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卫中学是我的母校，对于母校，我有着诉说不尽的情思。这不仅因为迄今我已是三出三进这所学校，而且在这里，我度过了大半生，理想与机遇，成功与失败，悲欢与荣辱，几乎都与母校中卫中学有着分不开的情结。坦率地说，我爱她———我的母校，胜过爱我的家，母校就是我心爱的家。
母校中卫中学的前身是中卫简易师范学校。在解放前后，这所学校是全宁夏仅有的几所中等学校之一，尽管当时她的规模还很小，但“物以稀为贵”，中卫简师的生源覆盖面及于银南数县，培养了不少的文化人和大批干部。
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卫中学出现了较为持久的鼎盛时期，为祖国培养了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蜚声全区。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中卫中学在区教育厅和县人民政府的双重领导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学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主要因素之一就是教师素质过硬，阵容整齐。由于当时宁夏还没有大学（宁夏大学是1958年才成立的），师资主要是外地大学毕业生。他们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只在假期才返原籍探亲，一年最多回家两次；有的人则命定地在中卫成了家，长期居留下来直到退休，他们为中卫的教育事业奉献了一生，他们的奉献精神当然也感染了本地的同志。长期以来，在卫中，当地与外地的同志亲密无间地共同工作，团结得像一家人。
1969年，在“文化大革命”一场浩劫中，中卫中学被停办，其后校舍失修，教员迁散。到70年代初，复校时，学校面临的困难是十分巨大的，主要表现在师资不足，一些外地教师返回了原籍，一些调往本区的大学任教。特别是每年秋季开学时，学校等上面派教师，如同等米下锅。其中英语师资更是奇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迎来了知识分子的春天。原先，由于工作的需要，我被调到工厂做技术工作，后来，也是由于工作需要，我又回到中卫中学任教。由改行到“归队”，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回到卫中后，一门心思想教好书，证实我原本是一个好人，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一到运动就挨整的反动透顶的老“运动员”。不曾想，拨乱反正的进程，把我这个刚刚平反不久的一个普通教员，一下子拨拉到了学校的领导岗位。
当组织上要我担任校长职务的时刻，我感到压力非常巨大，因为这是一所历史悠久而且在宁夏声誉卓著的学校，如果我不尽心竭力把事情办好，做出无愧于这所学校光辉历史的成绩，就愧对中卫县的父老乡亲，也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信任。众所周知，教育是一种长期的事业，办好它不是一朝一夕之功，而如果由于我的无能或者失职，把这所学校办砸了，俗话说“误人子弟，如杀人之父兄”，那么我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由人去鄙视，去笑骂，这是一种很可怕的景象。后来每当想到这里，还是心有余悸的。然而，谢天谢地，在我任职10余年来，在上级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教职工的同心协力下，中卫中学呈现了一时的繁荣景象，并于1988年跻身于全国760所著名中学之列。在数年间，卫中每年向高等学校输送合格新生百余名，考入清华、北大、复旦等亚洲名校者共计20余人，除了北京和上海的音乐、戏剧等专业高等学府至今仍是母校学子的“禁区”之外，在国内，几乎没有一所知名的大学没有被中卫中学的学生考入过。在这里，我永远铭记着中卫中学广大教职工忠诚教育爱岗敬业的精神，并从心底里深深地感谢他们！“一将功成万骨枯”，正是由于他们的无私奉献和牺牲，成就了我获得的若干殊荣──自治区优秀校长、各级人民代表等。在这里，我要向亲爱的我的同仁们说一声：“谢谢同志们！”并向你们深深的鞠上一躬。
