在太宗逝去后的几个月里，多尔衮权力迅速膨胀已凌驾于所有诸王贝勒之上。顺治元年四月初一，皇位竞争的失败者豪格因背后诅咒多尔衮“非有福之人，乃有疾人也”，欲“手裂若辈之颈而杀之”等诸多泄愤言语而获罪。告发人是其手下大臣何洛会，当初正是此人受豪格之命去告知济尔哈朗皇位继承人应立豪格。朝鲜史料曾说的“九王废长子虎口王而立其第三子，年甫六岁，群情颇不悦”，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失败者的豪格既然能在争位的关键时刻弃权，此时口出怨言是不令人意外的，但借此机会决定豪格幽禁并欲杀之则是多尔衮想除掉政敌的行动。朝鲜史料有“施士博氏、卢氏博氏、梧木道等谋于虎口王皆被诛，诸将欲杀虎口王，其帝涕泣不食曰：‘虎口我异母兄弟，故如是请杀耶？’诸王不敢复言，罚银三千两，许赎其罪，使之立功自效”的记载。事实上，豪格此次被夺七牛录属人，罚银五千两，废为庶人而被幽禁 。作为争位余波，多尔衮与豪格这次交锋的结局表明，大清国的权力天平越来越倾向于这位摄政王了。
顺治元年四月九日，摄政王多尔衮获得年幼皇帝的殊礼，于大政殿获大将军敕印，“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用加殊礼，赐以御用纛盖等物，特授奉命大将军”印，被赋予了“一切赏罚，便宜行事”的权力。翌日，多尔衮亲率多铎、阿济格以及三顺王等，“统领满洲、蒙古兵的三分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启行”。四月十五日，吴三桂于翁后所向清兵“泣血求助”，愿与清兵一道灭“流寇”（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皕瑏瑠。于是，多尔衮率军向山海关进发。二十一日，清军至山海关，与吴三桂合兵击败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五月二日，多尔衮率清军入京，“乘辇入武英殿升殿”，“令卤簿向宫门陈设”并接受了“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这一对皇帝才行的礼仪 。七月初八日，清朝决定“迁都于燕”。八月二十日，顺治帝自盛京启程迁都燕京。九月，福临与两宫皇太后抵达北京，“自正阳门入宫”。十月初一日，顺治帝于燕京祭天，“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十月初十日，顺治帝再行登基大典，“上御皇极门，颁即位诏于天下，以多尔衮功多，加封为叔父摄政王，赐册宝，并赐嵌十三颗珠顶黑狐帽一，黑狐裘一，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一万匹，鞍马十，马九十，骆驼十”。从此，多尔衮挟统军入关，定鼎中原的殊勋，权势一发而不可收。
顺治二年，已是“叔父摄政王”的多尔衮，再晋“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1648）又尊为“皇父摄政王”，成为大清国真正的最高统治者。与此同时，多尔衮在自己权势蒸蒸日上的这段时间里，成功地分化瓦解了原盟誓欲效忠皇上两黄旗大臣，顺己者使之飞黄腾达，如巩阿岱、锡翰、谭泰等；逆己者则一贬再贬，如索尼、塔瞻、鳌拜等。而同为摄政王的济尔哈朗在入关之初，被封为“信义辅政叔王，赐册宝、黄金千两，白银万两，彩缎千匹”，级别已明显低于多尔衮。但济尔哈朗还是凡事推尊多尔衮，如顺治四年其与多铎等王公一道联衔以多尔衮“体有风疾，不胜跪拜”为由，请求免去多尔衮对皇上的跪拜之礼。顺治五年，济尔哈朗受到吞齐、尚善等两黄旗大臣的讦告，被翻出陈年旧账，如当年同意拥立豪格，迁都燕京路途中，济尔哈朗所领之镶蓝旗“原定后行”，却“近上立营，同上前行”，让豪格福晋走在多铎、阿济格前面等罪行，多尔衮罢其摄政之权，以悖乱之罪降其为郡王，夺三牛录属人，罚银五千两。但多尔衮对济尔哈朗还算客气，不久又恢复了他的亲王爵位 皕瑏瑠。而对于豪格，多尔衮则是毫不留情。顺治元年因清军入关，豪格复封和硕肃亲王皕瑏瑡。顺治三年，多尔衮派豪格率军攻打大西农民军张献忠部，豪格星夜兼程，征战沙场，并斩杀张献忠皕瑏瑢。但战功并没有挽救豪格的生命，顺治五年正月豪格从四川返京，三月初六即下狱，被议定“出征四川，已及二年，地方全未平定”等罪应处死，“得旨：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后，诸王内大臣将豪格比成褚英要求“置于国法”。最后，豪格被“夺其所属人口”，免死幽禁。不久，蒙受不白之冤的豪格在被监禁中，含恨离开了人世。豪格几次斗争的矛头都直指多尔衮，但均以失败而告终。这场太宗逝世后的夺权斗争余波持续了七年之久，至此告一段落。
回顾满洲早期国家宫廷中的最高权力斗争，从努尔哈赤火并舒尔哈齐，到皇太极翦除阿敏、莽古尔泰势力，再到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害死豪格，这些一再上演的家族悲剧，无一不与最高权力结构失去重心的变乱有关。论其原因亦很清楚，封建制的本质就是必须将任何特权压抑至不再对汗权或皇权构成挑战的程度为止，但并不撤废权贵们的特权。因为，如果没有一个牢固的贵族集团作基础与后盾，汗权或皇权亦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