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军与太平军最后的战役就是围攻天京。这是一场决定胜负的战役，曾国藩十分关注，他亲自到前线指挥部检查工作。照理说，他是湘军的统帅，在这场关键的战役中，应该出来展现一下自己的指挥才能，指挥这最重要的一场战役。但是，曾国藩没有这样做，他在检查完之后坚持回到后方。他的部属们请求他在前线指挥。曾国藩说，带兵打仗不是我的强项，我留在指挥部肯定会干扰你们的指挥，那样就会打败仗。
曾国藩是一个成功的领导，他用人不疑，只要是有大才者，他都委以重任，丝毫不怀疑，也不害怕这些人功劳盖过他。咸丰十一年四月二日，在他与沅弟信中说：“润帅与春霆信，劝其持重缓战，云开仗宜在四月中旬。弟信又欲急战，余则送鲍公渡江之后，一概不管，缓急听其自主可矣。”几天后，他又在信中说，对鲍超的一切调度，“此间不遥制矣。弟处与鲍信，亦不宜多主意”。
曾国藩手下最有名的两个人就是李鸿章和左宗棠了。这两个人都是晚清朝廷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发现他们有大才，堪当大任，可以独当一面，因此在任用他们的时候给予他们很大的权力。咸丰十年四月，他让左宗棠回乡募得5800多人，建立了楚军，随后转战于江西、浙江。在湘军发展到鼎盛的时候，曾国藩让李鸿章自立门户，创办淮军，作为湘军的助力。同治元年三月，淮军成立，当月，淮军6500人抵达上海作战。从此以后，湘军就如虎添两翼，对太平军形成夹攻之势，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来，左宗棠与李鸿章两人的名声日盛，甚至超越曾国藩，但是曾国藩对此并不在意。
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必须大气，在用人的时候不能畏首畏尾，应该给予他们足够的行动便宜权，让他们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才能使他们的才华得以最大化施展，这样才能充分地利用人才。若是领导者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则会使下属感觉英雄无用武之地而另谋他就，那就真的是得不偿失了。
5．不舍弃任何有用之才
越是有才能的人，越是难免有怪脾气。很多有用的人才就是因为脾气古怪而遭到别人的遗弃，不予以任用。曾国藩对于有毛病的人才也是不肯舍弃的，他主张人尽其用，不论一个人有多大的缺陷，只要真有才能，他都予以包容，委以重任。曾国藩手下人才济济，当然也免不了有这样的人。
曾国藩的手下有一员猛将，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人与鲍超齐名，太平军称鲍超为“豹子”，称他为“斑虎”。这人就是王珍。王珍具有很强的军事才能，统军极严。他在军纪中规定：“士兵怀银十两者斩。”很多人都认为他这是小题大做。但是他有自己的道理：湘军的饷银都是由营部直接交到士兵家中，士兵身上是不可能有银子的。那么士兵怀有十两银子，不是偷抢来的，就是赌博来的，这都是军令中明令禁止的，因此当杀。后来，湘军的军令大多数都是王珍制定的。
但是，王珍有一个非常大的毛病，那就是喜欢夸大其词、自吹自擂。而曾国藩平生最讨厌这种人。有一回，王珍当着曾国藩的面说：“我只要招兵3000，就可以把太平军消灭掉。”曾国藩一听就不高兴，后来，他写信告诫王珍道：“祁泰敬足下驭士有方，三次立功，近日忠勇奋发，尤见慷慨激昂之风，心中爱重，冀为国收澄清之用。见足下所行未善，不得不详明规劝，不察足下志气满溢，语言夸大，恐持之不固，发之不慎，将来或至偾事，天下反以激烈难子为戒，尤不敢不忠告痛陈，犹冀足下细察详玩，以改适于慎重深稳之途，斯则爱足下者，祷祀求之者也。”
王珍看过曾国藩的信后，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依然是我行我素。曾国藩对此深感不满，在写给骆秉章的信中说：“璞山不谅我心，颇生猜嫌，待所今亡札饬言撤勇者，概不回答，既无片牍，又无私书。曾未同涉风波之险，已有不受节制之意。同舟而赴敌国，肝胆而变楚越。”
曾国藩知道王珍是一个非常有才能的人，湘军少了他是一大损失，所以不满归不满，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喜好而疏远他，依然对他委以重任。后来王珍屡次公开违抗曾国藩的命令，但是曾国藩还是不以为忤，处处关照他。王珍也的确是一个才能出众的人，在江西林头山大战中，他身先士卒，率军奋勇作战，大破太平军20余万。一时间湘军声名大振，名扬天下。曾国藩知道这件事后，立刻拟写奏折，上报朝廷，为王珍请功。然而王珍却英年早逝，死于军中。曾国藩听到消息后，悲痛不已。
曾国藩注重人才，且有容人之量这是一个领导者应该具备的涵养。一个成功的领导者应该唯才是用，不应以自己的喜好来评断一个人，只要是人才，不论他有什么毛病都应该予以包容，要循循善诱，给予他施展才华的机会。曾国藩在咸丰三年五月十八日《与张亮基》一文中曾说道：“这一地区的文官如魁太守、朱县令，武官如塔参将、景都司，都忠心赤胆，奋发有为，可以和他们一同伸张大义。其中的塔玉山参将是被乌都统赏识的人物，实属很难求得的人才。近来听说您因为他未肯前往桂东增援狠狠地督责了他，求您稍稍从缓处置，等我再仔细地对他考察一番。人才难得，只怕因小错而损失了有用之才啊！”
