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原则使曾国藩在官场中一直不去树立政敌，即使政见不合，也不会闹到互相敌对的地步。曾国藩对左宗棠有知遇之恩，一手将他提拔起来。但是左宗棠恃才傲物，说话尖酸刻薄，屡屡伤害曾国藩。曾国藩对此不予正面回应。在与郭嵩焘的信中，曾国藩这样说道：“盖大非易辨，似是之非难辨。窃谓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知人诚不易学，晓事则可以阅历黾勉得之。晓事则无论同己异己，均可徐徐开悟，以冀和衷。不晓事，则挟私固谬，秉公亦谬；小人固谬，君子亦固谬；乡原固谬，狂狷亦谬。重以不知人，则终古相背而驰，决非和协之理。故恒言皆以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唵暧，即为小人。故群誉群毁之所在，下走常穆然深念。”
曾国藩对待自己的下属也是采取“与人为善”的原则，这使得他的下属们对他崇拜有加，把他当做为人处世的楷模。曾国藩在父亲的教诲下，从小养成了早起的习惯。他每天天不亮就起，然后召集幕僚们一起用餐。幕僚欧阳兆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在席间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了。其实曾国藩早就发现手下的人对这做法有意见，既然他们提出来，曾国藩也就借坡下驴，干脆把这事免了，省得让大家都不痛快。
按照与人为善的原则为人处世，使曾国藩周围人才聚集，事业发达，终至达到儒家所说的“平天下”最高境界。
4．多检讨自己。少苛责别人
任何一个人与他人相处，都难免会发生冲突与摩擦，这个时候，不应该去指责别人的不是，而应该主动地反省自己，检讨自己的不是之处。曾国藩能够拥有好人缘，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曾国藩说：“行军之道，贵在人和而不争权势，贵求实效而不尚虚名。”举大事者不拘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
当沈葆桢扣留江西厘金的时候，曾国藩写信给他，语气极其委婉地说：“幸俄顷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人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曾国藩在自己的日记里进行自我反省，说在这样大乱之时，沈葆桢这样的举动算不上傲慢无礼，自己不该忌恨，还是要以“和”为上。曾国藩还说：“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
曾国藩认为，不应该拒绝与怨恨自己的人相交往，因为这些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最敏感的人，也是最直言不讳地指出自己缺点的人，与这些人相交，可以避免犯很多的错误。当然，与这样的人相交，需要有勇气和宽广的胸怀。否则，当他们对自己进行抨击的时候，自己就会认为他们是在借故找碴儿，认为他们是不怀好意的，就可能不接受他们的意见，就会失去提升自己的机会。
曾国藩曾经与左宗棠不睦。左宗棠曾经三番两次地指着曾国藩的鼻子批评。言辞激烈，毫不留情。但是曾国藩并没有记恨他，而是依然真诚地和他保持来往，并从左宗棠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同时，他诚恳的态度也让左宗棠很感动。
为何要以和为贵？曾国藩说：“贵在奖之以好言，伏之以禀给，见一善者则痛誉之，见一不善者则浑藏而不露一字，久久善者劝，而不善者有亦潜移而默转矣。”
曾国藩强调不言人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是有缺点的。曾国藩认为，背后议论他人的短处，这不但不是光明磊落的君子行为，更会加深人与人之间的猜疑、排挤和诽谤。反之，若能以和气待人，日久天长，人也会受到同化，就会与人为善。
要和气待人，就必须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容人之量，保持自己的高远志向，还必须抑制自己急躁的脾气。有一次，一个下属前来禀报事情，因为此人办事能力极差，曾国藩大发雷霆，将其训斥一番。当天晚上，曾国藩就反省自己白天的行为，他在日记里写道：“近来事有不如意，方寸郁塞殊甚”，常发脾气，足见“自己器量不容，治心之不深也”。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心高气傲，无容人之量，经常大发脾气，呵斥别人。曾国藩时常写信劝导他：“弟须多方劝慰诸将无过忧郁。凡子弟生徒，平日懒惰，场文荒谬而不信者，则当督责之；至平日劳苦，场文极佳而信者，则当然慰之。弟所统诸将，皆劳苦佳文之生徒也。余中厅悬八本堂匾，跋云：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弟久劳之躯，当极求少悸怒。”
曾国藩认为和气待人不仅是旁人的福气，也是自己的福气。暴戾之气太重，则会导致家庭不和、兄弟反目，招致祸端。曾国藩志向远大，却曾因一着不慎，被朝廷下令在家守制，于是郁结难平，经常在家里发脾气，经常与弟弟发生口角，就连弟媳妇也未能幸免。直至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曾国藩陷入深深的悔恨之中。他在以后的家信里多次检讨自己的行为：“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竞，所言皆锱铢细故。洎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及！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少抒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功成名就后的曾国藩逐渐开始研究老庄之学，这使得他对于“和气待人”的理解更加深刻，他开始对自己的后代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使他们养成温和的性格。曾国藩一生功业巨大，德行超拔，立言甚多，能够做到这些，恐怕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严于自省、和气待人。
