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不论有多大的实力，总是会受到其他人和环境的牵制，想要长久发展，就必须认清时务，顺势而为，否则，在暗潮涌动之下很容易在阴沟里翻船。曾国藩审时度势，在与朝廷的博弈中取得了最大的利益。
4．察时势以定行动
所谓“时势造英雄”，事实上并非是时事造就了英雄，而是英雄看清时势，顺势而动，成就了自己。带兵打仗也好，官场经营也罢，如果只一味向前，不知洞察时势，必定会陷入困境。曾国藩也曾经因为不能把握时势而险遭危险。在官场混迹多年，曾国藩总结出了这个道理，不知变通，注定难以成功。
曾国藩率领湘军第一次出战就惨败而回。朝廷下旨革了曾国藩的职，降二级调用。后来，在武汉与太平军的一场交战中，曾国藩取得大胜。然而朝廷却出尔反尔，没有依言给予封赏。紧接着的几场战斗，曾国藩难以克敌制胜。一时之间，朝廷上下议论纷纷，曾国藩难以忍受。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以父亲病逝为由回家服丧。曾国藩回家守制是不得已而为之，为了引起朝廷的重视，他必须退隐，等待朝廷启用。
曾国藩假期过完，仍然没有回军营，还在家中守制。咸丰皇帝下诏令他带兵出征。曾国藩上疏道：“自问本非有为之才，所处又非得为之地。欲守制，则无以报九重之鸿恩；欲夺情，则无以谢万节之清议。”曾国藩为了能够获得军权和职位，决定再下一剂猛药，他趁机提出要在家中终身守制，故意提出请求辞去兵部侍郎的职位，还说“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
咸丰皇帝看出了曾国藩想向朝廷要权的意思，然而那个时候，战场的形式已经好转，没有曾国藩一样可以继续打仗。所以咸丰皇帝准了曾国藩的奏请，削了他的兵部侍郎职位，收回了兵权，并说：“江西军务渐有起色，即楚南亦变肃清，汝可暂守礼庐，仍应候旨。”
此时的曾国藩才知道自己作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但是为时已晚，无奈之下，只得继续在家守制，静候时机。
曾国藩虽然在家，但是他并没有忘记要回战场。他是湘军的创始人，湘军的各个将领都是他一手栽培的，尽管他已经削职在家，但是他依然和湘军将领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希望通过他们再次回到战场。湘军的将领们不断地向朝廷上奏，希望能够让曾国藩重回战场。但是，当时各路大军纷纷传来捷报，战争形势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咸丰皇帝以为没有曾国藩也一样可以，所以终究没有起用他。
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攻打江浙一带，并将常山等地攻克。胡林翼趁机上奏，咸丰皇帝不得不下旨令曾国藩出山。曾国藩当即受旨，火速赶往军营。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途中，咸丰皇帝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持。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商讨此事，最终采用了李鸿章的建议。曾国藩上疏道：“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而实际上曾国藩一直按兵未动。
后来，时局变化，清政府与英法联军和谈，不再需要护卫。而那些接到谕旨后立刻赶往救援的巡抚们来回做着无用功，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安庆之战对于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场战争的胜利与曾国藩善察时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后，朝廷一片恐慌，此时八旗军已经没有能力护卫朝廷，只能依靠曾国藩的湘军。于是清政府立刻重用曾国藩。
事实上，曾国藩在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就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持的命令，然而他正率领湘军攻打安徽，无力调兵东下。清政府以为曾国藩想趁机要权，于是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
曾国藩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重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因此，他坚决抗旨，不改变自己的战略方针，仍将攻打安徽为首要任务。虽然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几次波动，但是曾国藩总是能够灵活地应付，最终攻陷安庆，扭转了战争形势。
5．把握好“懦”与“勇”的时机
世上之人，有的懦弱，有的刚勇，这两种人如水火不相容，很难调和，然而这两种人都是难以成就大事的人。究其根本原因，就是不知变通，做事过于死板。懦弱之人，一味地退却，什么都得不到；刚勇之人，一味地向前，最终碰得头破血流。曾国藩成功的经历告诉人们：一个人要成功，无所谓“懦”与“勇”，关键是要把握好“懦”与“勇”的时机，该懦之时就懦，该勇之时当仁不让。
清朝吏治腐败，政治风气更是让人难以接受。从道光年间起，官场之人就日渐委靡，人才逐渐凋零，敢于直言者越来越少。这与当时皇帝昏庸无能，喜好听阿谀谄媚之语有很大关系。《瞑庵杂识》中记载关于历经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大学士曹振镛的故事。曹振镛历经三朝，声誉日隆。有一门生问起缘故，曹振镛说：“无他，但磕头，少说话。”在这种风气之下，初人官场的曾国藩反其道而行，挺身而出，直言进谏，为他以后的发达奠定了基础。
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咸丰皇帝下诏求言，曾国藩借此机会，向皇帝上疏，力陈时弊。在数次得不到皇帝回应的情况下，曾国藩开始对咸丰皇帝展开了批评。在封建王朝里，即使皇帝有做得不好不对的地方，官员们也不敢直言，何况是在晚清那个年代，皇帝昏庸，这样做很容易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但是曾国藩就这样做了，他在奏折上历数咸丰皇帝的不是。
曾国藩这样做冒了很大的风险，但是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具有的风骨。在众人都唯唯诺诺、碌碌无为的时候，他挺身而出，表现出了刚勇之气。这无疑是给昏昏欲睡的皇帝和众大臣们当头一棒，虽然惹得皇帝不高兴，但是也在皇帝心里留下了一个敢担当、有抱负、可委以重任的印象。事实证明也的确如此。在太平军节节胜利的时候，满朝文武难以找出能与之对敌的人，最后还是起用了曾国藩。金梁在《四朝轶闻》中写道：“曾国藩因上圣德疏为文宗所特知，谕祁隽藻日：‘敢言必能负重。’故其后遂倚以平乱。”
曾国藩此次上疏看似鲁莽，但却与他日后的成功有莫大的关系。咸丰皇帝从曾国藩的奏折里看出曾国藩是一个敢于言语的人，由此判定曾国藩是一个可以倚重的人。这一道疏对曾国藩的个人前途甚至整个清王朝的兴衰都有很大的影响。
