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上奏，请求朝廷将罗泽南、刘蓉的军队调回江西，遭到咸丰皇帝的拒绝。同时，曾国藩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来支援。罗泽南表示攻下武汉后，即可前来赴援。但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
幸好当年五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八月抵达瑞州城下。同时，曾国藩的另一个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加上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13000千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有了喘息的机会。正在此时，心力交瘁的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一开始感到迷惑不解。但他派到天京城中的密探很快就发来了消息：天京发生内讧。若非太平天国发生内讧，曾国藩这一次恐怕在劫难逃。
经过这么多的教训，曾国藩决定提高湘军的战斗力。他广招兵勇，加紧训练，打造了一支能征善战的湘军。
每个人的人生路程大多数还是要靠自己走，绝不能倚仗别人。互相帮助是走好人生路的推动力，但绝不是决定性力量。尤其是在危急时刻，谁能担保别人一定会来救你，就算别人想救，他也可能会有心无力。因此，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求人不如求己，一定要自强，要壮大自己的实力，在关键时刻才能不至于手忙脚乱、难以应付。
4．以坚忍来应对困境
曾国藩说：“吾生平长进，皆在危难之际。”“处心积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成功之路通常是艰险无比，只有意志顽强、坚强不屈的人，才能越过重重障碍，摘得成功的果实。梁启超先生评价曾国藩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曾国藩说：“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德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成就大事，必定要有恒心，遇到再大的困难也要坚持。曾国藩一生坚持“坚忍”，因此成就了事业。
曾国藩创办的湘军不是正规军，一开始的时候实力也不强，难以与太平军对抗，因此受到地方官员的歧视。曾国藩在江西练兵的时候，名为督师，实则是寄居在江西，别说督抚看不起他，就是各州县的官吏们也不听他的。湘军将士们虽然听他的，但是他们中有的人官职比曾国藩的品阶还高。在这种环境下，曾国藩只能靠坚忍来生存。
曾国藩带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是一生中遭受挫折最多的时候，但是他都坚忍地撑了下来。尤其是在江西的日子，那是曾国藩一生最难熬的日子，他曾经几次想撒手不干，但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
当时，太平军在江西向湘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援军迟迟不到，曾国藩几乎已经难以支撑。再加上曾国藩没有实权，粮饷调运困难，在江西的湘军几乎是饿着肚子在打仗。就在湘军岌岌可危的时候，石达开转而参与江南大营的战争，曾国藩这才得以喘过气来。曾国藩把樟树镇等战役溃败的军队重新编排，凑成两支军队：一支约3500余人，由黄虎臣率领；一支仅1000余人，由毕金科率领。加上江西粮道之子邓辅纶新募的2000人马，与李元度合为一军，总计军队约有10000余人。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金科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是粮饷缺乏。太平军以粮饷为诱饵，诱使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结果毕金科丧命于景德镇城下。
曾国藩创建湘军本指望建功立业，谁知却屡屡受挫；为国征战，却始终什么也得不到，反而处处受到刁难。这使曾国藩难以释怀，幸亏有刘蓉的百般劝阻，曾国藩才了了自杀的念头。
咸丰十年（1860年）十一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信中写道：“自十一月以来，奇险万状，风波迭起，文报不通者五日，饷道不通者二十余日。此一月之惊恐危急，实较之八月徽州、宁国失守时更险难数倍。”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难关。1861年4月，曾国藩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失败。