我怎能忘记，陈靖夫，年逾花甲，仍老当益壮，是卫中作文教学锐意改革的开拓者，为国家培养了难以数计的爱好写作、后来能写好文章的年轻作者，退休回南方后仍心系第二故乡，弥留之际，嘱其子孙将他的骨灰分成两半，一半留在家乡，一半撒在中卫大地。这是一种多么高尚的思想境界啊！我还不能忘记，徐树枫、惠泽民在卫中铜管乐队中的辛勤劳动。徐老师是这支乐队的创建者，卫中铜管乐队在中卫县庆祝建国35周年的庆典中以其雄壮的气势、嘹亮的音响为庆典增色，为卫中争光。泽民同志到卫中后又以其音乐上的较高造诣把卫中乐队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凡外来的客人听了卫中乐队的演奏后，无不惊叹：“真不简单，与专业乐队差不到哪儿去。”逝者长已矣，但他们在中卫中学的业绩是永存的。
现仍在岗的同志们，为卫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们，都在我的心中留有永远磨不掉的痕迹。麦兴旺，是卫中电子计算机教学的奠基人，中卫中学率先在全区中学中开设起计算机课，并在全区的微机竞赛中，荣获团体“三连冠”，麦兴旺被国家教委授予全国计算机教学先进个人；徐明先，在辅导科技制作中成绩卓著，1988年全国中学生半导体收音机安装比赛中，卫中5名学生组队代表宁夏参赛，5人全部获奖，而且两人是一等奖，他个人也被授予“全国优秀科技辅导员”称号；麦天和，组织并辅导学生文学社，祝军和王婧的作文获奖，受邀免费参加了北戴河全国中学生文学夏令营，祝军还荣任营长，由于卫中是唯一有两名营员的学校（其他都是一校仅有1人参加），使区外的人们不再小觑宁夏；龚远群，辅导学生魏红梅参加全区地理知识竞赛获奖，魏红梅被邀免费参加考查长江畅游三峡的活动；王世允，辅导学生掌握环保知识，使卫中学生在全区环保作文竞赛中，囊括了高中三个年级的第一名，他还受命编写了数万字的环保知识教材，卫中成为全区环境教育先进集体，其中有他的重要贡献；王裕国，自治区模范班主任，他带的班班风好，升学率高，社会上以子女能分到他带的班为幸；张至忠，在银南地区初中学生跟踪分析中，数学课统考成绩连续3年居全地区之首，使他成为教育系统全国劳模，并破格评为高级教师；黄育才，热爱体育事业，使卫中体育长盛不衰，是自治区最优秀的田径运动员马洪升的启蒙教练，他被评为“全国千名优秀体育教师”之一；朱仲庚，坚持带领学生学雷锋，做好事，培养了学生的好思想，他本人也被评为全区十名学雷锋先进个人之一，并在全区各地作报告，介绍经验；马建华，热心共青团的工作，使卫中团队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多次获得区团委嘉奖，特别以实践教育活动获得国家部级奖励；高新明，辅导学生参加全国生物百项活动，使学校获得国家科协奖励；张铁军，辅导学生练习书法，多次获奖。还有费丽华，出色的班主任工作；徐志光、吕瑛夫妇出色的英语教学；等等。我体会，一个称职的校长，应当对他所领导的教师们有充分的了解，知道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做什么，想什么，并引导他们正确地想，踏实地做。要爱惜人才，所谓“名师可以兴校”，人才是可贵的，名师是造就人才的人才，就更加珍贵，造就名师，是每个成功的校长共有的体会，可惜我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
我当然也记得许多刻苦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他们是一批为卫中历史增光添彩的人。然而这样的人太多了，这里我仅凭记忆举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留给我的印象是那样的深。万斌，学习全面而优秀，爱好多样，是班上的歌手，班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校管乐队的黑管首席演奏者，参加全国“三爱杯”作文竞赛获三等奖，参加全区微机竞赛获第一名，在中国民航学院临毕业前，举办多媒体电脑讲座，讲过一次之后反响不错，第二次竟是听者如潮，阶梯教室座无虚席，听过讲座的低年级同学对他说：“你讲的比我们教计算机的老师还要好。”毕业时，没等他考虑分配去向时，学院主动征求他的意见，希望他留校工作。