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济类图书，大体分为三类：①以理论研究层面为主。②以政策研究层面为主。③以工作研究和经济实务为主。其中，就中国国情和社会需求而言，占有重要地位、拥有较大市场和读者群的书籍，通常是企业和公众最为关心、牵涉千家万户切身利益和未来前景、有关中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经济政策类图书。本书所讨论的，正是这样一些敏感的、同企业和公众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政策问题，以及这些政策来龙去脉的背景分析。
20多年来，中国国民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随之显著提高，而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来自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因此，研究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就必须同中国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历史进程紧密结合。换句话说，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是考察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题中要义和基本线索。这本研究报告文集以“中国经济发展前沿报告”为题，就是试图将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同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紧密结合，特别是要把国内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作为讨论的重要内容。
简要而言，中国经济改革大体分作三个阶段：①1992年以前市场化改革的探索阶段(其间还可进一步细分)。②1992年以后市场化改革目标正式确立阶段。③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市场化改革全面提速的新阶段。每一阶段性转变，都为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了明显变化。而三大阶段的发展与改革所经历的艰难曲折，也很值得回顾和总结。这是本书的基本定位，也是“前沿报告”的由来。
本书就是共和国在改革年代培养起来的一个普通经济研究工作者，通过一组“来自经济发展前沿的报告”，向敬爱的读者、向企业和公众、向自己祖国改革大业献上的一份感激、一片心意，以汇报我20多年、主要是最近几年的主要成果和心路历程。
二
这本《中国经济发展前沿报告》由研究报告和数篇学术论文组成，共30篇。均出自作者之手，是从300多篇、近300万字已正式发表过的研究成果中，反复筛选出的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是理论和政策研究必须贴近现实，确有新意，不曾被“炒作”过，有不同于旁人的独到见解、新意和主张，与企业和公众利益密切相关，对读者“有用”。
按照时间段，分作两大部分：①当前的“前沿”(1996～2001)，即新世纪、近几年面临的“前沿”重大问题的研究报告，主要由我主持、执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政策选题研究报告组成。这些研究报告按照“出炉”时间，由近及远“倒过来”排序，故2001年刚刚完成的、涉及工商企业和千家万户利益的国家级项目、长篇研究报告《中国“入世”过渡期的消费政策研究》，摆放在最为显著的第一位，以使读者开卷即可看到最醒目、最关心、最贴近现实的研究成果。②当时的“前沿”，即20世纪80～90年代中期(1981～1995)，当时面临的“前沿”重大问题的研究报告和有一定社会影响、同现实联系紧密的少数几篇学术论文。
为便于交流、理清思路，并展示所选文献的来龙去脉，而不致令读者“摸不着头脑”、“不知所云”，每篇研究成果之前作者将给出背景简介。主要包括该文创意的由来，产生的经过，社会反响，并联系今天企业和公众关心的实际问题，进行少许的自我点评与反思。文章末尾注明原文正式发表所载的报刊名称和日期。
“中国经济发展前沿报告”涉及问题十分广泛，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经济改革、市场机制、结构调整、收入分配、居民消费、流通创新等方面的状态分析和政策研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新时期，本书所提供的经济背景分析和政策建议，适用于工商企业界、政府部门和科研院所的广大读者。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有意避开了各界谈论较多的话题或视角，着重讨论当前“似热不热”、日后要见分晓、事关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超前性问题。这些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引起工商企业界、决策部门、理论界和媒体的广泛关注。其中，有的研究报告刚刚“出炉”，就是今天和近几年发生的事，正在被各界关注。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前后过渡期，涉及千家万户利益的消费状况和消费政策分析；在信息时代，中国迫切需要推进流通创新和流通现代化，实现国民经济从静态化、慢节奏转向动态化、快节奏的“第三个转变”的政策主张；关于改善流通环境，消除库存积压，降低交易成本，加快资本周转，提高工商企业效益和经济运行质量的政策建议；中国反垄断、反欺诈、反腐败的独到分析；粮食流通体制实行市场化改革的政策研究；第三产业中商业领域经济增长点分析；等等。
其他入选文献的首要标准也是对企业和公众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检验，且依然需要继续深入搞清楚的理论和政策问题。例如，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由来及实质，中国市场模式选择，市场经济体制在开放年代的继续完善；20世纪80年代物流研究和物流体制改革对新时期现代物流研究的启示；流通过程加速复杂化趋势及其多向性的影响；等等。