有的领导者总是喜欢端架子，不容许底下的人与自己有不同意见，一旦有人触犯到他们，就会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打压，结果使人才远离，小人接近，最终导致失败。而曾国藩则正好相反，只要是人才，不论他犯下什么错误，不论怎样不尊敬自己，曾国藩都能谅解，并且不遗余力地帮助他。曾国藩的这种做法，真正能够发挥每一个人的才能，真正能够让人才慕名而至，归于他的麾下。
6．驾驭人才要软硬兼施
作为一个掌握大局者，必须能够驾驭下属。曾国藩手下悍将如云，有智谋者更是不计其数，想要将这些人收服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曾国藩驾驭人才的办法就是软硬兼施。他说：“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驾驭人才的时候，必须有两手准备，既不能逼得太紧，以免局面难以挽回；又不能太过放纵，以免难以收拾。”
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本也是在曾国藩的手下任职的。刘铭传生在民风彪悍的淮北大地，自然也沾染了这种气息。他小时候就天不怕地不怕。18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他父亲和哥哥都跪地求饶。激愤的刘铭传去找那个土豪报仇，那人欺他年幼，对他百般侮辱，刘铭传二话没说，就拿刀割下了那个土豪的首级。之后，他就聚众为匪，在乡里拉起了队伍。
李鸿章奉曾国藩的命令招募淮军，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将他招人淮勇，给他的部队命名为“铭军”。李鸿章花了很多钱从洋人的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刘铭传为李鸿章立下了不少的功劳。但是刘铭传狂妄自大，让李鸿章很是受不了。所以，当曾国藩借淮军征剿太平军的时候，李鸿章就将刘铭传举荐给了曾国藩，希望刘铭传能在曾国藩的管教之下收敛一下。
在征战太平军的过程中，刘铭传与另外一名战将陈国瑞发生了争执。曾国藩处理这个问题左右为难：刘铭传是李鸿章的手下，如果自己处理的话，李鸿章的面子上不好看，而且刘铭传的部队装备精良，在以后的战争中还要倚重他；如果不处理，两人还是会继续斗下去，这不利于湘军的稳定。
后来，曾国藩将刘铭传叫来，对他进行严厉斥责，将他大骂一顿，使他心生畏惧，但是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放他一马。这就是曾国藩的软硬兼施，这一招确实收到了效果。刘铭传与陈国瑞之间的事情平息了，刘铭传也不再那么张狂了。后来，曾国藩看到刘铭传的戾气逐渐消退，可以独当一面的时候，就派他独自到安徽北部去镇压太平军了。
李鸿章借鉴曾国藩的做法，如法炮制制服刘铭传。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之后，他向朝廷保奏刘铭传，委任他为台湾道员。桀骜不驯的刘铭传成为一个真正的将领，带领台湾人民奋勇抵抗法军的进攻，将法军击退。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为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对于刘铭传这种悍将来说，用得得当就是一把克敌制胜的利器，如果用得不当，则会给自己招来灾祸。曾国藩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将刘铭传驯服，使他为己所用，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上文提到的陈国瑞也和刘铭传一样，是个骁勇善战的将军，同时也是脾气异常暴躁。他本是僧格林沁的部下。僧格林沁死后，曾国藩接手“剿捻”事宜，就开始和陈国瑞打上了交道。当陈国瑞和刘铭传发生争斗后，曾国藩处理完刘铭传，也想办法驯服陈国瑞，让他真正服自己，才能将他收归己用。
曾国藩把陈国瑞叫来，先是狠狠地教训了他一顿，将他的嚣张气焰压了下去，然后翻他的老账，把他以往的种种劣迹都说出来，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陈国瑞被曾国藩一番话说得哑口无言，颓唐丧气。曾国藩话头一转，又说他作战勇猛，不贪财、不好色，是个大将之才。然后，曾国藩给陈国瑞定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
然而陈国瑞难改莽撞的习性，回头就把曾国藩的话忘到了九霄云外。曾国藩看到这种情况，决定给他来硬的，于是，他向朝廷请旨撤去陈国瑞的军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陈国瑞，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陈国瑞这一回不敢再放肆，乖乖地听从曾国藩的指令。