5．治心当以“广大”二字为药
人们常说“得人心者得天下”。曾氏一门盛极一时，当时天下无出其右，这种尊崇在满族贵族统治下的朝廷中几乎是不可见的，但是曾国藩做到了。曾国藩以“广大”两个字赢得人心，赢得辉煌的人生。这在曾国藩与左宗棠的关系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曾国藩与左宗棠在很多事情上总是意见相左，磕磕绊绊的事情没少发生。曾国藩死后，大家都以为左宗棠不会去祭奠，可是左宗棠不仅亲自去吊唁，还给曾国藩儿子的写信，表达自己对曾国藩的尊敬。左宗棠这样说：“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左宗棠送的挽联说：“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左宗棠清楚地表明了自己与曾国藩的争执并非争权夺利：“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
左宗棠虽然很有才华，但是却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1852年），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升为“刑名师爷”，后来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6年之久。他和曾国藩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经常意见不一致，容易起分歧。
有一次，曾国藩幽默地对左宗棠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他把左宗棠的名号“左季高”3个字巧妙地嵌了进去。左宗棠生性桀骜，言词尖锐，锋芒毕露，绝不示弱，立即这样回敬道：“藩侯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他也把“曾国藩”3个字嵌在其中，并嘲笑曾国藩不懂经济学问。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攻打太平军，却失败而归。曾国藩急怒攻心之下欲投水自尽，幸为下属所救，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到省城。左宗棠听说这件事后，立刻跑到曾国藩面前，指责曾国藩说，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速死非义，何必出此下策。左宗棠的一番话，说得曾国藩无言以对。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父亲病逝。曾国藩闻讯后，立即放下手中军务，返回家乡奔丧。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不待君命，舍军奔丧的做法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当地的官绅们也都纷纷附和左宗棠的说法，这使得曾国藩一度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后来，曾国藩奉命率师援浙，路过长沙时，他特地登门拜访了左宗棠，并以“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12字为联，请求左宗棠篆书，以表谦抑之意。
尽管左宗棠与曾国藩不和，但是曾国藩并没有因此忌恨他，因为他明白，两人之所以会有那么大的矛盾，主要是集中在国事上，并没有私人矛盾。相反，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向清廷举荐左宗棠，他说左宗棠“深明将略，度越时贤”，这也显示出他大度待人的精神。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因为他的保举，左宗棠才能够一展抱负与胆识。
在与左宗棠的交往过程中，曾国藩对他始终以兄相称，尽管自己比左宗棠大一岁。面对左宗棠咄咄逼人的气势，曾国藩总是以宽广的胸怀予以包容。有一回，左宗棠因为得罪满族权贵官文而获罪，即将被“就地正法”。曾国藩立刻联合郭嵩焘、陈寿荪、肃顺，联名向咸丰皇帝保下左宗棠，于是有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说。左宗棠不仅逃过一劫，而且得到咸丰皇帝的重用。
湘军打下天京后，曾国藩上奏朝廷说洪幼主已死，而左宗棠却上奏说，洪幼主逃了，两人因此闹得非常不愉快。幸好朝廷忙于太平天国的事情，没有追究曾国藩的欺君之罪。但是曾国藩、左宗棠两人却因此断了来往。然而当左宗棠任陕甘总督平定回民起义时，曾国藩为其积极筹饷，未曾少过一两银子，做到了不因私废公。
曾国藩与左宗棠两人虽然是有争吵，甚至最后8年间从来没有过任何来往，但是，曾国藩却以其博大的胸怀赢得了左宗棠的尊重。这就是博大胸怀的力量。曾国藩总是以其博大的胸怀来处理和别人的关系，最终赢得人心，赢得成功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