这些文献还将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提供某些独到、有益的细节和注却。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艰难曲折，几乎每个问题、每前进一步都曾发生过争论或讨论。我作为某些事情的当事人，有责任交代清楚。此外，我要借此机会说上一句的是，在“与改革同行”的艰难旅程中，我所熟悉或不够熟悉的许多经济学家，为了企业和公众的利益，做出了超凡的努力和非凡的贡献，他们的文献让我受益匪浅，他们的人格魅力激励我上进。其中，即使有些专家学者已经离开了我们，也永远不应该被人们遗忘。
说到令人尊敬的许多经济学家，我禁不住又要“不平则鸣”了。我认为，笼统地指责说“理论(含政策)研究总是落后于实践”是不公平的。实际上，也大量存在“理论耐心等待实践”的现象。为了企业和公众的切身利益，中国经济学界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提出的超前、且正确的理论观点、政策主张和具体建议实在是太多了，但许多都是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原因”，被搁置拖延了下来。在本书中提出的许多超前性的政策主张和建议，即所谓“来自前沿的报告”，只不过是沧海之一粟。
为什么宁愿出版个人文集而不出专著？这个问题也曾困扰过我。的确，原来也曾不知深浅地出版过几本个人的学术专著，后来在更深入、广泛调研、了解国情之后，我才深知自己的肤浅和自以为是，从此不再急于“出书”。道理很简单。
第一，改革开放年代，生活节奏加快，大众传媒日多，花费大块时间阅读艰深沉闷的学术专著，除少数专业读者群外，这样的“市场需求”已几乎消失。而能够用简洁明快的短文和报告，直截了当说出大众关心的话题，岂不爽快。为什么偏要长篇大论，故作高深地起承转合，煞费苦心地“构造体系”？自己劳神不说，还要折磨读者。
第二，我所在研究机构，其中的一项重要职能或基本要求就是面向基层企业、面向改革前沿，承担现行政策研究和企业咨询。每天接触的大都是最前沿、最困难、最紧迫的现实经济问题，除了挤时间作理论积累、指导博士生和进行学科建设以外，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必须定位在对策思路和政策研究之上。其中，为承担的国家级和本单位所必须撰写的各种研究报告和内参，就足够我忙得“一塌糊涂”了，即使想出版个人的“大部头”，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第三，有一种意见对我影响很大，即认为，同中国尚不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界在整体上还不具备“写书”的水平和条件。此话虽有“长他人威风，灭自己志气”的嫌疑，但却道出了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界理论“原创性”明显欠缺的事实。而个人学术专著缺少了理论原创性，其价值就大可怀疑了。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是以我自己的水平而言，与其远离公众、自我陶醉、自我欣赏、煞费苦心、闭门造车、构造体系，去杜撰很少创意的专著，不如写出几份贴近企业、贴近公众利益，有希望解决中国前沿难题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这样似更有价值、更富于挑战性。实际上，撰写研究报告的难度、分量和反响，有时并不亚于专著，其中的理论积累和对现实的把握，以及在有限篇幅中言简意赅、击中要害，都同样颇费功力。因此，只要贴近实际，冲在前沿，它所给出的信息和思考，可能并不比我退回书斋、撰写专著逊色。
三
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沿报告》问世的时刻，我最惦念和怀念的是我的恩师、著名经济学家何炼成教授。
我在“文革”动乱年代只读到初中一年级便被迫中断了学业，17岁到东北农村插队、22岁到华北油田谋生。蹉跎岁月，历尽坎坷，一晃就是十多年。直到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三中全会、改革开放，恢复高考……，暖人的春风习习，祖国的春天真好。这是新中国的“又一次解放”。1979年，在择优录取、允许我们这些“老三届”报考“同等学历”政策的呼唤和激励下，我终于有勇气、有机会一步跨过初中、高中和大学阶段，凭那些年零碎自学的那点“原始积累”，直接去叩打经济学研究生的入学之门，以重新争取求学、受教育的权利。而在这种大背景下，真正使我梦想成真的是何炼成老师。
当年填报西安的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报名表时，我的“学历”一栏十分尴尬，几乎是一片空白。但是，何老师深知我们这一代人的境遇和期盼，在择优录取的原则下，最终选择了我，而且还是何老师五大“开门弟子”之一(张宝通、李忠民、魏杰、张仑、宋则)。
随后的三年，以何老师为首的一个导师组，包括我同样感激的恩师刘承思教授等，对我进行了经济学基础方面的悉心培养和严格训练。何老师和导师组总算没白倾注心血，我历经三年寒窗苦读，终于完成了经济学的“入门训练”，虽结束了石油工人的艰苦生涯，却踏上了经济学研究的艰辛之路。何老师是我终生不敢忘怀的恩师和领路人。
很多年以后，我在《光明日报》偶然看到一篇记者专访，内容大意是《西北大学为什么出了这么多经济学家》。其中提到了不少毕业于何老师门下、如今在北京政府部门、科研院所从事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且小有名气和成就的校友。最让我感动的是，当记者问及“您为什么能够培养出这么多人才”时，何老师不假思索，只回答了一句：“因为我有幸遇到了这么多勤奋的学生！”真可谓掷地有声，溢于言表，令人叹服。因为，何老师一向诲人不倦、为人谦逊、心地善良、真诚平和的品格，被这一句自然的流露全部包容了。
在2002年西北大学创建100周年之际，我谨将此书首先敬献给我的恩师何炼成教授，也献给我的母校。
在从事经济研究工作的道路上，我应当感谢怀念的老师、同行和朋友实在太多太多。特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财贸经济研究所历届领导对我的信任、培养、鼓励和鞭策，以及老中青科研工作者对我潜移默化的启发、帮助和激励，更使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新世纪刚刚开始，新挑战还在继续，来自经济发展前沿的报告还需要不断发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格局定将发生重大的积极变化，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冷静观察、深入思考、加紧研究、不断创新。在新世纪，我将在经济发展的前沿不断交出“合格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