用人不能只采用一种手段。若是仅仅给予他们恩惠，则难免会让他们有骄纵之心；若是一味采取强硬手段，则会激起他们的反叛之心。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刚柔并济，才能让他们真心依附。刘铭传与陈国瑞这样的将领就像是一匹烈马，虽有日行千里之能，却难以为人所用，若不驯服就收于帐下，迟早会惹出大乱子。曾国藩素来爱才，对于这种百里挑一的人才，自然是不会放过。同时，曾国藩也明白，必须收服他们才能有大作为。于是，曾国藩软硬兼施，既给他们以压力，让他们惊惧；又给予他们恩惠，使他们常怀感恩之心。这样，他们于情于理都不能跟曾国藩对着干，而被曾国藩收归己用。
7．赏罚必须分明
用人必须赏罚分明，才能使人心悦诚服。赏罚分明是曾国藩用人的一项基本原则。曾国藩为湘军统帅，若不能赏罚分明，则必然招来部属不满，众人离心离德，如何还能与太平天国相抗衡。因此，曾国藩治军极严，有功即赏，有过则罚，绝不徇私。他说：“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辈，”“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兴。”
曾国藩治军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论功行赏，对于作出突出贡献的人予以重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如果有功不赏，则会挫伤将士们的积极性，使军队的战斗力下降。曾国藩对于作出贡献的将士们，向来是不惜赏赐的。
湘军与太平军作战，一路势如破竹，连续攻克湖南岳州、湖北武汉与汉阳。那些打胜仗的湘军将领们自然受到朝廷的赏赐，而那些出生入死的士兵们却没有。曾国藩认为对那些士兵们也应该予以赏赐才行。
曾国藩想出一个办法，决定打造100把精美腰刀，并在刀身上刻上“曾国藩赠”，而且在每一把刀上都刻上了编号。
曾国藩本来是要将100把刀都送出去，后来转念一想，决定只送50把，才能彰显那些有大功的军官。曾国藩特意安排了一个隆重的授刀仪式。参加这个仪式的有湘军将近400名军官，所有的人都穿着朝服，等着曾国藩的赏赐。
曾国藩命令士兵把装有刀的木箱抬上台去。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编号第一的那把刀应该送给谁。曾国藩用低沉的嗓音高喊：“湖南水路提督塔齐布！”他随后陆续颁发了49把腰刀。从这以后，曾国藩所赠的腰刀成为湘军的一个重要的荣誉。湘军将士人人都想得到这么一把腰刀，因此在打仗中个个奋勇争先。这就极大地提高了湘军的战斗力。
曾国藩赏罚分明，凡是有大功者，他都上奏朝廷给予其封赏。每一次取得战争的胜利，曾国藩从来不会提自己的功绩，总是把主要将领的功绩报给朝廷。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之后，曾国藩的湘军集团的首脑人物，个个都成为督抚级别的封疆大吏，镇守一方，其他大小文武官员更是数不胜数。其中最厉害的两个人就是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人成了继曾国藩以后的朝廷的中流砥柱。
曾国藩对于那些有功的将士爱护备至，总是想办法提携他们。雷嘉澍是德兴县知县，他是一个刚正不阿、品行端正、勤于政务的人，对百姓爱护有加，深得百姓的爱戴。但是，因为德兴县失守，他被江西巡抚毓科弹劾，被罢免了官职。这时，恰逢太平军的一支赖文鸿等人逃往德兴。左宗棠素知雷嘉澍的为人，就请他召集兵勇，训练兵丁，阻挡赖文鸿等人的逃窜。最后，雷嘉澍在五村地区与左宗棠的官兵会合，齐心协力，会战太平军，大获全胜。
曾国藩知道这件事后，立刻上奏咸丰皇帝，向咸丰皇帝陈述了雷嘉澍的功绩，请求咸丰皇帝撤销对他的处分，让雷嘉澍到自己的军营内听差，以观后效，再加提拔。
对于那违反军令、不听指挥调度的人，不管那人曾经立下过多大的功劳，曾国藩也绝不留情面，该罚则罚，绝不姑息。李元度跟随曾国藩很长时间，即使在曾国藩屡战屡败、难以支撑的时候，李元度也没有离开。两人感情深厚，曾国藩自称与李元度“情谊之厚，始终不渝”。但是，在李元度失去徽州的时候，曾国藩依然不留情面地向朝廷弹劾了他，使他罢官去职。
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徽州。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前去救援。李元度不长于兵法，曾国藩放心不下，生怕有所闪失，于是一再告诫他要坚守徽州，尽量不要出城迎战。然而，在李世贤攻打徽州的时候，李元度还是违背了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出城交战，结果一败涂地，把徽州丢了。曾国藩为严肃军纪，决定上疏弹劾他。他的幕僚们纷纷劝他，李鸿章也劝他不要这样做，甚至有人指责他背离恩义，有失恢弘之气。但是曾国藩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上疏弹劾李元度。此事传出，三军无不凛然。
恩威并重是一种最有效的治军方式。曾国藩身为三军统帅，要掌理三军事宜，若不严肃军纪，则军队涣散，调度不灵，难以御敌，所以，必须处罚违反军令者。但是，如果只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军队，则会失去军心，所以，必须示人以恩，赏当赏者。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一支纪律严明、军心凝聚、所向无敌的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