曾国藩对于自己的果敢行为的思想基础作了分析，他在家书中写道：“我踏入仕途已经多年，久已领略京城的境况风气。那些身居高官的要员故意显示自己宽厚，以提高自己的名望，对部下姑息纵容、一团和气。对这种情况我知道得很清楚，但自己多年养成的秉性并没有因此而磨平，反而变得越发慷慨激烈、果敢亢直。我心里打算稍稍改变一下社会上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分黑白、不着痛痒的难以破除的风气。不过纠正偏差难免会超过原有的限度，有时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颇，因此经常招致怨恨，被人议论纷纷。然而，真正的有道君子对待他人，本来就不应当仅仅拿中庸之道来苛责，还应该同情体谅他人之所以被刺激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曾国藩在这封家书里详细地论述了“勇”，即他说的“果敢”。没有果敢之气，难以匡俗济时。曾国藩认为，人不能仅仅以中庸之道来对人，因为那是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做法。同样，曾国藩也意识到，太过于果敢，不分时机和场合，则会招来怨恨，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
“懦”与“勇”是为人处世的两种方式，一个成功的人必须同时具备这两种能力，并且能够把握时机，该“勇”时决不退缩，该“懦”时也决不逞强。这是一种智慧，能够灵活运用这处世方式的人，必定能够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并且能够一飞冲天。曾国藩在这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他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凭借刚勇之气，取得了成功；在与朝廷博弈的过程中则处处示弱，赢得朝廷的信任。郭沫若先生评价曾国藩说：“因当惧而惧，不失为勇者；因当勇而勇，不失为智者。”
6．不断地改变自己以应付新环境
人不能一生都维持一个状态，必须随着环境的不断改变而改变自己，才能适应新的环境，走向成功。曾国藩说：“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一生何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出，曾国藩之所以能够长保富贵，就是因为他总是能够适时地改变自己、提高自己，以适应新的环境。在不同的位置上，曾国藩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求生存、争发展。
在官场上纵横的曾国藩是一代大儒，儒家思想根深蒂固。但是，他并不局限于儒家思想的束缚，而是杂以百家思想，在官场上运用权术，为自己谋得发展。曾国藩是一个灵活的人，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形势、处境和自身地位的变化，他不断地调整自己，用不同的学说来经营自己的人生。
欧阳兆熊认为，曾国藩的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则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大体上将曾国藩的一生进行了客观的概括。
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儒生，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官场，他主张修身养性，以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在京城为官的曾国藩一直奉行这个思想，拜唐鉴、倭仁为师，研究程朱理学，并将其发扬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这套学术思想一直贯穿曾国藩的人生。
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曾国藩受命创办团练，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这时候，法家思想在他的思想里占了上风，他主张法家严刑峻法的思想，主张乱世必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曾国藩曾经表示，即使因此得残酷之名也在所不惜。在实践中，他也确实是那样做的，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残忍无比，肆意屠戮，因此得了一个外号“曾剃头”。他认为儒家思想在乱世已经行不通了。
等到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他也功成名就，他开始有了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因此他既不再主张儒家积极人世的思想，也不再以法家严刑峻法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而是采用老庄无为的思想，在名利面前须存退让之心，方能长保富贵。因此，在太平军即将被消灭的时候，曾国藩就已经开始着手将权力还给朝廷，遣散湘军，放下军权，大有功成身退之意。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逐渐打消了朝廷的猜忌，保住了自己的晚节。
从曾国藩的处世方式来说，大体上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谋划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持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何贻馄说：就曾公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渐臻成熟、无以复加。泊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退矣。
初入官场的曾国藩年轻气盛，抱着一腔爱国热忱，任谁也不放在眼里，因此得罪了不少同僚，受到他们的排挤；甚至连咸丰皇帝也都给得罪了，还差点丢了性命。这时，他本着积极人世的思想，以天下为己任，虽然最终赢得同僚和皇帝的尊重，却没能获得皇帝的信任。他积极创建湘军，以一个文官而带兵打仗，为朝廷出生入死，最终却被贬谪在家。
曾国藩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于1858年（咸丰八年）再次出山。这时的曾国藩已经不再是那个年少轻狂的人，原来那个有棱有角的曾国藩逐渐变得圆通。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重新出山后的曾国藩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以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几天下来，曾国藩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这样，许多人明显地感觉到曾国藩像变了一个人。曾国藩的不断的改变使他走出人生困境，走向光明，迎来了人生发展的辉煌时期，成就了不凡的人生。
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客观环境的不断变化要求人们必须随之变化，才能适应环境的变化，才能够在新的环境里继续前行，保持进步，才能拥有理想的人生。曾国藩也是在不断的改变中，逐渐地摒弃自身不适合现实的东西，才取得了成功。