去年他来看我时，透露了他找的对象的名字，也是我校乐队的成员，成绩优秀，被保送上了北大，我对他说：“在学校时，我早就看出你们俩就有点那个意思呢，你们成了很好，很般配。”刘伟东，考取北京轻工业学院，上计算机课时不听讲，老师觉得诧异，经过考查，原来老师讲的那些东西他在中学时就已经掌握了，于是老师允许他可以不上计算机课，只参加考试就行了。刘伟东现在南方某大公司工作，月工资数千元，去年他把在中卫当工人的爱人接去，在公司工作，连粮户关系都不要。周岚，中卫四校的初中班毕业，考入我校高中后，学习一贯优秀，上到高二时，因老师调动，换了班主任，友邻学校的校长趁机动员她转校，还到她家里做工作，迫使我也不得不到她家里劝她不要转校。终于她在卫中毕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拿到奖学金，后来留学美国，读完了博士后学业。还有一位女博士李莉，也读完了博士后，现在北京钓鱼台医院，为中央要人看病。曾继军，在四川联合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后，到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攻读并取得博士学位，现已有若干科研成果，即将东渡日本讲学，进行学术交流。还有一个叫麦雪松，上清华大学后，5年来年年享受一等奖学金，今年大学刚毕业，就已被学校选拔，取得直读博士学位的资格。另外，还有两名学生使我有特殊的印象。一个叫张华，学习一贯优秀，卓落不群，在学校文艺汇演中，他们班演出自编的神话剧，节目的名字好像是《颜回来到卫中校园》，他在剧中扮演颜回，演技不错。高考前夕，正值第十三届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和决赛都在夜里3点钟举行，他每场都看，当在校院里我跟他聊天，讲到世界杯比赛情况时，他说得比我还全，我才知道他每场都看过，问他：“你就不怕影响高考？”他说：“没事，我会考取大学的。”我说：“我要你考重点大学啊！”他淡淡地说：“当然，我不会考不上重点大学的，请校长放心，我不会使您失望的。”后来，他果然考取了北京大学。另一个叫孙学伟，在高二分文理科时，他报了文科，却不愿到文科班去，仍留在理科班读，为的是不愿意离开原来的班集体，于是他在理化课上自学史地，当然老师讲的物理、化学，有兴趣时也听上几句，充实自己的知识面，但主要还是自学历史、地理，不难想象，他在自学时，需要有多强的自制力和抗干扰的能力啊，然而他竟然以高分考取了北大。当时我把这件事起了个名字叫“理学文报”。我认为，通过这个学生的事例，我们教育工作者有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如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啦，高考制度的改革啦，以及怎样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啦，等等涉及教育理论深层次的东西。
记得在80年代初，宁夏公布有了自己的第一名博士中卫人陈宁新之后，使中卫人确实自豪了一阵子。然而陈宁新却是在银川上的中学，其后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我所知，先后有东园中学毕业的李长久、柔远中学毕业的吕振华和中卫中学毕业的王光和孟宪忠都相继取得博士学位，我想大概还有其他学校毕业后成为博士的，有待于人们去做仔细的调查。至于硕士生，我没做过统计，因为无法统计，但可以想象，中卫可能拥有硕士百人以上吧。这些灿烂的群星，烘托着中卫县地灵人杰的美誉，这应当说是自治区成立40年来，中卫县教育事业辉煌的一个注解吧。
我从母校中卫中学工作职务上退下来已经5个年头了，想起我在中卫中学过去的事情，好像久远得像是上个世纪发生的事，又仿佛短暂得像是昨天的事儿。不管怎么说，中卫中学是我的母校，无论是谁，不管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什么时候也撕不开我爱中卫中学的情结。因为，是人，总会有人的良知、良心，否则就愧为人了，何况，作为教育工作者，按理就应是堂堂正正“大写的人”。
我爱教育工作，我更爱中卫中学。如果像佛教徒所说，人还有来世的话，那么，我要说：中卫中学，下辈子见！
（载1998年《中卫文苑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