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人在名利场上追逐，总是不能把握一个度，最后在追逐名利的过程中惨败而归。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别人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在利益和名誉面前，他总是会让一步，从来都不独占。
曾国藩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为朝廷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他从来都不居功自傲，在每次呈报战果的时候，总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例如，曾国藩在担任两江总督时，为了搞好关系，他就特别注意将满族人都督官文的名字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湘军水师改为经制的长江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
曾国藩很了解官文这个人。官文是满族贵族，骨子里瞧不起湘军，但是却又不得不依靠湘军的战功提高自己的职位。而且官文本人贪功好利，毫无定识，更无风骨。曾国藩想要促成水师改制，不让官文反对，就必须满足官文在名利上的贪欲，官文才会站在自己的这一边。所以，在给太后、皇上的折子里，曾国藩建议改制后的长江水师统领由官文做，大家都做他的副手，他一定会乐意。曾国藩这样做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官文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族贵族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水师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推出一个满族贵族担任统领的做法，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自古以来，“名利”祸害了多少英雄豪杰。名利双收是很多人的希望，但是，想要赢得名利，首先就要懂得让出名和利。曾国藩很明白这个道理，在他的官场生涯中，他一直按照这个道理来做。这使得他晚节得保，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状态。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年）在湖南老家招募兵勇，创立舟师，训练湘军。自与太平军开战后，他运筹帷幄，谋勇兼备，知人善任，调度有方，屡建奇功，多次受到清廷的恩赏和嘉奖。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两宫皇太后授权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4省军务，节制提督巡抚以下各官。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他又被加授“协办大学士”，从而成为清朝自开国以来权势、地位最高的汉臣。而曾国藩的弟弟们也兵权在握，四弟曾国荃统兵近2万，由于屡立战功，仅同治元年就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7次表彰；五弟曾国葆也统兵5000人。曾家兄弟权倾朝野。正如曾国藩自己所云：“余家目下鼎盛之际……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家门极盛并没有使曾国藩得意忘形，却使他忧心忡忡，而且更加小心翼翼。他深明“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之理。他说：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也不是凭借一两个人的发迹来维持的。当家道鼎盛的时候，要做家道衰败时的考虑。上天既能使我们处于今天丰厚顺达的境地，就能使我们处于明天艰难困苦的境地。这样的经验教训，历史上举不胜举。
因此，曾国藩在信中告诫弟弟们要以霍光为鉴：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上天惩罚一个人是无形的，常常借助于人之手。霍氏的势力太强大了，上天就借汉宣帝来削平、限制他的势力。像霍氏那样，等到别人来限制就为时已经太晚了。我们家族正处于鼎盛时期，所以我们兄弟要自律自戒，不等上天来惩罚限制，也不等别人来惩罚限制，我们自己应该主动地想办法限制自己。曾国藩针对弟弟们在买地建房上的挥霍、银钱取予上的不谨慎、言谈举止的傲慢等，提出了自我限制的方法：“廉、谦、劳。”“俭而不奢，居官清廉。”他希望弟弟们“俭以养廉”，每用一钱均须三思；不妄取分毫，不寄银钱回家，对亲族不随便馈赠；在为人处事上，要做到内心谦虚、外表恭让，切忌颐指气使、气焰嚣张；在为朝廷办差上，要竭诚效劳、恪尽职守。只有在“廉、谦、劳”三方面潜心修炼，“正己为先”，才能够持盈保泰、家道长久。
人人都在追逐利益，不可能所有的利益都让自己一个人得到，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要主动地谦让，将利益送给别人，这样做虽然会有所损失，却能为自己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当在名利上达到顶峰的时候，更需要谦让，否则月满则亏，后果不堪设想。曾国藩懂得在名利面前谦让，让他名利双收，这就是人生的智慧。
4．急流勇退方可长保富贵
曾国藩曾经感慨道：“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这的确是那个专制年代的一种悲哀。“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当功臣名将的利用价值已经没有的时候，帝王就担心功臣名将会向自己发起进攻，所以会千方百计地置功臣名将于死地。然而曾国藩却能够寿终正寝，死后也没有人秋后算账，这在历朝历代中都是不多见的。他靠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急流勇退。
曾国藩创办团练，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战功显赫，朝廷不断地给他封赏，他的地位逐渐地上升。等到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的湘军就成为朝廷的心腹大患，对于曾国藩，朝廷自然是欲去之而后快。
曾国荃攻陷大平天国都城天京，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却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1000多名太平军突围。朝廷并没有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的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曾国藩自然听出了这几句话的言外之意，更何况他也知道曾国荃的确是嚣张跋扈，将攻陷天京的功劳都归于自己身上。于是，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甫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曾国藩生死存亡的关头，能否妥善地处理与朝廷的关系，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曾国荃在这个时候依然存着“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想法，这与曾国藩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要他时时以此为戒，而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
曾国藩在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就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地表示自己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遣散湘军，远在攻克南京之前，曾国藩就已经有所打算。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南京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曾国藩开始思考善后的问题，他在二月初二日致曾国荃信中，就已明确地有所表示。
攻克南京之后，曾国荃就坚持辞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须裁撤是自然之理。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
曾国藩早已知道朝中那些将领没本事，却嫉贤妒能，早已讨厌自己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自己。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地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银钱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他便立即宣告裁兵。他不要朝廷一分钱，因为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十六日攻下南京，七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1．5万人，随后又略有裁遣。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曾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被裁遣的多至数万，这些人功名路断，难免有人心怀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被一群图谋不轨之人挟制，并被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能够妥善处理，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度的恐惧，曾国藩辞卸官职，就是表示他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绝不轻言去留，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放心的最好办法。
不论什么时候，这个道理是不会变的：当你对于别人有用的时候，他自然会利用你的能力为他办事，一旦他功成名就，天下再无敌手的时候，你这个合作伙伴就成了他最大的威胁。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知进退，还妄图更进一步的话，那你就只会落得一个可怜的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