曾国藩在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情：“本日各营进徽州，寸心悬系之至，频登楼看天色。至午刻，忽下大雨，心绪焚灼不安。傍夕接信，各部因雨致败，尤其忧愤。盖此举关系最大，能克徽州，则祁门、休宁和黟县三县皆有米粮接济；不能克徽州，则三县均不能保，足以忧灼特甚。夜，竟夕不能成寐，口枯舌燥，心如火炙，殆不知生之可乐，死之可悲。”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所感受到的压力是难以想象的。他是一个文官，带兵打仗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且偏偏事与愿违，总是吃败仗，这种挫败感是他在京师为官时从来没有过的。但是曾国藩挺了过来。他凭着那股倔犟之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坚忍”地渡过了难关。湘军在他的带领下逐渐地壮大，最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曾国藩成就了他人生最大的事业。
“坚”是一种勇于进取、坚强不屈的精神；“忍”是一种以柔克刚，屈伸有道的蛰伏心态。坚忍结合就是刚与柔的最巧妙结合。一个人只要能坚能忍，必定能够成就辉煌的事业。
5．明强方能策万全
明强是曾国藩提出的一个新的思想。他说：“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曾国藩在强字前面加了一个明字，就是强调，自强要在明的基础卜进行，要自强，但不可莽撞，须察透世情、明辨世事，才能行“强”之事。只有明强才能策万全。如果贪功冒进，自以为强，则必定遭败。
在湘军攻破天京之前，见曾国荃贪功冒进，曾国藩便屡次劝导，要他审时度势，适可而止。这一事情充分地集中体现了曾国藩的明强之道。
当时，曾国荃部节节胜利，一路挺进，距天京只有100多公里。曾国荃分兵把手已经夺得的城池，兵力已显薄弱。曾国藩奏请朝廷，让曾国荃回湘募勇6000人，准备与太平军决战。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沅弟不特不能幅巾归农，且恐将膺封疆重寄，不可不早为之计。”“迅速回营，不可再在家中留恋。”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秀成进攻上海甚急，朝廷谕令曾国荃统带兵勇8000名赴沪。同治元年正月初四，清廷正式任命曾国荃为浙江按察使。正月二十三日，又“飞催曾国荃将所募湘勇留防安庆，克日督带老勇八千，求援上海，择要堵剿”。二月初三，又将曾国荃补授江苏藩司，再次令他速援上海。
曾国藩让曾国荃率领军队去上海赴援，但是曾国荃眼睛盯着天京，一心要成就攻下天京的伟业，执意不肯前去上海。
曾国荃在湖南停留几个月后，带着新招募的七营湘勇，回到了安庆大营。他踌躇满志，自信满满，大谈“事求可，功求成”，而且“不免代天主张”。这引起了曾国藩的担忧。曾国藩极力开导他，希望他能从这种错误的思想中走出。
二月二十四日，曾国荃乘船离开安庆。三月二十日进占巢县、含山；二十二日进占和州。与此同时，多隆阿部于四月十五日攻占庐州，彭玉麟部攻占芜湖、东梁山。五月初一，曾国荃率师1万余人克复秣陵关，初二日夺得大胜关、三汊河，初三日连克头关、江心洲、薄仓洲，在彭玉麟水师的掩护下，进驻雨花台。对于曾国荃的这次进军，曾国藩“既以为慰，又以为惧”。
曾国藩想起了当年的江南大营：向荣、和春两人先后领兵7万人，屯守8年，最后还是溃败。而曾国荃此时只有2万人马。再者，曾国荃的做法打乱了曾国藩的作战计划。曾国藩原本打算沿用攻夺太湖与安庆的办法，围城打援。他计划“于太平、采石南路进一支”，由曾国荃担任；“于句容、淳化东路进一支”，由鲍超担任；“浦口、九洲西路隔江进一支”，由多隆阿担任；“镇江北路”进一支，由李续宜担任。此时，其余3路还没有来得及按计划到达南京附近，曾国荃已经贸然进军。曾国藩初七给曾国荃写信说：“句容东路纵无兵来，隔江一支则断不可少。此次弟不候多军至九洲，而孤军独进，余深为焦虑。又上游南陵空虚，季弟不留兵守之，于宁国、芜湖均有妨碍。”第二天，又给曾贞干写信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余深以为虑。一则北岸多军未到，二则后面句容一路无兵，恐援贼来抄官军之尾。”他希望两位弟弟能等其他军队都到的时候再出击。
曾国荃却不以为然，他说：“诸军士自应募起义，人人以攻金陵为志。今不乘势薄城下，而还军待寇，则旷日持久，非利也。且金陵为贼根本，拔其根本，即枝叶不披而萎。金陵恃江南北各城为屏蔽，江南北各城亦恃金陵为应援。克其一城，移军他住，贼又随踞之；徒使我疲于奔命，贼而旋走旋据，是攻夺无已时也。今以一军直捣金陵，苏常各贼闻江宁（即南京）攻急，必更来援。彼时遣别将间袭苏常，吾因而乘之，殄寇犁穴，在此举矣。”
后来证实，曾国藩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曾国荃的部队刚刚抵达天京近郊，洪秀全就召李秀成从上海战场班师救援天京。此时，曾国荃的部队孤军深入，立根未稳，湘军的其他部队又都在百里之外，难以赴援。若是李秀成的部队与天京部队里外夹击，足可全歼曾国荃的部队。幸好李秀成不顾洪秀全的催促，在五月到达苏州的时候就按兵不动，3个月后，才率领10万大军救援天京，于八月二十日开始向雨花台发起进攻。当时瘟疫流行，曾国藩部队的粮饷又不足，曾国藩部队里甚至发生了暴动。李秀成将曾国荃的部队围困数月。九月，李世贤部又自浙江来助战，陈坤书部也出太平，窥金柱关，使彭玉麟水师不得与曾国荃部相沟通。当时的形势对太平军极其有利。但是，李秀成部在这里苦战了46天，因一时未能攻破湘军的长壕，加上军粮、军衣严重不足，便贸然于十月初五下令撤兵。曾国荃死里逃生。一直心急如焚的曾国藩这时才松了一口气。
所谓明强，就是要察天时、观地利、知时务，不可恃勇任行。做人做事须有刚强之气，但刚强之气不能任意施为，必须在“明”的基础上才能实行。这就是明强之道。只有懂得明强之道才能有万全之策，才能成就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